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和朋友们聊天，也不知怎么聊到了“阶级”。一来二去，聊兴大发。谈到了当年在山西农村的经历。 别误会，我还没那么老，不是插队那一拨的。只是当年大学一毕业，就去了外企。和所有白领一样，西装革履的出入饭店写字楼。94年那会儿，是很不错的工作。 许多和我类似的或外企或其它油水单位的，（包括我这朋友妻，当年在北京北电工作 － 拿人说事儿，不太恭谨，好在大家熟，不幸看到我的文字，你再电话来骂我，我请你和Simon吃饭）大概会在这日复一日中产生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 中国已经大发了！看我们每天出入的地方，远不是现在的多伦多能比的。 我一直怀念那份工作，不光是因为可以使劲造鬼子的钱，而是因为我出入的地方 － 除了上述好地方，还有黄河边上的山西农村。而且往往是早上衣衫笔挺的进了办公室，下午就换上我的牛仔裤靴子直奔我们的钻井现场。 想起来也真是年轻胆大 － 山西那路，不夸张的讲，我平均6~70公里就能见到一起严重车祸，包括还放在路边一张草席盖了的，包括两辆超重的运煤的带拖斗的卡车迎头撞上的 （盘山路上，车头都悬在外面，好在拖斗超载坠住了...）。这要是现在，要我上这路，门儿也没有。当年坐上井队来接我的尼桑越野，任那西藏汽车兵退伍下来的老司机怎么开，有时候带美国同事一起，平时装酷不止的堂堂的德克萨司汉子立马凇了，一路惊叫，我照睡不误。 我们的钻井现场在一个小村。由于村子在公路旁，是周围几个村子里条件比较好的。（离我们1到1.5公里处的山里，那个地方就很穷了。）我有时候住在村长家，有时候住在井队提供的寝车里。 有几个镜头是我难以忘记的。我想，因为我的记忆里有这些，会不时提醒我去想，中国真实的现状，和我有时候以为，或是愿意以为的，是否不同。 一个是个赶集时的老太太。在离我们现场几里路紧挨着黄河的一个镇上，我们没事去玩，正好是个集。说是集，什么也没有。一个老太太在个柳条篮子里放了几个自己烤的饼，饼和用旧了的柳条篮子一个颜色。大约是为了表示属于糕点一类，在饼上点了个红点。老太太看我看她的饼，冲我笑笑。那几个点了个红点的黑黄的饼和那老太太的笑脸，我至今不忘。 另一件事是我住在寝车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寝车，想像一个集装箱，两头是两个卧室，中间一个厕所。卧室的窗户大概是80厘米见方。我正坐着，一抬头，窗户被十来个小孩的脸堵满了。大家都冲我笑。我一出来，孩子们就都跑了。有个没跑，还要我的圆珠笔。我问他要笔干什么，他非常简洁非常直奔主题非常有说服力的说：写字！拿了笔就跑了。第二天，忽然出现，手里一把枣，说，甜的。 还有一个，是农民在山坡上开的一块地。开块地有什么稀罕的？那黄土，实在不适合农业耕作。早上一场暴雨下的满地流黄汤，下午太阳一晒居然又干的什么似的。有人在比较陡的山坡上，开出了大约3平方米的平地，一面山坡，就是这一小块地，种了十来根苗。什么叫顽强，什么叫积少成多？！ 对于许多农村出身的朋友，也许会觉得我是见识太少。可是我可以说，我见识过中国最好的 （红楼不算，太过了。），也见识过中国最穷的（穷的没饭吃的也不算，我只见过妇女光着上身去河里洗衣服的 － 别跟我说是风俗，又不是夏威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见识的中国，那就是我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