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我祖父讲,当年我高祖父在唐山开滦煤矿赵各庄矿做矿司(相当于副矿长兼总工程师,与胡华即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是同事),我曾祖父在天津开滦煤矿总部办的洋学堂读书,洋学堂暑假特别长,为了避署也为了让他多学习就让他回老家读私塾。
私塾聘请的老学究严老夫子是秀才出身,对学生要求甚严,因此我曾祖父经常挨他用戒尺打手板子,手肿的老高,我曾祖父的祖母虽然心疼还得嘴上说打得好。
有一次我曾祖父被打急了,就跟严老夫子叫板,指着正在用的一本古言教科书说:您拿根针来,您往这本书里扎,您扎进去多少页我明天早晨背多少页,我背不出来您打我手板子,我背出来了您打您自己手板子。
严老夫子答应了,找来一根针,然后就把针往书里扎了下去。
第二天上课十几个同村同姓的本家男孩子们来上课,严老夫子让学生们先听我曾祖父背书。
我曾祖父背的很慢,而且是每页正文之外的“小批”也背上一背。
一直背到已经没有针扎的痕迹的页数以后,我曾祖父还继续往下背。
严老夫子随着我曾祖父的背书逐页翻着书,慢慢地脸上就挂不住了,喊了一声停以后,右手拿戒尺左手摊开手掌,狠狠的打了自己五六下,然后扔掉戒尺走出塾房。
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院子是两个串字的串联,从南向北依次是大门、二门、和内宅,后菜园。大门和二门之间有围房、账房和塾房。
严老夫子从塾房冲到账房,对正在和账房先生聊天的、我家掌事的、我曾祖父的二堂祖父拱手说:你们家孩子我可教不了,这个差事我干不下去了,今年的薪金我也不要了,告辞。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我曾祖父上门给严老夫子磕了12个响头,我曾祖父的祖父(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出面请一桌席,为严老夫子压惊消气,作陪的头面人物中有前村的举人老爷、六品官王冠祥(李大钊的父亲的亲表兄)和后村的秀才桓廷柱(其次子是国军骑兵二军(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解放后的全国政协常委何柱国将军的少校秘书),我曾祖父的祖父当堂认严老夫子为义弟。
三伏以后,我高祖父从唐山回老家接我曾祖父回天津上学,得知此事以后还要(假装)不依不饶的,作势要把我曾祖父用他自己的辫子直接吊到村口一棵树上抽打一顿,这时候村里另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曾在北京刑部大堂做事的、后来成为我的外祖父的曾祖父出场了,在他老人家的竭力劝说下,我高祖父才“不得不”善罢甘休。
从此以后两家一直礼尚往来。到了1920年代,我曾祖父还带着我祖父到北京西城区东观音寺胡同去给严老夫子的三公子拜年。这位严三公子也是我们家供出来念的大学,当时在史香崖进士家的私企石景山发电厂做工程师。我曾祖父已经是平汉铁路局局长啦,官比严三公子大、钱比严三公子挣得多,但是“辈分”却比严三公子小。
不过这种拜干哥们造成的辈分也没有那么严格。严三公子只有两个女儿,都没有裹小脚、都在北京女四中读书。我祖父读的是教会学校北京汇文中学。当时两家人的意思是结亲,我祖父愿意娶严家老大就娶老大、愿娶老二就娶老二。没想到半路上杀出来我祖母的舅父,……。
我祖父,后半辈子都在恨着我祖母的舅父。
五十年代,我祖父到北京去探望他的婶母时,还去拜访过那位差点成为他岳父的严三公子。那时候鳏居的严三公子热情地用饺子招待了我祖父,老爷子一共做了三个蒸饺,他自己吃一个,让我祖父吃两个。你说这饺子得有多大个儿?
哦,我祖父的同父异母的二妹妹大学毕业后是由严三公子通过著名体育播音员宋世雄的父亲(当时石景山发电厂的厂长)安排在石景山发电厂上班的,后来和她的一位男同事结了婚。石门战役后的1948年他们夫妇俩被地下党安排去石家庄井陉的微水发电厂做工程师,当年西柏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用的电可是我祖父的二妹妹和二妹夫参与发的。
后来,我祖父的二妹夫成了右派。
再后来,几年前我专门去井陉去看微水发电厂,到哪里才发现这是一座火力发电厂,并不是水力发电厂。微水发电厂只不过是地处微水镇。
又扯远了,赶紧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