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周期性精神紧张—TTC罢工，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再一次与多伦多擦肩而过。在惊魂初定之余，大家也开始反思：我们的工会制度是否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一、改变世界的早期工会运动 加拿大的工会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872年，JOHA A.MACDONALD领导加拿大政府通过了“TRADE UNION ACT”，在其中明文规定，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合法行为。在这之前，在加拿大的很多省份，比如NOVA SCATIA就曾规定如果工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就要被送进监狱。这样，在加拿大建国的第五年，加拿大的工人们开始正式有权力组织工会。当时的工会，主要集中在发生工业革命领域的私人企业，像运输、矿业等部门。这些工会一成立就立刻开展了全国范围的“9小时工作”运动来抗议当时长达12小时的工作时间。同年，为了同GLOBLE的创立者GEORGE BROWN斗争，1500名汉密尔顿和多伦多的工人走上接头举行了罢工。 1889年，政府更肯定了工会的社会价值。1894年，加拿大议会宣布将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确定为全国法定假日以表彰工会对于社会的贡献。这就是LABOUR DAY的由来，也是工会每年要在LABOUR DAY举行游行的原因。 在工会运动的早期，特别是二战以前，工会对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年以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由衷地感慨：工人们组织起来，世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工会的斗争，为工人争取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把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幽灵阻挡在了欧洲和美洲的大门之外。 二、战后工会运动的商业化 1946年，最高法院法官IVAN RAND对于发生在温莎的福特公司17，000人罢工事件做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裁断。在裁断中，RAND要求每个工人必须缴纳会费，无论他是否真正地属于一个工会，而每个工会必须有自己的财务计划。同时，对于工会采取不合法行动时，可以对起进行经济制裁。RAND的裁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使工会行为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使工会走上了一条商业化和政治化的道路。 战后，工会运动另一个趋势是在公共服务领域里的蓬勃发展，这其中的划时代事件是1965年7月的加拿大邮政工人的罢工。在此之前，法律禁止加拿大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员举行罢工。这次罢工一共延续两个星期，直到当时的总理LESTER REARSON同意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会拥有同等罢工的权利。1967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THE PUBLIC SERVICE STAFF RELATIONS ACT”。正式给予加拿大公共服务领域工人罢工的权利（皇家骑警和军队除外）。从此，联邦公务员加入PUBLIC SERVICE ALLAINCE OF CANADA（PSCA）。PSCA的成员最多时曾一度达到18万。各省的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加入了NATIONAL UNION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EMPLOYEES 和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CUPE）。CUPE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工会，其成员最多时曾达到33万人。潘多拉的盒子就这样被打开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医院、学校、政府、公车甚至参议院的罢工。 三、绑架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行业工会 整个七十年代，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会，开始通过罢工等一系列手段，迅速提高了公共服务人员的待遇，使之成为全社会羡慕的行业，打不破的金饭碗。公共服务领域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已经使广大纳税人对于公共服务感到不堪重负，对于此起彼伏的罢工感到愤怒。从此，工会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荡然无存，而变成了疯狂、贪婪、霸道的代名词。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加拿大政府在公共建设领域的投资能力却从六十年代起迅速下降，到2002年政府在大型公共服务项目上投资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已经比1967年下降了39%。加拿大政府的财政一步步走向吃饭财政、养人财政。同时，相对于三千万的总人口和一千多万的劳动力，目前加起来上百万人的公共服务领域也显得过分庞大，用“十羊九牧”来形容也不过分。 与此同时，工会在保护劳工的同时，也抑制了劳工的创造力。工会内部的平均主义盛行和每年递增的工资合同，极大地压制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在工会的保护下，工人只要不犯大错，就不会被开除，在客观上造成了少干少错、多干多错的恶习，最终使得工作效率日益低下。如果说在私营企业中大家还有企业倒闭和外迁的忧虑而不得不加把劲工作的话，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由于有全体纳税人买单，工会等于有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聚宝盆，毫无生存危机。加之公共服务的经营者是三级政府，从而先天地具有独占性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起服务对象是全体国民，更使得每次罢工的影响都不可小视。挟着这些先天的巨大优势，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会可以呼风唤雨，横行无忌，广大升斗小民只能徒唤负负而已。 以TTC为例，这些薪金加上福利已经达到35元/小时的工会成员们每三年就要给全体通勤族一个“惊喜”：我们又要罢工了！与此同时，TTC的费用也在增加。今年的车费已经加价到两元五角，但这还只是我们付出的一部分。政府给TTC的补助，如果摊到每个乘车人次上的话是5毛钱。也就是说我们的实际车票价格现在已经达到3元了！但这还没完，还没有包括十年五十七亿的基建投资，这摊下来已经是1.2元/人次了。对于一个通勤族每天来回实际花费是8.4元，其中3.4元是由全体纳税人买单！当我们承认TTC对于城市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被工会绑架成为TTC工会同政府讨价还价的人质了。 四、工会介入政治 工会从成立一开始，就在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同时，开始和政客打交道。在加拿大，工会对政治介入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工会成员及其家属为特定的政客进行拉票，另一种形式就是直接在各级议会中安插代理人。众所周知，加拿大第三大政党新民主党的中坚力量就是各级工会。早在１９５６年，加拿大的几个大工会就是新民主党成立的推手和发起人。 新民主党在各个省份上台之后也对有关工会大搞利益输送而罔顾广大省民的需求。在安省李博给后任政府留下了一个濒临破产的烂摊子；在BC长期持政的新民主党把资源丰富的BC省从一个富省搞成了一个全国经济状况倒数第二穷省。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HAMILTON南区历来是新民主党的重镇，依靠STELCO钢铁工人工会的支持，新民主党一直是铁打的江山。可是当这些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最终拖垮STELCO之后，从2004年1月起，这些成员终于开始要为生计和养老发愁，整个社区一步步地走向消沉和没落。 回顾TORONTO，在上次市选之时，除警察工会外的几乎所有工会都支持属于新民主党的DAVID MILLER，并且最终通过选票让他登上市长宝座。而这位市长上任前后的所作所为，也是上期《北美时报》坚持对于TTC罢工仅发布“谈判顺利，不会罢工”新闻报道的原因。因为在一位曾经组织了2002年垃圾工人罢工的市长的干预下，我们相信谈判中只能是纳税人的荷包失血，工会将得到想要的一切，所以最终肯定不会有罢工。即使在上周五传出了有关罢工的消息，我们依然坚信周末谈判会继续进行，一切都只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烟幕而已。 果不其然，在安省和MILLER市长的干预下，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在他们私底下从饭店走廊上发出的大吼声中，TTC的资方全线让步了。最后，MILLER市长赤膊上阵，在送出另一个六百万元的大礼包后，工会终于心满意足地得胜班师了。 五、工会的困境 正是所谓物极必反，工会从六十年代开始，在公众中的形象日益负面，已经从广大劳苦工人的代表蜕变成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当工会一步步离其生存的土壤的时候，工会日益没落也就突显出来。 首先是工会成员的减少。目前工会成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已经比高峰时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一年一度的LABORD DAY游行虽然依旧年年搞，但是参加人数日益减少，还要靠安省游乐宫的门票才能勉强成军，围观者更是寥寥无几，与当年的盛况相比，实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其次，就业市场永久职位的减少。虽然，最近一期加拿大的失业率统计数据非常乐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就业市场中合同工的数量大大增加。为避免工会的予取予求，资方的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大量招聘合同工和临时工。而这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２００４年３月，加拿大铁路（ＣＮ）就用临时工顶住了工会三个月的罢工。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时工会的反动――一个号称是保护劳工的组织在保护了一部分人之余，却把更多的劳工推向了毫无保障的合同工市场。 第三，正在逐步兴起的公共投资领域的3P（ PRIVATE-PUBLIC-PARTNERSHIP）模式，给了工会新的一击。在最新动工的BRAMPTON医院项目，资方在合同中就明确写明了有关服务的雇员是NON-UNION的。这也就是CUPE专门做了一个网站来攻击3P模式的原因。（有关3P模式的更多详情，乐鱼将在今后的文章中加以讨论，敬请关注。） 最后，也是最让工会感到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企业外包（OUTSOURCING），随着外包的发生，意味着企业的重组。企业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减少工会成员的职位和削弱工会的力量。这也是上周五谈判突然破裂的重要原因。TTC工会突然提出工作外包问题，让资方无所适从，只能一再重复没有外包计划。我们责备资方的颟顸无用之外，也可以看到工作外包对于工会的压力有多大。 回顾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时间里，加拿大的工会走过了成立、发展、兴旺和现在走向衰落的过程，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一个特定利益群体的维护者，当其行为超出普通大众的容忍限度的时候，其衰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如果公共服务领域工会不改弦更张，继续一意孤行的话，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到时候，来自沉默的大多数的压力将会迫使渥太华的政客们通过新法案，让他们回到1965年以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