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虽然只是粗略讲到数十位先贤思想的大概面貌，但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本书旨在指示出中国之深远的渊源，抉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例言）希望后来人“由此窥入，明体可以达用，博古而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国民族之将来，仍可自有思想，自觅出路。”
我虽然不聪明，不敢随便说我读懂得了这本书，但看见先贤如何立言、如何思想，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大家都应该懂得一点，懂得这个民族的一点渊源。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西学书目表后序》）。近一百年过去了，西学果然有一流的人才在搞。而中国的学问，虽然没有亡，还有很多学人在努力寻求先哲的道理，但大多数的国民，终究是觉得天下已经大变了，老路是走不通了，所以多少有些不太顾及这些先哲所说的话。
其实，我也何尝不是这样想，只不过，看了一些先贤之书，终究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是能流传千古的，他们并非都说错了。而粗略看看两千余年的思想流衍，也觉得先辈并非古板，他们大多都能明体而达用，都能切合时势，做出一番为往圣继绝学的大事业。虽然人的天分纵然有差别，可这个思路，这番道理，到我们这个时代，我想也不会变。后面的人跟不上，那就不是先辈的错，而是我们的责任了。
“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之上。思想必有渊源，有生命，无渊源无生命之思想，乃等于小儿学语，不得称之为思想。今天中国之思想界，正不幸像犯了一小儿学语之病。”（例言）我不知道当今是不是也犯了这等毛病，不过，求思想切合于人事，求得人事与思想之相互得益，毕竟是一个民族的最终出路，也毕竟是学术、思想的根本归宿。更何况，中国思想的特点，“乃主就人生内在之普遍共同的部分之真理而推广融通及于宇宙界自然界” （自序）。由天下同此心之人心，由天下同此理之事理，求得尽性而知天，知命而立己，这确实为中国思想之真精神。
从孔子以来，中国人的“信仰中心仍在人文界，而不在宇宙界。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中国人文教之信仰中心”（自序）。孔子也如此意思，孟子也如此说，接下来的无名人氏所作的《易传》和《中庸》，也跟着这个思路来。钱穆先生此书，并不在于说了这些平常话，而是对这些平常话背后的所以然，做了精当的分析和把握。比如对《易传》和《中庸》的分析，钱穆就看到这两篇文章和老庄的不同思路。“老庄都认为宇宙间一切事象，全是对立的。”（见《易传》和《中庸》一节）尧舜和桀纣，是两个极端，可《易传》和《中庸》，则并不注重对立，而是看重这种对立中间长长的一段过程。芸芸众生，既没有尧舜般那样的善，也没有桀纣那样恶，而是在这个两极的中间，其间有智愚的高下，也有善恶的差别。可是在众生当中，何时能分得出如桀纣尧舜那般极端的对立？即便是尧舜桀纣，“仍是同一人类”。整个人群，都是“有差等而非绝殊”的众生而已。同样，这每一个人的善恶，也是相对的，也只有比较而已。上天不会弃绝每一个人，人群自有日新趋善的希望。只要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群中，都能如天行健，都能如君子那样自强不息，那样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都是尧舜。中庸的道理，就在这个广大的人群中，不要偏执一端而能日日迁善，则人世间就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争斗了。
人人都可以为尧舜，这是很难的；可人世间本没有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也是事实。中国的许多先贤，大多如《易传》和《中庸》的无名作者那样，本着人事来立论，本着人生来说理，这是中国始终不衰的思想命脉。正因为本着这个思路，钱穆在民国四十年（1951年）说道，“今天的中国人，不认自己有思想，勉强要外面接受一思想，来在自己的内部制造冲突。于是有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于是认为非冲突即是无思想，于是有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之口号。颓波所趋，遂有今天中共之所谓搞通思想。其实彼辈之所谓搞通思想者，其实骨子里即为反对思想。彼辈误认冲突矛盾为思想之本质。果如是，则思想搞通，即成不通。故革命完成之后，势必继之以清党。思想真搞通了，即成为无思想，于是将重造冲突，重求搞通。如是则搞通，复搞通，清算，复清算。永远是一个搞不通与算不清的不了之局，而民生憔悴亦将永无宁日。”（自序）钱穆先生这番先见之明，即便是今日之共产党，也会认为不错。天下哪有真正的对立，天下哪有可以弃绝的子民，仁即是爱人，即是有教无类，即是天下同此心同此理，因为人类的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呀！如果孔子再世，他甚至不会从众而跟随大多数人而舍弃最少数的人，更不会代表最大多数的人去弃绝任何人，因为大家都是人啊，何来少数和多数之分？如果真有区别，那只有大家想不想为仁的不同呀。
这番道理，不管你对钱穆先生的这本小书采取何种读法，总归是有些赞同吧。人们常说学术应该客观公正，可治思想史，虽然要求真，可求真求是之余，如果失去自己的一颗良心，终归是不太对路的。钱穆先生的书让我赞赏，并不仅仅在于它精当的立论，而在于这个立论之中，我时常能感受到先生的热情和忧虑，这大概是明体达用的一个人心基础吧，否则，学术何为？人生何为？
《中国思想史》，钱穆著，新亚书院，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四月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