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是1943年年初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当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郑位三就来接替李先念的位置。由此可见，李先念在当选党政军一把手以后再三给中央、华中局去电请求辞去书记的职务的顾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边区党委成员给上面的电报中请求中央不要变更书记的人选，当时刘少奇已经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换上了郑位三。 换上来的郑位三倒始终没有以钦差自居，中央两次任命他为边区党政军一把手的文件，他都没有拿出来念，一直都是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他对李先念、陈少敏等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李先念。任质斌后来回忆他去河南发展时，就是李先念出面磨郑位三给任多配备一些武装，郑后来也答应了。不少同时期的老同志以后怀念郑位三时，都提到了他在鄂豫边区的这一段做事磊落的往事。郑位三背后曾经提醒李先念吸取高敬亭的教训，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建议。 说到高敬亭的事情，不免要多说两句。以往，不少的公开资料中介绍高敬亭被杀一事时都提及毛泽东的那句话：“那个高敬亭当初是不是可以不杀？”似乎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并不赞同高敬亭被处决。而且也有一些书里面把高敬亭被杀的责任推给叶项二人。但是，根据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的回忆，杀高敬亭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以后军部才得知，此前根本没有与闻。【注4】那么，谁能给蒋介石直接对话商量高敬亭这个量级的人物的去留问题呢？如果高敬亭被杀仅仅是叶项二人的行为的话，那么郑位三提醒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一事的教训的另外涵义又在哪里呢？毛泽东的那句反问我看包括两层意见，一个是反对杀高敬亭；一个是杀了以后有些后悔。高敬亭本人是四方面军的翘楚，而且一向横暴，他死后据说同情他的下场的人不多，高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逼死了方永乐，说起来也是一个严肃斗争的角色。但是，高敬亭的能力还是很有一些的，在部队中也有一些威望，唯一让上边感到芒刺在背的是此人独立性比较强烈。 叶挺是一个非党人士，杀高敬亭不可能由他来拍板，而项英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坚定的执行政策的教条主义者，此人固然在看待一些政治战略上有僵化的一面，但是，公然背着中央擅自行事的特别是自主杀掉支队这一级别的领导的情况在项英的个人历史上不多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而且，新四军军部的一个营长叶道志（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脱离部队事件出来以后，叶本人就被仓促的枪决。这件事就是背着项英做的，以后项英还专门向周恩来反映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主张轻易杀人。【注5】从历史上的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看，项英在杀人问题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以后和毛泽东的种种分歧，项英仍旧能够遵守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可惜的是因为项英属于毛泽东点名犯了错误的干部，在新四军失败的第二天，延安就马上出台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可见准备工作已经由来已久，也因此过去扣在项英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也比较多，像风传的他和叶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我将在另一篇《叶挺·项英·毛泽东》一文中给予详细解答，此不赘。 这里讲项英、高敬亭的这段往事就是旨在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于来自其他山头的干部还没有完全消除戒备心理，当然对于李先念也不例外，郑位三提及高敬亭的这件事也是为了告诉李先念不要给中央和毛泽东造成一种招兵买马、独立王国的印象。而李先念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李先念在工作方法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路数，例如在对四方面军的历史评价上，李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李先念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表明这种分歧，更没有背后议论长短，而是事后找到毛泽东，在私下里交换不同的看法。从后来的反冒进到第一次庐山会议，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于上书、背后议论等形式是很反感的，相反对于当面说清楚事实则抵触相对少一些，用毛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就是李先念和郑位三之间，李也充分的尊重郑位三的地位，在郑位三提出巩固方针以后，举凡举手表决时，李先念也从不唱反调，而是背后做工作，效果也不错。这些反映了李先念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善于处理多重同志、上下级关系的灵活的手法，这也是李后来一直比较顺畅的缘故。 李先念在抗战期间创建根据地、解放国土面积达9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正面抗击了日寇150000多人和伪军80000多人，建立了50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和300000人的民兵武装。李先念以其个人不俗的能力表现赢得了党内的认同，毛泽东亲口对龙云说过：“李先念就是我们党的青年英雄。”【注6】然而，当初曾经对李先念同中央解开误会的一度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郑位三却在建国以后官场蹭蹬，仅仅给予全国政协常委等虚职，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同其他二十多位领导人一道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应该说，李先念是一位党内不多见的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的军政双才。从风尘仆仆、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共和国财经领域内的管家，李先念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对于建国以后日益左倾的毛泽东在主管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盲干、冒进，李先念是不以为然的，李先念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而只能招致损失。”【注7】毛泽东因此在反反冒进的时候，对李先念曾经加以深刻的责备，毛泽东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注8】虽说李先念也被迫在1958年5月，和周恩来、薄一波、陈云等人一道做了违心的检讨，可是，后来在庐山会议时还是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坦承自己的忧心忡忡。 在大饥荒的岁月中，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注9】针对这些困难，李先念提出承包的建议，不过，李先念是深知毛泽东的脾气的，所以，提的比较保守，建议一年一包。虽说如此，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中每每与自己相左的李先念，毛泽东固然不断的敲打一下他，有时候还让他当众做检讨，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服从与忠顺，所以，尽管李先念“小错”不断，毛泽东还是逐渐把他放在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经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几位“巨头”之一。 文革起来以后，李先念也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面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二月逆流中，李先念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样拍了桌子，他指责谢富治和稀泥的同时还说当时国内的大规模的逼供信是罕见的。李先念的如此发言虽说刺耳，可也有别于谭震林、陈毅那样的尖锐，因此，在处理三老四帅时，毛泽东有了区别对待。再加上李先念检查做的很好，认识上也很深刻，所以，毛泽东不但没有穷追不舍，反而变相的保了李先念。三老四帅中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或者下放或者靠边站，陈毅、谭震林则被批判，唯独李先念安然在位，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由此也可见李先念的“内功”之深厚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和叶剑英成为二月逆流中绝无仅有的两个继续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专门保了李先念，李先念很受感动，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做了公开检讨，至今保留的新闻纪录电影中还能看到李先念当初痛哭流涕的表态的场面。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原谅了李先念，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也认为李先念态度很好，言词很恳切。【注10】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李先念对邓小平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在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李先念请邓小平先走，邓不肯，坚持要李先念先走，而且还搬出了规定，这是许家屯回忆的。【注11】然而到了1975年以后，李先念居然在毛泽东面前状告了邓小平。李先念在1975年国庆节单独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对毛泽东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徐景贤转述王洪文的亲口所言。【注12】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指出对文革老同志中有一些人第一不满意，第二要算帐，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以往我们都知道是毛远新最早向毛泽东做了诋毁邓小平的汇报，实际上在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中，李先念也同样做了类似的表达。 毛泽东死后，李先念开始和叶剑英有所走动，此前叶剑英因为也犯了“错误”，已经很少有人登门了，这时，李先念不仅是活动一下彼此的关系，也是进一步向叶剑英打听一些消息。然而，在叶那里，李先念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直到1976年9月，还是华国锋挽留了准备外出的李先念，让他在北京再呆上一段给中央参谋参谋，具体参谋什么，华国锋也没有告诉李。直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逮捕以后，李先念还如蒙鼓中，他在开会的现场问叶剑英的秘书王文理：“这是开的什么会吗？”【注13】然后，后来在中央统一定调子抓捕四人帮决策过程的几位领导人名单时，还是加上了李先念的名字。从而让李先念得以和叶剑英一起成为“十月春雷”的功臣。 华国锋的短暂春秋之际，李先念由于精通经济工作，成为华国锋再度冒进的先锋，也因此受到邓小平、陈云的批评，对此李先念做了一定的检讨，背后对此却并不怎么满意，后来他对来访的许家屯说：“你看看，他们计划的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注14】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李先念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以后的胡耀邦、赵紫阳事件中，李先念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建议始终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聆听和首肯。 1992年6月21日，年已83岁的李先念寿终正寝。他和毛泽东是同一年龄谢世的，他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生前位置最高、荣誉最隆、信任最深的唯一一人。 （全文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