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0)到省考试局开会，结识了李副局长

我的农垦中学十年(2420)到省考试局开会，结识了李副局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省考试局李大维副局长分管高考阅卷、招生录取等工作。

我当时被赖瑞光校长任命为农垦中学教导主任，陈良兴副主任负责年级组管理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陈汉章副主任负责教研组管理和高三年级备考复习及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陈汉章副主任的大哥时任省考试局副局长，每到高考期间，一般都是陈汉章去参加考试局召开的会议。有一次他因事不能分身，我去参加省考试局会议时，主持会议的李副局长点名农垦中学陈汉章时，我举手表示来了。

 散会后，李副局长让我留下来，询问缘由。

 我向他解释之后，他就问我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那个年代，在海南，人们只看一眼对方，不用问，就知道他是本地人还是“大陆人”。

真诚、坦率、无拘无束的交谈，不仅仅让我们互相了解了对方，相见恨晚；而且在后来他分管的工作中，经常找我去协助他。

 特别是1993年农垦中学高考升学率一举夺得海南省第二名，直逼雄踞海南省第一的海南中学，被时任教育厅谢峰副厅长逢会必讲农垦中学“低分进高分出”的经验值得推广之后，李副局长更是重视农垦中学的高三年级的工作。他特别赞赏1994年由海南中学教导主任吴荫华发起的，邀请农垦中学、华侨中学高三年级参加的校际联合集体备课活动。

 当吴荫华主任刚提出这个建议时，我真是思绪万千啊！

还记得，1990年，我刚调到农垦中学不久，赖校长第一次带我去海南中学，参观他们的校园、校容、校貌，较之农垦中学，更规范、整洁、漂亮，与省一流重点中学名实相副。赖校长还特地带我去拜访一位海南籍的副校长，据说他的夫人是武汉人。在客厅坐下后，赖校长介绍我说：“李培永是我们刚刚从华中师大一附中引进的武汉人，……”

 那位副校长打断赖校长的话，对我说:“武汉华师一附中那么好，你调到农垦中学来干嘛？”

 话不投机半句多。赖校长哈哈一笑，寒暄两句，我们就道别回来了。

吴荫华主任与我是在海南评选首批特级教师时相识，评上特级教师后，我们都被聘为海南省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经常一起开会而相知相熟，于是有了“三校高三联合集体备课”制度和活动，开启了海南省重点中学校际教师集体备课之先河，大家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同研究高中毕业班的教育教学、定期诊断高考复习备考的“疑难杂症”、切磋应对教育教学及高考改革的方式方法。

 在考试局李副局长和省教研室田厚谦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三校教导主任吴荫华、李培永、张新州开会制定了“三校高三集体备课制度”：

       一、高三上学期开学前一周的周一下午两点到六点，三校全体高三老师到海南中学小会议室集中，海南中学吴荫华主任宣布上学期集体备课的任务和要求；布置第一次集体备课两周的计划，要求各学科落实到每一节课。每一次各学科集体备课必须有中心发言人，第一次各学科的发言人请海南中学的老师担任。主讲该学科两周的教学要点、重点和难点，并确定研究课的时间和班级，届时三校该学科老师都来听课评课。

        二、每两周举行一次三校集体备课，每次安排在周一下午，四个小时时间，分学科备课、上研究课、评课。依序为海南中学、农垦中学和华侨中学，教导主任领队，高三年级主任负责组织工作，各学科备课组长负责备课工作。

        三、三校负责总务工作的副校长和总务主任切实做好后勤保障，保证安排好备课地点及茶水；在学校食堂安排好老师们的工作晚餐。

 吴主任创建并实践了两三年的校际集体备课制度，毋庸讳言，对那几年三校的高三年级复习备考的积极作用和有目共睹的效果。也难以言明其无疾而终的复杂原因。

 1994年高考结束后，李大维负责领导高考阅卷工作，通知我与吴荫华去海南师范学院高考阅卷点负责作文组的阅卷工作。

 我们第一次在高考作文阅卷作文组合作，吴主任说：“你坐镇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我懂海南话，负责巡视各小组阅卷动态，每天上、下午最后半小时时间碰头，研究阅卷进度和阅卷质量。”

 我建议，“我们两个人和各小组负责人，是不是要加强复查工作的重点，各小组组长复查重点，放在第一次参加作文阅卷的老师的试卷上。如发现三次不能按作文评分标准给分，小组长要及时向我们反映，迅速采取措施。我们两人的复查重点放在特高分段和特低分段，如不符合评分标准要及时纠正。按照李副局长的要求，凡是发现问题需要改分，必须在组长或副组长的监督下，谁评分的，谁负责改分，并在改动处签名。然后，我和吴主任谁在场谁签名，必须在改分老师的签名下面签名。”

 第四天上午，吴主任巡视时，发现一对搭档为一份试卷的作文评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请他们到办公室来谈谈具体情况。

 这一对搭档，一个是中年教师，一个自报是海南师院硕士研究生。中年教师认为研究生给那篇作文评分太低了，请研究生考虑是不是再看看，可否提高一两个档次给分。研究生认为没有必要了，说这个学生的作文就不能叫作文，给他最低档次的分数都高了，拒绝改分。中年教师就拒绝签名。

 吴主任同意中年教师的意见，那位研究生说了一句：“怎么都是这种水平？”不辞而别。他站在办公室门口那里，回头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

 吴主任忍不住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这种水平，当他的导师都绰绰有余，你说，我们两人是不是有带研究生的资格？不就是一个硕士吗？”

怎么办？我和吴主任商量后，请示李副局长，把他调去改阅读题吧。经李副局长批准同意，我去通知那位硕士，又没有想到，他再次不辞而别，干脆不参加高考阅卷了。

  我和吴主任都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个性问题，哪个人没有一点个性？从他所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应该说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失败，是从小没有重视对孩子们的“规则意识”的教育醸成的结果。在社会中，与人交往基本礼节古已有之；在工作中，必须尊重他人的意见或建议，必须遵守公共规则等等。

 作文阅卷少了一位“研究生”，丝毫不影响我们阅卷的进度和质量。

 李大维副局长对我们作文组的阅卷工作非常满意。

 李副局长无论负责什么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始终坚守在第一线，高考阅卷十几天，他总是第一个到现场，最后一个离场。不论现场发生什么情况或问题，第一时间都可以看到他，而且可以得到他的明确答复。真是一位勇于担责、敢于拍板的从京城教育部来的内行领导。

 李副局长还是一位重感情、乐于助人的好领导。

 1993年海南省高考录取场设在儋州市农垦蓝洋农场宾馆，照惯例农垦中学陈汉章副主任常驻蓝洋农场招待所，负责及时处理学生录取时遇到的问题。我的小女儿正是这一届参加高考，我也去蓝洋农场招待所等待录取喜讯。

 第一志愿录取即将结束时，我接到高中学友、美籍华人胡慧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问，问我女儿高考成绩及报考志愿。我高兴地告诉她：“考得很好，据可靠信息，第一志愿录取上海外国语大学没有问题！”

  没有想到，胡慧一句话让我不知所措，她说：“学四年英语毕业后，来美国干嘛呢？英语只是一个语言工具呀！一定要报考一个专业，比如国际贸易呀，将来来美国才有事可做啊！”她言之有理，言之凿凿。谢过之后，立即打电话回家，与老伴、女儿商量，我们一致认为，胡慧的越洋电话来得太及时了，就按她说的意见办。我们主动放弃第一志愿，争取第二志愿到东北财大去读国际贸易专业。幸好女儿第二志愿表中第一志愿报考的就是东北财大。

 当晚找到李副局长询问录取工作进展情况，向他说明我女儿的想法，请他帮忙。他考虑了一会儿，立即电话通知录取组，将我女儿的档案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拿出来，先放到第二志愿录取档中，等他回去处理。他对我说：“你再晚一步就麻烦了！怎么到这个时候想起来换专业呢？”

 他听我说完老同学的建议后，不由得称赞起来，“还是在国外生活的同学眼界不一般啊！”

在李副局长的大力帮助下，我的小女儿如愿被东北财大录取，四年之后，又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帮助之下，如愿赴美留学，开启了她幸福的人生！

真是难以想象，当年如果没有热心助人的李大维副局长在女儿人生关键时刻助力一推，女儿的人生轨迹难得如此圆满！

永远难忘李大维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