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构想乌托邦的人，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柏拉图设计理想国，原因之一也在于此。他生活在雅典民主制由盛转衰之际，以他的敏感，自然不会看不到人类最早出于自觉意识而创造出来的这个民主制实验基地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例如，雅典那种以多数人的意向决定城邦领导人去留的方式尽管曾一度成功地避免了执政者僭越权限而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的危险，却也往往使因才智出众而受庸人嫉妒的官员遭无理放逐，令柏拉图深恶痛绝的部分从政者的无知和无能就与这种民主方式不无关系。大陪审团制度固然训练了公民们的参政意识，然而从这种无具体确切的法律可依全凭陪审员投票审案的制度中又导致了令柏拉图痛心疾首的事件：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激怒多数陪审员而被判死刑。 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憎恶就这样从雅典民主的不完善中产生了，民主制也因此而成为他在《理想国》中绘制理想蓝图时提出的四个反面参照系之一，而且其“恶”的程度仅次于他心目中恶制度之极限——僭主制度。 且看柏拉图如何描绘民主制。 他相当准确地把自由和宽容概括为民主制的两个特征。然而由于对雅典民主制的成见，还有他那根深蒂固的贵族偏见，他对这两个特征充满了疑虑。结果，自由成了随心所欲的代名词，宽容与蔑视原则划等号。在柏拉图笔下，由于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已一套生活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于是就会有最多样的人物性格，这种人物性格因其丰富多彩而“看上去确实很美”（他说的是“看上去美”！）；由于宽容，这里对理想国关于按天性划分等级并固定每个人的职业等庄严原则不屑一顾，“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就轻意给人以尊敬和荣誉。于是，自由和宽容决定了民主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花梢的管理形式”，它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连依附者与公民的区别、外国人与本国人的区别在这里也几乎不存在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中，最后还传染给了动物。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居然使孩子与父亲、女人与男人、奴隶与主人平起平坐；不仅如此，年轻人竟可以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老一辈反倒顺着年轻人、学年轻人样。无政府主义甚至影响了动物习性。人们蓄养的动物在这里不知比在其他城邦自由多少倍，以致于畜牲们个个“充满了自由精神”，它们神气活现，“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连“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 柏拉图谈起民主是如此地刻薄。在这刻薄中，他对民主制的反感也流露无遗。在如此这般地描绘了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民主漫画后，他忧心忡忡地总结道：“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最后就物极必反：“极端的自由”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不难看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描述充满了偏见。在他眼里，个性丰富多彩是花梢，对每个人的尊重是谬误，突破一切陈规和礼仪的平等是罪恶，而身份平等、崇尚年轻以及从这一切中产生出来的抵拒过分约束的自由心灵，简直就是大难临头的征兆。然而，柏拉图毕竟是柏拉图，哪怕在他这些饱含偏见的漫画式描述中也处处闪现深刻的洞见。例如，在他当作危险之征来描述的种种景象中实际透出了追求自由的人们世世代代心向往之、渴慕已久的人类生活前景。从他咒骂和调侃民主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在民主制的雅典，人因自由而心灵高贵、个性丰满、潜能发展充分；社会因宽容而海纳百川，吸引了各地英才。在这个城邦，个性表现受到鼓励，新奇异想受到尊重，来自外邦、异族的杰出者受到欢迎和礼遇。知识和智慧的交融与创造力的勃发造就了这里无比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虽然柏拉图本意要把民主制漫画化，却因其准确捕捉事物特征的能力和忠实于“原型”的学者本性，倒无意中为民主制立了一座纪念碑。至于他发出的 “极端的自由导致极端的奴役”的警告，则道出了雅典民主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还为后世完善民主制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
由此可见，即使从民主制的宿敌那里也可以找到有利于民主制的证据和有益于民主建设的启示，只要这个敌人有足够的诚实和足够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