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 珍珠港时间是美国国内政策的一个转折。在日本没有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人不想参加二战。尽管罗斯福总统想参战，但是，美国人不想战争。所以，罗斯福参战的计划受阻。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之后，打破了美国人和平的美梦。罗斯福总统才得以把美国人引导到参战中去。 对于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其实不亚于罗斯福眼里的珍珠港事件。 毛泽东一直是“积极反蒋，消极抗日”政策的倡导者。西安事变，毛泽东等人从共产党集团最大利益出发，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斗争策略。因为杀了蒋介石是中共最大的利益。可是，老子党苏联主子的影响下，周恩来等人排斥了毛泽东的观点，放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后说是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这显然是个谎言。任何政治集团首先考虑的问题是集团的最大利益，至于民族利益绝对服从集团的利益。作为被赶得四处流浪的中共，显然不会把民族利益放在自己生存利益之上。只是亲苏联的周恩来等人在中央势力很大，加上苏联这个主子不好得罪，也就促成了有利于民族利益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为路线斗争失败，毛泽东也被共产党人孤立起来。 对于当时共产党利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杀掉蒋介石，对中共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会加剧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国陷入混战，日本人就能长驱直入，让日本人打垮国民党，为中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却遭到了苏联、中共高官的强烈反对。 毛泽东的“积极反蒋，消极抗日”破产后，联蒋抗日的国共合作局面形成。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八路军、新四军灌输“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来抵制联蒋政策。针对中共联蒋局面的形成，毛泽东提出“打顽”策略来极力破坏“连蒋抗日”路线。 “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毛希望日本人多打国民党，这样既减轻自身压力，又可消弱国民党的实力，而且自己还可以跟在日本后面扩大根据地。这是毛推行“积极反蒋”政策的最直接理由。 林彪领导了对日的平型关战役，毛泽东嫉恨林彪。朱德、彭德怀帮助国民党发动了百团大战，为毛泽东所嫉恨，朱德被迫离开八路军回到延安。延安整风，彭德怀被“毛操了四十天娘”，毛的党中央作出“下不违例”的决定。在毛泽东眼里，谁不服从自己的“积极反蒋”政策，谁就可能为毛泽东调离部队，在延安羁縻起来。当然，项英也不理外。 在历史上，项英的地位比当时的毛泽东要高。项英和王明、周恩来等一直是斯大林路线的执行者。因为王明、周恩来在中央，项英握有新四军王牌，所以，这些苏派领导人一直成了毛泽东的眼中钉。 1940年11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由刘少奇任书记，项英回延安。中央要项英离开皖南，到江北后把权力交出来，显然是个阴谋。此前，周恩来被发配，王明被闲置，苏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逐渐被排挤。中央要项英去延安，显然会引起项英的顾虑。 新四军是项英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到了江北，项英的总指挥权就要交给叶挺，这显然是毛的阳谋。为此，项英用多次请求撤掉自己职务的报告，来表示对毛的强烈不满，遭到批评后，项英又提出远征闽浙到国民党后方打游击的南进计划，来抵制毛泽东。 皖南事变前，中共历来是内部派系林立，新四军实际控制在共产国际派项英手里，而项英是王明、周恩来的人。老毛嫡系仅仅是八路军林彪部和新四军陈粟部和刘少奇的北方局。原八路军头子的朱德、彭德怀等都不是俯首听命于毛泽东。但是，构成毛泽东心腹大患的还是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和项英的新四军。可是顾祝同发起皖南事变，项英被打死，新四军完全被毛派接管。 皖南事变，毛基本上完成了军事和组织的基本统一。延安整风，毛进一步整顿内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统一。 没有了新四军这张王牌，王明成了光杆司令，意味着苏派领导人在宫廷政变中失败。苏派斗争失利，也意味着“联蒋抗日”政策走到了尽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抓住时机，开始全面扭转“联蒋抗日”的路线。这样不仅可以不受苏联的干涉，而且，也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因为只要实行国共合作路线，共产党的发展就会受到国共达成协议的制约。 皖南事变，毛泽东利用党内反蒋情绪，毛泽东开始清理苏联的影响，全面扭转苏联强加给毛的“联蒋抗日”路线。同时，毛借助政治上的攻势，完全打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部署。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毛借题发挥，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摆脱蒋介石的领导，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甚为有利。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皖南事变后，苏联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继续要求中共克制，不能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可是，因为苏派领导人已经说话无力，毛泽东不顾民族利益，用“积极反蒋，消极抗日”路线取代了苏派领导人制定的“联蒋抗日”路线。在毛泽东的全面部署下，新四军挺进华中，重建了新的新四军军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全军发展到了9万余人。 皖南事变——毛泽东的珍珠港事件。如果没有皖南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积极反蒋，消极抗日”政策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认同。皖南事变是国共摩擦的必然，可是，正是借助皖南事变，毛泽东成功地把积极抗日的共产党武装扭转到消极抗日道路中去。 毛泽东的“同室操戈” 翟羽佳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河以北。毛泽东非但不抵制，反而将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马上撤退到长江以北。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毛泽东是不会执行的。可是，蒋介石让共产党让出华中，毛泽东却积极执行，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考虑到命令对自己对新四军发展不利，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项率部迅即渡江。10月9日，刘少奇又致电从速北移。10月1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说服项英。10月21日，毛怕指挥不懂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直到10月25日，毛泽东不得不用周恩来的名义要项英“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时间反复催逼。可是，项英对于毛的指示，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次年1月上旬才北移，悲剧发生。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新四军番号。1月20日，毛便迫不及待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领导岗位全部为毛派人物占据。 毛泽东假国民党之手，消灭周恩来的嫡系部队新四军后，被发配到重庆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借对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愤怒，用“相煎何急”抒发毛泽东加害新四军的不满。 有人或问：毛泽东善于内部残杀怎么还发展壮大起来呢？毛泽东内部清洗，目的是为了让组织进一步优化。因为四分五裂的组织，远不如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精干组织更有战斗力。 为了自己的绝对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江西就不惜采取肃反的办法，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江西派红军将领几乎全部干掉。长征途中，红军发生了北上与南下之争。只有毛泽东要北逃，而张国焘却要坚持南逃。于是，毛泽东故意泄露张国涛的行动路线，让国民党来围堵张国涛，毛得以金蚕脱壳，顺利逃往。 对于一个新生武装力量来说：内部组织的整合，需要持续不断的宫廷政变，才能达到内部最佳组合。对于这个新带头人来说：有时，组织内部不同派系者的大败或被杀，远比打了胜仗更为有利。历来风起云涌的反抗组织，无不通过内部残酷血腥手段，来“纯洁”自己的权力。 红军到达西北后，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1936年2月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刘志丹的牺牲，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来说，又是一个毛的势力深入陕西地方红军的一个重组机会。 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老毛很惧怕，就让西路军西征，借刀杀人。西路军远征时，张国焘要陈昌浩“小心路线问题”，要陈留意毛泽东的阴谋。当西路军军事不顺，要求红四军另外2个军加入战斗时，被毛等人一口拒绝，西征的红四军全军覆没。借国民党之手，毛泽东消灭一个最大的威胁张国涛的红四军。 东征、西征失败后，林彪要求南征，可是毛泽东就是不批准。因为这是林彪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老毛是不会拿自己的血本来赌博的。 在政治家眼里：最大的威胁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蒋介石就曾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独裁者都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付自己人身上。 对于一个武装力量来说：上下一致服从，就是最大的战斗力。长征之后，毛主席说：“剩八千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剩下的都是精华。任何一个战士，一组建军队就是连长、排长。八千人分散开来，八年下来就发展到了百万。所以，毛泽东是不怕共产党内讧的。因为共产党每一次内讧，毛泽东得以重整中共。 “兄弟阋于墙。”这是毛泽东一贯表现。到达陕北时期，为夺权毛泽东一方面将周恩来发配国统区，一面迫害王明为首的延安派系。毛泽东在延安先对党外的知识分子开刀，然后，才对党内的新四军、八路军不听话的将领整治。在总书记张闻天帮助下，毛泽东站稳脚跟。可是，抗战一胜利，毛就将这个中央总书记下放到黑龙江当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