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贵人（09）跟着张必锟先生学习教语文
张必锟先生是北京市著名语文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八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聘他为特约编辑，参与该社语文分编型教材初中《阅读》的文言文和高中《文言读本》的编辑工作。
1983年8月1日，人教社在洛阳召开分编型语文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备课工作会。到洛阳会议报到后，湖北省语文教研室张良谟老师在会议之前，接到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第一次全国备课会议主持人张定远先生的电话，让我把初一年级写的教改总结《试教初步》油印300份，带到洛阳参加会议。我们到会当天，张老师就带我去拜见刘国正和张定远先生，当时在酒店客房还有章熊和张必锟两位特约编辑。
张良谟老师把我介绍给四位语文教育教学的前辈时，张定远先生握着我的手，微笑着亲切地问了我的年龄之后，环视在座的各位说：“太好了！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国正先生看了，认为很好，已经在我们所的内刊第五期发表。我们已经寄发到各省市教研室了，可能很多执教老师还没有看到，明天给你三十分钟，在大会上再讲讲吧！”
我们回到客房后，张良谟老师说：“你真是太幸运了啊！第一次参加全国会议，就得到中国顶级语文教育教学大家刘国正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你要知道，刘国正先生不仅是人教社的副总编，还是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简称”中语会“）的会长；张定远老师是全国中语会的秘书长。你一定要认真准备发言稿，一定要讲好啊！不能辜负前辈们的信任，要为我们湖北省实验班的争气！”然后，与我一起讨论并商定了发言提纲。
第二天，我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执教老师的欢迎。当晚，再去客房见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又见到了章熊和张必锟两位特约编辑。
定远先生见到我后，立即向两位前辈介绍说，他叫李培永，是武汉华师大一附中实验班的执教老师。两位老师马上说，今天上午发言讲得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坚持实验到底，将来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后，就在那里倾听他们谈学论道。曾经不止一次听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天晚上才真正有了深刻体会。这天晚上的相遇，让我与他们这些中国一流的语文教育教学专家成了忘年交，三十多年不断得到他们耳提面命，才成就了我的辉煌。如果说，我在不惑之年没有本科学历而能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可以算是人生的辉煌的话。
1984年暑假，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第二次备课工作会议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人员去参观刘家峡水电站。
车到刘家峡水库，下车一看那水库中的黄河水呀，清澈见底！
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上游，距兰州市75公里。水库地处高原峡谷，被誉为“高原明珠”，景色壮观。水库湖面辽阔，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环境优雅，水质好，无污染，是甘肃省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和水上度假旅游胜地。既是一个良好的生态观光地，也是游览炳灵寺的必经之地。向阳码头以东，10里河岸白沙展露，绿柳婆娑，被称为"十里柳林"，景观奇妙，带给人一种回归自然、人在画中游的美好氛围。
我们的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库湖面游弋，那清澈见底的湖水，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传统观念。本来老师们都在甲板上欣赏湖光山色的，忽然飘起了细雨。老师们纷纷回到船仓里去了，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聚在一起，或聊天文地理，或聊所见所闻。
我们乘坐的游船上，除了中南五省的试教老师，还有北京、甘肃、陕西的老师们，人教社的编辑们也在这条船上。
而此时在船头的甲板上，章熊和张必琨两位老师迎着和风细雨，用俄语高唱五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这幅动人的画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后来与两位老前辈交往越来越密切，对他们的了解更多了。原来他们不仅仅是实验教材《阅读》的特聘编辑，早年还是北大、清华中文系的高材生。据说，当年他们在北大清华读书时，琴棋书画，无所不能。都是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张必琨老师的钢琴演奏水平很不一般，他家里书房那架钢琴伴随他到老，每天写作之余，都要自弹自唱自娱自乐一会儿。老一辈语文老师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啊！
1985年9月21日上午第一二节课，北京名师、人教社特约《文言读本》编辑张必琨老师，应邀来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中语文实验班，上诵读示范课。
下课后，张老师与湖北省高中语文实验班的执教老师座谈诵读教学有关问题。（见附录）
1986年8月，人教社在山西太原召开高中分编型教材备课工作会议。会议安排了一位老师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师的示范课居然还是那种传统的文言文“串讲法”，即老师一边读课文，一边逐字逐句翻译串讲。听课老师在下面议论纷纷，周正逵老师当机立断，立即在会场找到了张必琨老师，让他马上准备去上一堂真正的诵读课，就去台上安排学生，组织会议去了。留给张老师的准备时间不到二十分钟。
还是那个班的学生，张老师走上讲台，微笑着对学生说，今天要辛苦你们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上一节文言文，我的上法跟刚才那位老师不一样，希望你们能喜欢！
简单的开场白后，张老师就把课本放在讲台上，走到学生中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遍要教的课文。刚背完，台上上课的学生和台下听课的老师就热烈鼓掌。然后，张老师指导学生开始操练诵读，方式非常灵活，或自读，或齐读，或领读，或轮读（一部分学生读，一部分学生听）。张老师一直在学生中间空着手走来走去，挥洒自如，学生兴趣盎然。一节堪称典范的文言文诵读示范课，展示了张老师的坚实的文言功底和高超的教学能力！更让全体实验教材的执教老师明白了文言文诵读教学法的真谛。
1986年9月22日至10月24日，我与张必锟老师，还有江苏的朱泳燚老师，住在人教社招待所，参加《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那一个月，与必锟先生朝夕相处，亲承謦欬，如坐春风，胜读十年书。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65年高中毕业，都是学习人教社的各学科教材长大的。每学期开学，拿到新书，翻看新书，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编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么也不敢奢想，更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走进了中国编写中学教科书的圣殿，在时任人教社副总编、著名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先生直接领导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黄光硕、副主任张厚感，《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还有分编型写作教材编辑王连云、特约编辑张必锟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订《作文·汉语》（第一册）。
还记得，在第一次修订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说：“我们人教社的这一套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试教已经结束了，实践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国正式开始使用，我们社决定修改《作文·汉语》。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对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修订后的《作文·汉语》，拟定名为《写作》。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定工作，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修改完成第一册，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国正先生听取了修改工作进度计划汇报后，请张厚感副主任、王连云责任编辑，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师的日常生活和国庆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1986年10月1日，北京语文名师张必锟老师一定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几个外地老师去他家吃饭。因为国庆节，北京交通堵塞，有个老师还没有到，于是，张老师请我们欣赏他演奏钢琴名曲。第一首弹肖邦的《黑狗》，演奏前，他生动地介绍这首名曲的由来。说是有一天，肖邦去看他的情妇，因情妇还没有起床，肖邦便在客厅等候，无聊至极。恰好看到客厅里有一只小黑狗，也很无聊，自个儿在那里打转转，想用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转了许多圈都没有咬到。肖邦见此，灵感忽来，因“情”而谱了这首《黑狗》。由此可见，北大才子之才！
张厚感副主任是北大六十年代毕业的高材生。他忠于职守，经常来招待所过问修改工作进度、商讨修改中出现的问题、审阅修改质量。休息时间，就与我们即兴谈天说地。让我们真正见识了必锟先生和厚感先生两位北大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锟先生是湖南人，早年毕业于长沙湘雅中学，195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几十年来，一直在北京教中学语文。
厚感先生与必锟先生是北大校友，多年来一起在人教社中语室从事语文实验教材编写，情同手足。两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悬河，非常健谈也特别敏锐，小酌慢饮，谈吐间不时流露出精彩语句。
10月3日，厚感副主任在王连云老师家，两人一起宴请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准备了名酒，他还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们边喝边吃边聊，兴之所致，无所不谈。
厚感先生是广东人，喜欢喝点好酒，酒量不大，酒后话就更多了。当时不知怎么扯到当官的事，他笑问必锟先生：“必锟兄，你最近与你的老同学吃饭没有啊？”
厚感先生说的“老同学”，就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陈书记当年与必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参加革命后，肄业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后来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了，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只要有机会，常与北大学友聚餐，在一起叙学友之情，聊天下之事，畅所欲言，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必锟先生：“今年他特别忙，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来参加过一次活动。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厚感先生说，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这些读书人，只知“书中三味”，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会，那些“议员”，要想当好，当长久，就得学会“小骂大帮忙”。而封建集权帝制，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妄议皇上，大都不得好死。魏征幸亏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后下诏厚葬。感谢魏征让他懂得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就在人教社中语室当编辑，办公桌与老北大毕业的张中行先生面对面，共事二十多年。他与张中行先生亦师亦友之真挚感情，只要看他代表人教社执笔的《沉痛悼念张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一个月时间，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学习如何修改教材。
我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一般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尤其方便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我第一次参加修订工作，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认真写字的第一课。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先生遇到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1986年10月在北京景山公园与张必锟老师合影）
张老师做学问更是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之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实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文言文虚词教学的复杂性和单一性”时，谈到文言“虚词”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虚词的用法很多”，他说：杨树达先生归纳为二十多种。其中“之”： 杨树达说，助词，无义。吕叔湘先生说“之”是取消独立性。
张必锟老师说：“我以为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以为都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证。如：‘刘和珍君听我的讲义’这个‘的’相当于‘之’；‘总之，落水狗的该打不该打’这个‘的’也相当于‘之’”。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必琨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成绩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语文》，集中展现了他的语文教学理念和造诣。他倡导并力推的文言文诵读教学法，已为广大语文教师所接受且践行，更为学生喜爱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语文，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附录】1985年9月21日，张必锟老师在华师一附中给实验班学生上了两节文言文诵读课，先生结合教学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文言文诵读教学。（根据录音整理，经必锟先生审阅）。
- 为什么文言文讲授要以诵读为主？
语感起首来历于听，其次才是说。古人说：置之齐则齐语，置之楚则楚语。说的也是这个事理：人们在“活”的语境中，之所以能较快地学好另一种语言，就是因为听得多的缘故。这不限于学方言，学任何一个语种都是这样的。只有诵读才是培育文言文语感的唯一正确的路子。
二、用诵读为主的方法教文言文，要想达到培育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就必需有足够的诵读量。“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弃井也。”没有足够的诵读量，功败垂成，这是多年来文言文讲授上的一个很大的失误，该当作为我们的前车可鉴。
先申明一下：这里说的诵读，是熟读和背诵的合称。熟读者，拿着书边看边背，背不出就看几眼；而背诵则必需分开书本。古人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是这种读法，真正能从头至尾背诵的大概只有两种人：过目不忘者和读死书的人。
三、诵读为主的讲授体例，也可以给一个堂皇的名称：诵读讲授法。这种讲授法跟旧时代私塾的教读体例有相似之处，然而本质全然不同：它不是单一的朗读练习，也不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而是用诵读来带动其他的练习（如句、篇的练习等），最后达到天然成诵。采用这种讲授法，应当遵循下面两条根本原则：
第一、诵读和会意紧密连系，以求疏浚文义。
谁都不否定，学生在朗读时，无论读什么，其思维都在思考着文字所包含的意义，这就叫会意。在文言诵读中，这种状况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值得重视，因为先有会意尔后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除了需要的讲解（如背景常识、个别难句等）而外，教师的首要使命不是让学生记住某些现成的结论，而是因势利导，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使其思维过程有秩序地进行，并养成自发会意的习惯。
学生读文言文而能会意，是无庸置疑的。文言跟现代汉语同源而异流，同为主，异为次，此其一；
其二，我们并非读经，课文里没有佶屈聱牙的句子，而又有标点，有注释，当真读读，至少也能读懂一小半。一小半懂得，就有了会意的基础了。
会意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及言；
二是知而能言，虽不中亦不远；
三是言而能中，即所谓确解。
我们应该帮学生求得确解，但又要看到，因为时代隔膜、用语习惯分歧等各种原因，句句求确解也很难办到，古人某些大注家尚且难免于望文生训，况且初学!所以，对学生要求应当放宽，一篇之中，对折能确解；其余，或心知其意，或言而不中亦不远，均无不成，极个别语句（例如以学生现时的阅历难以理解的语句）甚至可以存疑。如能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给学生留下了继续会意的余地，使其倾全力于诵读，在诵读中求解，在诵读中感知文言的表达特点，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从久远概念看，其结果比让学生借助完整的译文来领会文章大意要好得多。
以上是就疏浚文义说的。还有更高层次的会意——陶渊明式的会意，用他本人的话来诠释，就是“奇文共赏识，疑义相与析”。这种赏识性、切磋性的会意，学生一时自难办到，但又不能不触及，例如诗文中的警句、佳句，稍稍触及一下还是有益处的。
第二、熟练运用记诵的三要素，以求天然成诵。
记诵的三要素是：
（1）口熟，就是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像磁带一样把课文的语句按先后次序“录”在大脑的“记忆带”上。这种记诵凭靠的是对声音的直感，包括吐字、停顿、语气、语调等，背诵起来经常是不假思考的，如同幼儿背诵诗歌，因而带有不变性。
（2）掌握支撑点，就是在粗知内容大意的基础上，起首记准若干开头语句包括名句 、佳句 、过渡句和段落的起结句 ，用它们作为支撑点将全篇（段）贯串起来。这种记诵已含有显著的理解记忆成分 ，但仍然会在连贯背诵中可能呈现某些“断层”。
（3）把握文章理路， 即理解作者行辞意图，特别是要弄清各个层次之间的内涵联系，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这就纯属理解记忆了——到这一步，或者接近这一步，才能顺畅地背诵全篇（段）。
以上三个要素尽管层次不甚分明，其间却存在着彼此联系、彼此促进的因素，任何一个都不容忽视。例如在背诵过程中出现的“断层”现象（背完一个语段后怎么也想不起下文的开首）和“越位”现象（越过一个语段去背下文），一般说来，都是因为不熟悉理路的缘故;可是，若是在一个语段之中出现断语残句或倒置错位的现象，那原因恐怕就在口不熟或缺乏支撑点了。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情况：一篇已经成诵的课文，隔上一年半载不读，记忆也可能临时“隐没”。这时，若是本来口熟，又有足够的支撑点，那么只需要再朗读一遍，复习一下文章的理路，就可以恢复记忆达到完整精确的水平；相反，若是本来口不甚熟，又贫乏支撑点，即使读上三四遍，恐怕也未必能顺畅地背诵。三者之不成偏废，于此可见。
在现实练习过程中，三者的综合运用表示为：起头注重口熟和掌握支撑点；待到半熟之后，再利用文章的理路来达到连贯背诵。记诵也要讲究技巧，例如掌握韵文、骈句、排比的特点等。但技巧又往往是有个性的，要倡导学生不断地总结本身的经验教训，从中发现巧妙的记诵法子。
课堂诵读操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应以中等学生诵读能力为尺度设计同一的诵读历程，分段诵读，长段分层诵读。方式要灵活，或自读，或齐读，或领读，或轮读（一部分学生读，一部分听），而以自读为主。这些做法，刚刚在课堂上已经展示过了，就不多说了。
教师的指导可以穿插在学生诵读操练中进行，内容不外乎怎么朗读和怎么理解这两个方面。对朗读的指导必需十分具体，因为读音涉及词义，停顿涉及句子的组织，语气涉及虚词的感化和作者的豪情，读得准确可以反过来促进对辞意的理解，这就是前面说的“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
对理解的指导则要求精要，例如对句意、段意、文章的大旨和理路的讲解都不作长篇宏论，只用几句话点到为止，这也是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因为陪伴着诵读的历程，会意也将继续进行下去，没有必要把什么话都说完。把这两方面合起来讲，就是“具体”“精要”四字，这是指导的原则。指导不限于教师讲解，也可采用开导提问的方式。
应当指出，教师的领读领背和实时检查学生背诵，是指导诵读的两个主要手段。教师的领读特别是领背，是一种直观的指导方式，可以帮学生正音、读出语气，并咀嚼语句的内容。实时检查学生的背诵，发现问题当即解决，才能加速记诵的速度。在全篇（段）基本成诵后还要留出必要时间让学生提问，进一步理解课文。
上面说的这些做法，刚刚在课堂上已经展示过了，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