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戈登出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的同一年，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和戈登在中国短暂的辉煌不同，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直至1911年，主持清政府的海关长达48年之久。中国近代海关虽然为李泰国首创，却是在赫德任内得以发展和完善，成为清政府最高效廉洁的部门。 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史学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而赫德也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从原先的“洋务运动反动”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观念转变，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终於被置放在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位置上。学者邱克认为，赫德引进西方先进制度和观念，在客观效果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他以赫德开拓清政府外交为例，认为赫德“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担任中国政府要职将近半个世纪，尽心尽力为清政府服务。在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不通也不屑的背景下，赫德精通中文，深谙中国文化民情，甚至鼓励儿子学习中国经史，参加科举考试。赫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如何能主持中国海关长达48年？他又有些什么事迹和言论？本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 英国领事馆的见习翻译 1835年2月20日，赫德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郡(County Armagh)的没落酒厂主家庭。赫德的先祖是荷兰贵族范哈特(Captain Van Hardt)，1688年跟随奥兰治公爵威廉登陆英国发动“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范哈特因为立下战功，英王威廉将爱尔兰的基莫里亚蒂镇(Township of Kilmoriarty)赏赐给他。不过到赫德父亲这一辈，家境早已败落。 赫德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学院，1853年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硕士。1854年春天，英国外交部为派驻中国的领事馆募员，分配给爱尔兰三个名额，女王学院得到其一。学院打算举行考试择优录取，但当院长在志愿名单上看到赫德的名字，立刻决定将他免试保送。对於赫德的家人来说，伦敦都是无比遥远的地方，更不消说中国了。但全家人一致支持赫德的决定，他的父亲临行前塞给赫德五十英镑路费，这对於一个年收入仅几百英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 1854年6月，赫德到达香港，在此受训三个月，等候分配。受训期间，英国商务监督、语言学家勃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语重心长地对赫德说：“一定要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上街时辨认两旁的店铺招牌；到书店去辨认架上的书目；仔细听行人的交谈。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你不但每天都有收获，而且也找到了对付郁闷无聊的良药。” 赫德牢记在心，对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当时到中国的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一窍不通。 同年9月，赫德被分配至宁波领事馆，成为一名见习翻译。此时正值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暴动，占领了县城。赫德陪同英国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前往苏州河北岸会见上海道台吴健彰。这是赫德第一次见到满清政府的官员，他聚精会神地观察吴健彰的一举一动，很快发现满清官员惯于繁文缛节，将一个简单的行动搞得如同仪式一般。赫德於是投其所好，从公务包里抽出一张精美的信纸，折成一支尖顶的帽子，然后把吴健彰的随从叫过来，深鞠一躬，将纸帽双手献上。该随从心领神会，毕恭毕敬地将纸帽转交给吴健彰。赫德的这个举动立刻让吴健彰另眼相看。 1855年2月，赫德升任二等助理。此时驻宁波的英国领事被停职，有好几个月领事馆的日常事务由赫德代理。赫德出众的管理能力和冷静的头脑让当权者印象深刻。英国驻军将领斯特劳本奇(General Van Straubenzee)对公使卜鲁士(Sir Frederick Bruce)说：“我建议你留心这个年轻人，有朝一日他要但当重任。” 卜鲁士回答说：“外交部早就提醒我注意他了。” 1858年3月，赫德被调去广州，任英国领事馆二等副翻译，10月，升任翻译。此时的赫德汉语流利，熟知中国人情世故，到广州以后，很快结识了当局政界人物，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交往密切。劳崇光非常欣赏赫德的管理才干和沉稳圆通的性格，把他当作自己的幕僚，经常就一些军国大事征求赫德的意见。次年5月，劳崇光注意到上海江海关在李泰国的领导下运作非常成功，於是请赫德为广东海关制定一套管理制度。赫德坦言自己对海关事务了解不多，答应向李泰国咨询。此时正逢李泰国奉钦差大臣何桂清之命筹建粤海新关，於是李泰国请赫德担任新关的副税务司。赫德有意接受聘任，请示英国外交部领事司。外交部对人才外流颇为不快，勉强同意，但声明赫德一旦离开外交部，就不要指望再回来。6月，赫德辞去领事馆翻译职务，正式加盟清朝海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多年后，倒是英国外交部因仰慕赫德才华，主动请他回来出任驻中国、朝鲜大使。 2. 李泰国与清朝近代海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海关由清政府统一管理，但海关税则却授权地方制订。清政府对海关税收，最初实行定额制度，后演变为包税制。在1854年李泰国改革海关制度以前，朝廷名义上直接控制海关徵税，实际并不过问税款的征课和处理，只要求地方上把所估计的税收额定期上交。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概只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 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清朝上海道吴健彰缒城逃出，江海关工作停顿，外商乘机拒纳关税。1854年6月，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新型海关组织方案。不久，吴健彰和英领事阿利国，美领事麦菲(Murphy)、法领事爱棠(Edan)商定上海海关章程，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一年后，各委员相继去职，英国领事推荐上海领事馆副领事李泰国接任海关委员。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1833～1898)，英国人，其父曾任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李泰国10岁来中国，在父亲的培养下成为一名“中国通” ，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55年6月，22岁的李泰国出任江海关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他上任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施“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制订了《各国商船进出起卸货物完纳钞税条款》等规章制度。上海道吴煦向朝廷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1859年，江海关税课收入高达263万两，是户部定额的60倍，李泰国於是博得清政府的信任。 1858年，英军统帅额尔金欣赏李泰国的才华，请他去天津参加议和，与清庭钦差大臣桂良谈判。桂良记载李泰国在谈判中“言语狂悖，狡骄异常”，动辄以战争威逼，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南自广州，北至牛庄的整个海岸线都被打开，上海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取代了广州。1859年1月清庭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执行《天津条约》关于海关的条款。何桂清和吴煦以及薛焕商量，认为海关总税务司最好是精通汉语又有海关工作经验的洋人，而江海关司税李泰国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人选。於是李泰国在3月间，向何桂清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划一海关”的方案，要求何桂清授权招募洋员。6月，李泰国赴广州、厦门等地筹办新海关，聘任赫德为粤海关协理税务司。 1860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此时正值太平军攻克杭州，踏破江南大营，兵势正盛。李泰国对清政府失去信心，私下对额尔金说“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以伤病为由请假回英国休养。李泰国临行前推荐费士来(Fitzroy)和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曾任额尔金的秘书，资历高过赫德，但他不懂汉语，无法和满清大臣直接交流；赫德则与总理衙门过从密切，实际独掌总税务司权力。赫德上任以后，极力争取总理衙门掌权大臣，如恭亲王、文祥等的信任，经常主动地提供税务、洋务，外交等方面的意见，为他们出谋献策。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心目中，赫德逐渐取代了李泰国。 1861年7月，赫德向清政府建议，征收“洋药”( 即鸦片)印花税，用以购置小型炮船，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奏准，赫德于是请远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未来海军的良机，积极在英国购船募员，购船7艘花费80万两，购装备花费27万两，招募官兵600余人，委派英国军官阿思本(Sherard Osborne)为舰队司令，翌年又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简称“李阿合同”），规定“阿斯本不受他人指挥，仅执行李泰国交来的清皇帝的命令；李泰国遇命令之不满意者，得拒绝传递。” 1863年5月，李泰国休假完毕返回上海，赫德结束了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然而总理衙门为了削弱李泰国的权力，想方设法抬举赫德，任命他为江海关税务司兼负责长江各口关务。9月，阿斯本舰队到达中国，总理衙门决定派满清官员为舰队总管，阿斯本为副总管，舰队归江督曾国藩，苏抚李鸿章调遣。李泰国则坚持要求恭亲王照“李阿合同”办理，结果和总理衙门闹僵，事情最后以清庭命令阿斯本将舰队开到印度卖掉结局。恭亲王於是上奏，称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 . . . 其总税务司一缺，即由赫德办理。” 同年11月，上谕批准把李泰国革职，由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样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海关总监，直到1911年病死。 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李泰国和赫德都可算是“中国通” ，而且都具有相当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李泰国在中国的事业夭折，完全因其骄横狂妄、权欲熏心，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赫德谨慎稳重，善於变通，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满清大臣们的青睐。赫德温良谦让的性格使他在同李泰国的竞争中最终获胜，并占据总税务司的位置长达48年。 3. 调停戈登和李鸿章的冲突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以后，四处奔波，在中国各新开口岸建立海关。清朝地方官们基本上都予以配合，只有湖广总督官文除外。官文并不想将关税这一大财源拱手出让，对赫德虽然礼数周到，但建关一事免谈。赫德於是在汉口住了下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官文不胜其扰，派一个道台前来逐客。赫德告诉道台，他到汉口来建关是奉总理衙门之命行事，如果地方官刁难，他将向同治皇帝据实汇报。道台嘲讽地说：“当今圣上的年号是祺祥，可不是什么同治。” 赫德答道：“我很奇怪大清的官员居然不知道自己皇帝的年号。” 话音未落赫德便拿出一份从上海带来的《北华捷报》给道台看，道台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1861年11月间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等顾命大臣，改年号为“同治”。由於消息闭塞，汉口的清朝官员居然还不知道此事。肃顺本是顾命八大臣之首，权倾于朝，湖广疆臣官文、胡林翼等人无不唯其马首是瞻，对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有些不买帐。政变的消息传开以后，官文马上见风使舵，请赫德立刻建关，并提供一切便利。 几周以后，赫德建关完毕，乘“鄱阳”号火轮返回上海。路过安庆时，赫德约见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转交官文的一封信，并就洋务问题咨询曾国藩。曾国藩的一番话让赫德印象深刻：“你的问题外务府想必已经有既定之策，我只有以下意见：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 (译自英文史料) 1863年11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驻上海办公。赫德到任不久，就发生“苏州杀降”事件。戈登因太平军降将被杀和李鸿章发生冲突，愤然领军回到昆山。清庭生怕戈登会步常胜军前任统领白奇文的后尘，投奔太平军，连忙请赫德居间调解。次年1月，赫德先到苏州会见李鸿章。李鸿章详细介绍杀降经过，并反复强调，杀降纯属他个人的决定，和戈登无关，愿意向各方面澄清事实，为戈登开脱责任。赫德得到李鸿章的承诺，这才到昆山去见戈登。 戈登得知赫德前来非常高兴，特地举行阅兵式欢迎他，两人一见如故。赫德在昆山停留了三个星期，终於说服戈登回心转意，同意前往苏州面见李鸿章。临行前戈登对赫德说：“到苏州后就说我是被你劝来的，这样会让你得到中国人的敬意。” 赫德见到李鸿章以后，却只说戈登自愿前来。戈登和李鸿章的和解很成功，不久常胜军就参加了常州之战。常州攻克以后，清庭为了表彰戈登的功劳，奖励他白银两万两。戈登勃然大怒，认为清政府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将朝廷特使赶了出去。 戈登的所作所为让清庭摸不着头脑，总理大臣文祥於是又请赫德出面，去探戈登的口风。戈登答复说：“请转告文祥，我不会接受金钱赏赐，但愿意接受一套中国官服。” 清庭立刻封戈登为提督，赐穿黄马褂，并将全套提督官服送到昆山。戈登回国前还专门穿上这套官服画了一幅肖像。 4.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关 清朝的旧海关制度，虽然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官员无能，很难管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贸易。李泰国创建的新式海关制度，在赫德手里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采用当时先进的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等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防舞弊。李泰国提出的“诚实、高效、热心公众服务”的海关行业道德，赫德继任以后得到广泛宣传。这个时期海关的高效廉洁，和清政府上下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赫德非常重视海关人员的素质操行考核，健全了人事、财务、统计、审计、缉私、员工管理等多项制度。赫德专门在伦敦设立中国海关办事机构，为海关招聘洋员。赫德治下的海关，高级管理职位全部由洋人充任。1875年，海关的洋员为408人，华人职员为1417人，十年之后，分别增长为524人和2075人。聘用洋员较多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缺乏精通外语的华员，这也是赫德后来创办税务专门学堂的原因。但赫德对华员并不信任，直到安格联(F. A. Aglen 1869-1932)继任总税务司以后，华员才开始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赫德治下的海关由於制度健全，组织严密，经受住了国内政局的多次剧烈动荡。这套机构和制度被历届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1949年。 赫德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责任。赫德出任总税务司时，写下这样的信条：“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 海关作为清朝的一个国家行政机构，在所有的通商口岸为中央政府征税，根据清政府承认的条约管理对外贸易。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受聘于清政府，倘若有越权和失职，就要和李泰国一样被清政府解除职务。赫德及所有聘用洋员，都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规定。海关税收除行政管理费用以外，全部如数上交中央政府。 赫德治下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朝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共计约六千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关税已经占到20%。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向英、法两国各赔款800万两，用海关关税支付，到1866年1月赔款全部清偿，余款解交部库，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对此大为赞赏，恭亲王奏称：“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于是上谕议准“令洋人仍帮同司税，厚以廪饩”。 清政府对海关关税的分配使用有如下安排：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地方事业，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用作对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付清后，该款项就归户部掌管，动用这笔资金必须经特别申请，要得到皇帝的批准。1874年李鸿章就提出每年从这笔款项中拨出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筹建北洋海军，得到批准。新疆局势吃紧以后，清政府又用这笔款项支付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这才有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西征三年总共耗银3722万两，其中包括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总数为1470万两的贷款，由关税作担保，最后全部用关税偿还。 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赫德经过深思熟虑，拒绝了这项任命。他在回复英国外交部的信中作出解释，认为自己的调任，会使“各种各样有益的结果，将由于海关落在别人手中而不幸崩溃，或者发生一种可怕的负面发展，从而使海关变得没有什么价值。”“我所掌握的这个机构虽然叫海关，但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目的是在各个方面为中国做有益的工作。它确实是一个改革所有海关分支的行政管理和改进帝国行业应有的核心组织。因而首要的是，其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种领导权已经由于谈论我的告退所引起的种种建议而受到危害。” 赫德这一席话，反映出他对总税务司位置的战略意义，理解非常透彻。 5. 帮办清朝外交 对於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洋务派人物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 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清庭“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轻起衅端，结果必是割地赔款，“贻祸天下”。 1874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便是郭嵩焘所言的极好例证。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探路队”经过云南前往缅甸，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Margary)持有总理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清朝地方官应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马嘉理一行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时出言不逊，岑毓英怀恨在心，表面上热情款待，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副将李珍国在腾冲伏兵截杀，结果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焕来滇调查，岑毓英又谎称马嘉理为当地土人所害，审问时串通翻译构陷不懂汉语的土人首领，企图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将此案弄了个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证据，於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赔偿、免厘等六项要求，并以下旗绝交、对华开战相威胁。 事件伊始赫德就成为总理衙门和威妥玛之间的联络员，澄清了几次由於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由於总理衙门百般拖延，企图蒙混过关，威妥玛一怒之下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待命。总理衙门这才慌了手脚，命令赫德追到上海，避免谈判破裂。赫德在上海劝得威妥玛回心转意，愿意择地再议。总理衙门答复说，可以在上海、烟台选其一，如果在上海谈判，则两江总督即为全权代表；如果在烟台谈判，则直隶总督为全权代表。赫德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故交，加之欣赏李的才干，於是建议威妥玛选择烟台为谈判地点。由於多艘英国军舰开到烟台以武力示威，李鸿章动身前往烟台时，幕僚纷纷劝阻，提醒他吸取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前车之鉴(叶名琛在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掳到印度)。 李鸿章虽然不愿趟这潭浑水，但还是以国家为重，应约前来。他对赫德说：“你把我拖进这个烂摊子 - 如果谈判失败，我要承担罪责；如果成功，我也没半点功劳。” 赫德回答说：“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不会有问题。除非我们事先商量好，不要答应任何事情。” 谈判期间，每天晚上10点，赫德就会来到李鸿章的房里，两人一起回顾当天的进程，商量次日的安排，一直谈到深夜。在赫德和李鸿章的努力下，《烟台条约》顺利签订，主要内容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各国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允许英国人入云南调查，并可经甘肃、青海、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等地。此外还规定有抚恤、赔偿、惩凶、道歉等内容。 赫德和李鸿章经此次合作，结下深厚友情。以后赫德每每到天津办事，必到李鸿章府上拜访，共进午餐。午餐非常简单，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荤菜通常是一盘鸡或一盘鱼。赫德不吃鱼，於是这盘鱼就送到隔壁李鸿章夫人用餐的房间去。赫德一次和朋友提到此事，感叹李鸿章身为总督，生活却如此俭朴。几个月以后，赫德又到李鸿章府上作客，开饭时李鸿章却叫人上满汉全席，让赫德非常讶异。李鸿章说道：“这样你就不会跟别人说在我这里吃得象苦力一样。” 赫德立刻表示他其实很欣赏李鸿章的朴素，如果以后李鸿章如此招待他，他就不敢再来作客了。 赫德调停中法战争是他的另一外交力作。中法战争不同于两次鸦片战争，完全因为法国侵略越南而起。越南传统上是中国的藩属，中国的确有保护越南的责任。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国力大为增强，全力和法国一战未必会输。但此时日本、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法国为了牵制中国，特意和日本勾结，使其在朝鲜生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攫取朝鲜。俄国强占伊犁未成心有不甘，在北方边境也蠢蠢欲动。中国周边形势紧张，自顾不暇，况且战争耗费巨大，替越南出头就显得力不从心。但朝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派力主和法国一战，而清军也进入越南北圻驻防。李鸿章则主张放弃越南，通过条约固定中越边界，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赫德认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能够好好地打一仗，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地造成扰乱，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 1883年12月，当清庭在战、和之间游移不决之际，战争爆发。两万法军攻势凌厉，清军和黑旗军共十几万人屡战屡败，丢失山西、兴化、谅江、北宁等城，一直退到谅山。1884年5月停战，李鸿章同法国代表签订《中法简明条款》，规定北圻归法国人保护；中国将在北圻的部队调回国内；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中国允许法国通过北圻向中国内地通商；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等等。但不久中、法军队在越南黎山再起冲突，战火重燃，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8月，法国海军攻击马尾军港，福建海军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毁。10月，法军进犯台湾，占领基隆。次年3月，桂军老将冯子材指挥“镇南关大捷”，才暂时遏制住法军的攻势。 正在中、法激战之时，赫德奉总理衙门之命，开始秘密调停工作。为了不走漏消息，赫德指示海关驻英代表金登干直接与法国政府商议停战，连李鸿章都不知道此事。金登干和法国订立《停战条件》，清庭认为可以接受，这才公开宣布停战撤兵，令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再议和约。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战争。《中法新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法国战前提出的要求。中法战争耗军费三千余万两，而福建海军、马尾船厂、台湾各地的损失还不算在内，有专家估价，全部损失将近一亿两，足够置办几个北洋海军。清政府因为中法战争举借外债两千万两，刚刚好转的财政状况又趋恶化。 1901年4月，赫德参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向外务部提出赔款办法。赫德所提供的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各国公使都作为谈判依据。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写入《辛丑条约》。 6. 赫德的改革建言 赫德不但在总税务司任上兢兢业业，贡献巨额关税收入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代表清廷与各国政府谈判，尽量维护中国利益；他还提出非常中肯的改革建言，为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繁荣富强出谋划策。 1866年，赫德撰写了《局外旁观论》，提出一揽子全面改革清政府的建议。该文件和英国驻华公威妥玛所作的《新议论略》一起递交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旨在指引中国的自强革新之路。赫德首先指出清政府统治的严重腐败，已经陷中国於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国则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 赫德还强调理性外交的重要性，如果处理不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国的一切改革便无从谈起。“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赫德劝诫清政府放弃天朝中心论的虚荣，以平等理智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他提出的改革建议首先是转变观念，抛弃妄自尊大的心态，然后虚心学习西方，借西法以自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主权和强国富民。赫德并不讳言这些改革也有利於西方各国：“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无可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 但是“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 联想到同时期日本的崛起，以及当代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我们不能不承认赫德建言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虽然赫德的建议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却影响了一大批手握重权的洋务派人士，为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资源。李鸿章概括洋务运动的八个字，道出了赫德建言的真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但当时洋务派思想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严复回忆在中法战争以后与赫德的一次谈话中，赫德指出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予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没有社会的整体改革，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济于事：“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赫德的一席话已经预示了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 赫德不但提出改革建议，也操办了一些有利於中国进步的实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开办同文馆。同文馆是1868年由海关创办，教授英、法、俄3种外语，以及天文、格致、算术、法律等学科。同文馆在海关编制之内长达3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西文翻译和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人才。其次是创办邮政，1868年海关建立京沪间官方邮件传递业务，后逐渐扩展至全国，开始经营私人邮件传递，而且与国外联网，通邮至世界各地。由于管理好，效率高，到1896年，清政府命令海关兼办全国邮政，以取代落后的官方驿站和民间信局。此外还有建立海务，海关于1868年成立海务部门，工作范围有勘测、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等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等。海关在各主要港口均设有检疫站，监控疫情。经过海关的有效管理，当时中国一些沿海港口的海务水平已经能和欧美看齐。 7. 赫德的历史作用 赫德在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深得清政府倚重和赞赏，不断得以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赫德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为了表彰赫德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所做的贡献，英国政府于1879年授于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爵士，188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1893年封他为男爵。1908年，73岁的赫德告假回国。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的白金汉郡，至死才卸任。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关，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贡献，其积极作用不容抹杀。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赫德的海关，依然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工具。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海关进口税率，一直保持在5%的水平，而同时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不实行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曾高达50%。1857年国会立法降低关税，以后进口税平均仍在20%左右。5%的进口税率使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充斥中国市场，完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压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赫德的海关，其实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和印度一样成为原料产地和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赫德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自然要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赫德之所以为清政府鞠躬尽瘁，还是因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促进中国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赫德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的确使中国在许多方面获益匪浅，但不能因此便将赫德美化成一个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者。中国的繁荣富强，并不能指望赫德这样的局内旁观者，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 【资料来源】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Julia Bredon (Author), Hutchinson Co., London 1909 《剑桥中国晚清史》 《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作者：袁伟时，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局内旁观者 - 赫德》作者：邱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赫德与中国海关》作者：魏尔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上海海关志》 《清史稿》 《李根源纪玛嘉理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