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155。硝烟弥川

巴郎。《拾旧沙河梦》155。硝烟弥川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155。硝烟弥川

《四川十条》发布，刘张平反复出，又见生天。这两位50年代宜宾民众眼中的传奇英雄，经过与李井泉廖志高多年的暗斗明争，经历了被批斗打压关押而四处求告无门的处境，而今重掌权力，卧薪尝胆，积几年来起伏跌宕的经验教训，深切感受到权力的重要。

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文革的青睐，所以，刘张以中央文革马首是瞻，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为推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而奔走效劳，欲将四川作为中央文革的“样板田”。他们权力欲膨胀，一方面试图架空张梁首长，把权力集中到自家两口子手中，成为川省太上皇，大权在握气焰熏天; 另一方面则支派压派，挑动派性斗争，压制不同意见，使自己主政长治而久安。

5月初，当刘张刚出来时，正是蓉城造反派联合起来，携手对付保守组织产业军的时候。此时，八二六派和红成派正为《四川十条》的发布而兴高彩烈，为重见生天而扬眉吐气。他们把刘张看作为手执中央文革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是真真彻彻的自己人，因此，两派都同声赞扬和支持刘张主政。刘张本身靠造反起家，他们进入省革筹，应该说对造反派相当有利的。

事实也确是如此。早在4月中，文革旗手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讲过一句话：“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其内涵是指，当时的成都军区，是保守组织产业军的后台; 而武汉军区，则是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靠山。两地军区，都还在试图维系传统旧有秩序，阻碍文革发展的进程。江青同志的指示，隐略地示意两地的造反派，去冲击两地的顽固保守军区，揪出“军内一小撮”，使军区转变观点立场，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作为中央文革的心腹，刘张自然是秉承恩主旨意，心领神会，借机公开批评指责时任成都军区领导，为造反派张目撑腰，怂恿造反派打压保守组织，这不能不使人疑心成都的川棉武斗和132厂武斗是造反派主动进攻的结果。

67年5月，拥护和反对刘张的两派，在泸州隆昌等地发生武斗。情况反映到省革筹，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打击异己，刘结挺乘机鼓动：“对立面不但要打隆昌、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张西挺也趁势说：“我如果在隆昌，我就有自卫的权利”。在刘张煽动下，拥派势力于5月6日策划，调集了10个县的5000余名武斗人员，攻打泸州纳溪合江等地，打死274人。另有1人侥幸死里逃生：当他的孩子们到停尸房为他收尸时，发现他还有一口气。此外，文革期间，数以千计的宜宾人在两派武斗中，或私刑拷打下伤残死亡，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然而，刘张与造反派的蜜月并不久长。在保守派土崩瓦解之后，造反派失去了对立面，其内部，由于争权夺利，立场观点的不同，形成派系，蓬勃汹涌地开展起派性武斗来。或许是在其位行其政，从刘张本身的立场上，不可能永远在这相互对立的两派中和稀泥搞中庸，不可避免地因为某些举措而取悦一方而引恶另一方，最后不由自主地置身于派性武斗的风口浪尖，导致丢官弃职，身败名裂。

据说，成都造反派派性武斗的起因，是因为《四川十条》中一句话：八二六要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加强团结，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什么叫“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依八二六派的解释，那是指红成派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但它曾一度协助过镇反，是犯过严重错误的组织。红成派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段文字，不论是字面上或是内涵中，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红成派认为，八二六派是在咬文嚼字，挖空心思地诽谤贬低对手，从而拔高自己，好在将要成立的省革委中排挤对手，多占席位。两派后来剑拔弩张，不惜抵死内战，这段文字也是争端之一。

既然有了两派，两派又互相对立势如水火，不可共天，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依然是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为革命造反的两派指引了一条光辉大道崭新天地，将群氓们对文革的认知，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67年7月底，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派性斗争，江青同志在一次与造反派的座谈会上，振臂高呼“文攻武卫”。文攻指口诛笔伐，武卫指用武力捍卫，即是以暴制暴，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9月初，江青同志再次提出这个口号，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坚定执行江青同志的号召。

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借用毛主席和马列著作语录，割裂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断章截句，宣传“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使用鬼域伎俩腌臜计谋，攻击对立面的群众组织，掀起文革动乱。

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派系双方冲击军队、抢掠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致使全国武斗加剧，不断升级，流血事件频繁发生，打砸抢抄成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造成“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文攻武卫”的口号，之所以能立刻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呼应，对造反派众来说，双方自有其相当合理的根据，并不纯粹是愚蠢和盲从。文革这笔账之所以很不容易算得清楚，原因是在它的许多次事件中，都难解难分地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必须小心地进行剥离，才能将真相暴露出来。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敢于和乐于发动大规模武斗的一方，要么仗恃兵力雄，要么仗恃后台硬；或者是两者皆可仗恃。

就成都来说，八二六派得到刘张主政的省革筹的力挺，而红成派则有成都军区的撑腰，两派人数多，士气旺，都有市民支持，可说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关系网络，两派在中央，特别是中央文革都有靠山，或明或暗地，或明确地或隐晦地，表态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或今日支持这方明日又支持那方，和稀泥搞调合。地方和中央的嗳昧，暗中怂恿和鼓动，却反倒助长了双方的气焰，使其更形嚣张，使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巴郎 记于202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