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动乱中的哲学“罪案”：杨献珍的荒唐遭遇

文革动乱中的哲学“罪案”：杨献珍的荒唐遭遇r

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场席卷中国的政治风暴，将无数人卷入荒诞的漩涡。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靶子。在这动乱年代，哲学家、中央党校前校长杨献珍因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背负了所谓的“哲学罪案”，不仅事业毁于一旦，还经历了监禁、流放的磨难。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我的哲学“罪案”》，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非理性和悲剧。本文将聚焦杨献珍的遭遇，揭示文革中哲学争论如何被扭曲为政治迫害的荒唐事。r

一、“合二而一”引发的风暴r

杨献珍，1896年出生于湖北郧县，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与毛泽东在武汉相识，支持其农民运动主张。1950年代，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教学。然而，1962年，他在哲学探讨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对立统一不仅包含矛盾的斗争性，也包含统一性，强调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整体性。这一观点本是学术争鸣的正常表达，却在文革前夕被扣上“反党”的帽子。r

杨献珍的“罪名”源于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观点的所谓对立。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指责为否定斗争、调和矛盾，进而被解读为反对毛泽东思想。1964年起，全国掀起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报刊发表500多篇讨伐文章，中央党校内部更是天天批斗。杨献珍悲愤地说：“历史上株连九族的例子有，但‘合二而一’株连远超十族。”仅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因支持他的观点被牵连，甚至有人自杀。r

二、从学术到牢狱的荒唐逻辑r

文革爆发后，杨献珍的处境雪上加霜。1967年9月，71岁的他被逮捕，关押在北京郊区监狱，接受非法审讯。罪名不仅包括“合二而一”，还追溯到1959年他对“大跃进”的批评。当时，他私下说“大跃进”导致的浮夸风是“叫花子主义”，被告密者上报，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更离谱的是，他与彭德怀的友谊被渲染为“杨彭反党集团”。彭德怀罢官后住在北京挂甲屯，杨献珍常去探望，还派秘书王哲民为彭辅导学习。这本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却被指为“两个反党分子的勾结”，王哲民因此被开除党籍，发配农村。r

在监狱中，杨献珍受尽折辱。审讯者要求他承认“合二而一”是反党纲领，他却坚持那是哲学思考，而非政治阴谋。一次批斗会上，有人高喊：“杨献珍，你用哲学向毛主席开火！”他无奈回应：“我只是讲了统一性，哪里开火了？”这种荒唐的指控背后，是文革时期学术被政治化的极端表现。哲学讨论不再是思想的碰撞，而是忠诚度的试金石。r

三、株连无数的“罪案”涟漪r

杨献珍的“哲学罪案”不仅毁了他个人，也波及无数无辜者。他的学生、党校教员，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仅因写过支持“合二而一”的文章，就被打成“杨派分子”。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不堪迫害，跳湖自杀；讲师黎明投井身亡。一名军队战士因撰文赞同“合二而一”，竟被判死刑。杨献珍在《我的哲学“罪案”》中写道：“那些受株连的人，我大多不认识。他们不过说了几句学术话，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

更荒唐的是，批判“合二而一”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表演。地方报纸、党校课堂、工厂车间，都要表态反对杨献珍。某工厂工人被要求写批判文章，不懂哲学的他抄袭例文，误将“合二而一”写成“合二为一”，竟被指“篡改罪名”，挨了批斗。这种形式主义的狂热，凸显了文革中理性的丧失。r

四、从流放到平反的曲折路r

1975年，杨献珍结束8年牢狱，74岁高龄的他被开除党籍，流放陕西潼关。他在乡下种地、挑水，身体每况愈下，却仍坚持读书思考。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回到北京，接到中央组织部的平反通知。1981年，他出版《我的哲学“罪案”》，以平实的笔调记录了这段荒唐历史。他写道：“批判‘合二而一’的8年，哲学成了棍棒，学术成了牢笼。”r

杨献珍的平反并非个例。文革结束后，胡风案、邓拓案等文化冤案陆续纠正。然而，他晚年并未沉湎于个人苦难，而是反思自身在早期运动中的错误。他曾坦言，1950年代对刘建章的逼供是“忠诚的愚蠢”，并亲自向受害者道歉。这种自省在当时极为罕见，显示了他作为学者的良知。r

五、荒唐背后的时代悲剧r

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荒唐在哪里？首先，学术被无限政治化，一句哲学观点被扭曲为反党罪行。其次，株连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远超常理。哲学本是探索真理的工具，却在文革中沦为迫害的武器。杨献珍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文革期间，老舍、傅雷等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科研、教育停滞，文化传统受创。正如杨献珍在书中叹息：“哲学成了罪案，真理何处安放？”r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理性与宽容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杨献珍的坚持与反思，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面镜子：面对狂热与偏见，保持独立思考有多难，又有多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