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同 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孔子而不是管仲，即便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反孔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没有多少人想到要重视管仲。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地重视了孔子的思想而没有重视管仲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果断地纠正这一错误，中国将继续错误下去。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出生于当时的齐国，即今天的安徽省颖上县。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出身于当时的鲁国，即今天的山东曲阜，从时间上来说，管仲是孔子的前辈老师，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实际上只继承了管仲思想的十分之一二，管仲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孔子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形成了儒家思想，但是却没有理解或者说否认了管仲同时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为孔子既不懂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仓廪实、衣食足”，也不赞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是最重要的，甚至鄙视立志务农的人，孔子在《论语》中公然把向他请教怎样种庄稼的樊迟说成是小人，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儒家思想崇尚空谈、追求意识形态，把空谈和意识形态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其继承者甚至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步。 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在伦理道德上面，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政治、法学、军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等方面。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即有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怎样治理国家的理论总结，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也被人称之为“儒道法思想的先驱”。管仲在齐国国君初亡、全国陷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受命于危难之中，三年便使这个边陲小国民富国强，然后使其国君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执政四十余年而善终。孔子虽然也在《论语》中自夸：“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孔子52岁的时候，曾被鲁国国君重用过，但是到孔子55岁离开鲁君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孔子不懂经济、不懂军事、不懂外交、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从全国选拔人才，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孔子的空谈和强调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是被他的时代所唾弃的，所以尽管他周游列国十几年，却没有一国聘用他，因为当时的国君都知道，凭孔子的那一套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然而，汉朝之后的封建君主们为什么反而重孔子而轻管种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汉朝之前，尤其是秦朝统一之前，国君们都懂得人才的重要性，甚至把得人才看得和得天下一样的重要，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管仲这样的有实际治国安邦才华的人是得到尊重的。但是汉朝之后的国君，往往都觉得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至高无上的天子，所以从内心上不再重视人才，因为他们更加需要的不再是人才，而是孔子一样的奴才顺民，需要的是儒家思想这样的顺民忠君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他们来说，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能不能发展经济、能不能治理好军队、能不能管理好国家等都不重要，只有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主的皇权统治的安稳才是最重要。 宋朝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蒙古族灭亡了；明朝也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满族灭亡了；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着“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灭亡了。文革中我们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搞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一些人又在高呼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或者以自由主义治理国家等，其实不管是什么主义，都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重孔子而轻管仲的最大悲剧是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点：总以为只要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两千多年来的中外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思维其实是错误的。 国家是一个由多种系统构成的复合体，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最最粗略地划分也可以分为经济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政治体系、军队国防外交体系等，而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皇帝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文革的极端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冷战思维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间较量，使得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了，以至于给了许多的爱国志士一个错误的观点：只要推行了某种意识形态就能治理好国家了，就像孔子当年所幻想的那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使得许多很有才华的能人志士误入“务空不务实”的歧途，整天热衷于空谈，无心立志于实干，实在是害人不浅啊。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人从重孔子轻管仲的悲剧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了。 当然，孔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孔子的《论语》作为一部劝学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书，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作为一部治国安的书，实在不值一读，甚至应该多加批判，以免被误导。相反，管仲的《管子》却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治国安邦的好书，值得有此志向的人们认真学习，多多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