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人物生死态度不同的刻画: 文化的不同还是文明的高低差异？

<兵临城下>和<空军一号>是两部二十多年前的老电影，当时看过也就忘了，没引发太多感触，近几天在电视上把两部电影前后碰巧地连着复习了一遍，有些思绪万千，不吐不快。

<兵临城下>是好莱坞拍的歌颂二战时俄国英雄狙击手的电影，我想说的不是这位主角的英雄狙击手，而是电影中的那位小男孩莎莎。莎莎可能是我看过电影中年龄最小的双面间谍，在德国与俄国俩位神枪手的交锋中，他一方面向德国人通报一些俄国枪手的情况来换取德国枪手给他一些战时的稀缺好食品，另一方面又无偿地向俄国枪手报告德国人的地形位置以希望俄国枪手能最终胜出，从莎莎本就是俄国人和他的有偿和无偿向双方提供情报可以看出他的明确倾向性。但这样"双面间谍'的身份暴露是迟早的事，果然德国人在识破了莎莎每次都事先把他的隐藏位置告诉了俄国枪手以后，就马上凶残地把莎莎吊死在高高的塔架上面，或也图谋以此来刺激俄国枪手的情绪以图在俩人的较量中占得先机。为免没看过这电影的网友们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过程，特意把有关小男孩莎莎的这些情节剪辑后贴在下面:



我想说的重点来了: 莎莎被吊死后，俄军政工军官和女主角的俄国美女战士(请网友们原谅我看电影都只记故事情节，而常忘记了角色名字)该如何把这事告诉莎莎的母亲呢？首次看电影到这里的观众肯定也会为这位母亲即将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而屏息哀待，美女战士也高度紧张地担心着母亲听到这一噩耗后的巨大悲痛。出乎预料的是，政工军官告诉母亲的是(上面视频中的七分二十秒处), 莎莎已叛变了俄国，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这时美女战士也握住了军官的手，很明显赞同军官的这一谎言，以减少告诉莎莎母亲她儿子已被德国人吊死所遭受的巨大悲痛，而母亲听到莎莎跑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以后，虽然很错愕失望，但肯定比听到儿子死去后的悲伤要轻得多。电影的后面，母亲在逃难的过程中，很惦记着还"活着但已叛变"的莎莎,在告示牌上给永远再见不到的儿子贴下了关爱的留言。天朝的电影对同样这样一段故事情节，网友们可以脑补一下怎么拍: 会骗一位母亲其爱子叛变了也要隐瞒死去的噩耗吗？对即使叛逃到了敌人一方的至爱亲人，亲情和爱会发生质变吗？

<空军一号>主要是讲述英雄的美国总统与劫机的恐怖分子在飞机上战斗的故事。其中极富戏剧化的一个情节是总统屈服在恐怖分子的威逼之下，同意联络俄国总统释放被抓捕到那里的恐怖分子高级将领。美国总统的这一屈服也算人性本能反应，因其是在前一秒宁自己死也不屈的情况下，恐怖分子通过威胁要马上先杀死旁边被劫持的总统女儿时，他为救才十几岁的女儿而被迫允诺了恐怖分子的条件。





总统的这一屈服还引发了地面上美国政府的短暂争议，议长建议副总统行使权力让总统对恐怖分子的妥协无效，以避免释放扣押在俄国的恐怖分子将军导致无穷后患，但副总统犹豫再三还是遵从了总统的指令，好在结局不坏: 在飞机上的美国总统对恐怖分子的搏斗胜出以后，在地面上的恐怖分子将军即将逃出生天的最后一刻仍被毙杀。同样地，对这样一段故事情节，网友们可以脑补一下天朝的电影会怎么拍: 在恐怖分子枪口下为营救至爱亲人的手握大权者(不一定是总统级的国家领导者)，不得不屈服于恐怖分子而对权力公器私用，满足了恐怖分子的条件而只为救下亲人，即使最后恐怖分子的图谋没有得逞，有为了个人亲情而对恐怖分子屈服的"污点", 能以英雄形象现于荧屏吗？

总结一下看完这两部电影的感慨: 要死去了的英雄子女，还是要活着的叛变子女？ 面对邪恶恐怖分子，危急时刻既要牺牲自己，也要牺牲至爱亲人时也绝不屈服呢？还是为了营救至爱亲人而在关键时刻"公器私用"般地向恐怖分子妥协？这些问题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如果天朝的影视将来对英雄人物的刻画，遇到类似情节永远也不会象美国这么拍!)，也可能是一个文明高低的问题(如果天朝的影视将来对类似情节也转为象美国这么拍)!

谢谢网友们关注阅读，祝大家圣诞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