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茅于轼先生——天则经济研究所往事

我与茅于轼先生——天则经济研究所往事

作者：祝圣武（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原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理事）

    最后一次见到茅于轼先生是2017年。

    那时他已经88岁高龄，说话的时候身子颤颤巍巍。为了自由繁荣的中国的梦想，他依然无数次亲自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

    我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动始于2015年。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济南分所）做高级合伙人。

        2015年初，由于政治迫害的原因，天则经济研究所财务状况极度恶化，员工活不下去了。著名经济学家冯教授联系了我，问我可否给天则经济研究所捐款。我当即答应捐款10万。

    我知道给天则经济研究所大额捐款必定会有政治上的大麻烦，于是我从银行提取了10万元现金，用学生包背着，从济南亲自送到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办公室。冯教授给我写了个简单收据。

    整个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都对我非常友好，因为他们的财务状况确实已经崩溃。

    冯教授问我在北京住哪里。我说我住东直门外的地下室旅馆，80块钱一晚上。冯教授大吃一惊，以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财产实力，一再关心的说革命要量力而行，要照顾好家庭。我笑翻了。我说我只是简朴惯了，不必担心。

    没过一个月，冯教授又联系我，说他们正在创建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会费每年3万元。我当即答应。于是我就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的创始理事。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朋友们都很喜欢我，推荐我做研究中心的监事。

    第一次见到茅于轼先生的时候，冯教授专门把我叫到茅于轼先生的办公室，和他说：“这就是倾力资助我们天则的祝圣武律师”。

    2016年，我继续参加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会费依然是3万元。

    2017年初，我办理了我的第一个人权案件——王江峰在微信群辱骂包子案。我为王江峰辩护，并写作了一个辩护词。很不幸，这个辩护词不只是引起了法学界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三个月后，我被指控反党反社会主义（涉及的当然不只是一个辩护词）。济南市公安机关给我的说法是：这事情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只是奉中央政法委的命令调查我。鬼知道了？我还是怀疑他们的说法。

    所幸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朋友们没有忘记我。张千帆教授帮我做了很多的幕后协调工作（我相信是张千帆教授帮我避免了蹲监狱的命运）。

    张千帆教授一再劝说我接受公安局的建议——上电视向党和政府道歉，真诚悔改，他们保留我的律师证和我的律师事务所。我拒绝了。我说现在中国的律师和狗一样，我没必要羞辱自己的人格了。

济南市公安局国保负责人李锐问我：“你大律师不做了，干嘛去？”我负气的说：“搬砖！”

我说这话的时候，压根没有想到，两年后我会真的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搬砖（干装修工）。现在我已经是技术熟练的搬砖师傅（装修工）了，已经可以依靠装修技能在加拿大社会立足。

我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唉！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张千帆教授对我的一再挽留，想起我本来有机会成为现在已是中华帝国国师的张千帆教授的得力助手。

    2024年1月，我得知茅于轼先生避居温哥华。我没有茅于轼先生的联系方式，于是给冯克利教授电话求证。冯克利教授给我发送了茅于轼先生在温哥华的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看了题词后我哀叹了一声，回复冯克利教授到：“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拿大行省。”因为这一句话，我从此失去了冯克利教授这个朋友。

    如今，当我结束2020年4月以来开始的自我社会性死亡，重新回到世界，我发现一切都早已物非人非，一切都诡异荒诞。曾经被我们奉为圣经的欧美的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翻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早已死去多年。曾经欢声笑语、两肋插刀倾力相助的的朋友们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了陌路人。我和张千帆教授彼此活在对方的朋友圈里，但再也不会彼此问候一下。

    我已经失去了去温哥华探望茅于轼先生的兴趣和勇气！

    这真是一场悲剧！仿佛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

祝圣武，2025年2月23号写于加拿大卡尔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