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 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 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 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卫夫人韩权华送走谭祥后，忍不住大发感慨：“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蒋介石只好再度出马，一开口就给卫立煌大戴高帽子：“东北是一个比西欧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希望你能挑起这个艰巨的重任。” 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蒋介石又打气：“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由你来负。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 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八、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自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猥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为确保夹击取得成功，蒋介石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亲临葫芦岛指挥，他要与昔日的学生一决雌雄。他含着泪，用哽咽的声调对部下说：“万一你们这次打不过去，那么，只好来生再见了。” 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早先只有二个师，后来增加了四个师，现在又新添了五个师，总共有十一个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火速集结如此之多的兵力，葫芦岛一定有人物。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蒋介石可能就呆在那里。两锦相距五十多公里，机械化部队一个冲锋就可以洞穿，一定不能让他们合拢。” 刘亚楼报告了塔山防线的部署情况：“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这是一支准备与蒋介石东进兵团拼老命的本钱。在整个战役期间，无论攻打锦州的部队如何兵力吃紧，林彪一直不敢动用这支部队。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又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另加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锦州以西，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的确如罗荣桓所说，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敌军的形容，也是对联军的描述。整个辽西防线，特别是塔山防线，都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甚至整个集团军发起一波波成建制的冲锋，满山遍野都是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十次之多。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队就遗尸六千多具。无论战争何等艰险，东北联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也就宣告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登临锦州城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这天，大风骤起，云烟茫茫。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总指挥部的总攻信号拔地而起。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二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国民党上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冀热辽边边区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押解到虻牛屯指挥部。望着在这间小土屋内的林、罗、刘三大巨头，他忍不住叫道：“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就在这破房子里指挥打仗。” 林彪冷冷地问道：“范将军对锦州之仗有何观感?” 范汉杰哀叹一声：“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林彪又问：“那你对锦西战斗怎么看?” 一提锦西，范汉杰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真想不通。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侯镜如率二个军另六个师，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就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还有廖耀湘，停在彰武迟迟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诚如毛泽东10月3日电报所称：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惊人的预见和出神入化的谋略，林彪不得不再一次折服。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在敌人“西进兵团没有向沈阳撤退，反而由新立屯、彰武地区西进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改打廖耀湘兵团，这一点我们和你们一致。”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五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也是廖耀湘霉运当头，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胡乱一阵手榴弹，竟然将廖耀湘的总指挥部炸成一锅粥，几十位高级官员全飞上了天，西进兵团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 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全都乱了套。不仅国民党部队兵找不到官，官顾不上兵，解放军的建制也分解成师、团、营。原来林彪所定的斩头断尾击腰的战术无法实施。 刘亚楼建议：“林总，现在战场混乱不堪，像个立体滚筒，全挤到一堆了，不如来个大胆穿插，全面渗透，以乱制乱，乱而取之。” “太罗嗦了!”林彪来的更干脆：“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那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鲜血重新浆洗着这片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呛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六万九千人的伤亡，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加十六个团(内一个军起义、一个军团部并一个军投诚)，共四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共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但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