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老夫子 留意军史老文章、回忆录，每每见到林彪的处世待人很有些粟裕“族类”的习性。感觉就是场合不同而已，表现大致不离。可就没见到涉及人事后“声讨”他的执拗或冷漠（9.13以后的那些烂账不谈它），反而时常还留存一笔赞叹、感慨的咏哦文字。我们仅就解放战争说事。比如说林的“目中无人”就特绝。进入东北的46年初，梁1师、黄3师那么多的老部下与老师长一别就是8年，在兴城一线乍一重逢，那种喜出望外，百感交集的心情，又致敬，又问好的，恨不得一拥而上来个“贴面吻”。可林就没什么表情，一开口问出的话是：部队住下来没有？凡人看，这已经不是什么会否团结同志了，简直一个不近人情！可那些跟过他的旅长、团长什么的就是一个敬佩不已：林总就是爱兵，见面就谈下情。又说林的专行独立“范例”。48年底东野进关，军委再三叮嘱各纵应分头分批从冷口、喜峰口等处秘密入关。林彪先也照交代过了几个军，后来一观察，这舍近求远、劳命费时的指示也听得？那空军就在头上，对傅作义有什么秘密可言？下命令的同时也就一纸电文告老毛：已令最后三个纵队直出山海关。毛后来不是“甚好甚慰”地称赞东野部署极妥，一下子就包围、分割开了京、津、唐么？因此林的这次专断在四野战史书中就被举为“卓识机断的指挥典型”。再看林彪的“阳奉阴违”表现吧。前日还在“我们决计照中央指示死守四平”，然后是一、两天的连报“新6军前沿攻击甚为疯狂”，也不说我打算怎样？到第三日再告老毛时战事已经走样：……城垣阵地已失，部队正在撤出。多么简单了事，因为这四平林总一开始就不赞成死守。后来军内的公议不都认为：“为和平不惜最后一战”啥回事？老毛也难得天真烂漫一回！谁人指出林彪的“阴险狡猾”了？ 因此，围绕粟裕“作风”也好，“人品”也罢方面的问题，谈好论丑完全取决于周围人际主观的判断，认识。其实就是“人和”范畴的事，没什么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客观标准。林彪、粟裕这种独挡一面的战将，超常或“特异”的一些“作风、品性”是应有共存。因为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经历成就他们非凡人生之同时，几百仗争锋斗勇的实践赋予他们真知灼见的经验、理论之同时，战争尘埃也注定会磨损、销蚀其“人之初”，造成他们离索而沉郁的“独孤”性格。他们的心灵甚至有一些扭曲，滋生了一股傲岸的英雄气质，因而外在表现出一些常为众人不解或者误会的处世为人风格。 按照西方的哲学，这就必然产生本文题目揭示的原罪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中国文化曾经准确认识，但从未进行过深入理性分析的问题。先哲的概括告之：“木秀于林”就提出“原罪”问题；“匹夫怀璧”也提出“原罪”问题。“少年得意”、“超凡脱俗”等颂词的“背景音”无不暗吟“原罪”反调。根据这类“矛盾论”悖理，同属年富得道，武功绝伦的军事将领之林、粟必然在其建功立业的同时就赋存受获了“原罪”问题。 那么为何粟裕的“原罪”问题就伤及“人和”而使其落难，但身同此“罪”且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林彪就未“犯众怒”（仅陈大将暗含些忿忿之色）而得享平安呢？这是因为林彪成大器时日极早。还在中国红军草创时期，他随朱、毛在湘、赣两省创造的那些奇巧妙绝的运动、游击战就确定了他在军中的威望和位置。他1930年夏即荣升共军头等主力“井岗红4军”的第二任军长（时年仅23岁），后来的苏区不管谁人当权，他官运一直稳中上升。他的“原罪”问题相信在他25岁（时任“天下”第1军团长）前即已解决。其时有资格（还要有愿望）罗织他的“原罪”的上级或前辈如王尔琢、胡少海、张子清、朱云卿等均先后兵败牺牲，或者恶战死节；够级别（或者有交往）非议他的“作风、品性”的同僚或战友如伍中豪、何长工、彭清泉、邓毅刚等也或者遇难身亡，或者“换岗”走人。他进入共军高级将领行列，作为一代名将的地位在30年代初即得以巩固。比较此前后才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刘伯承、叶剑英、肖劲光等北伐旧将，周士第、聂荣臻、左权等黄埔“大哥”都还在红军各部“老兵新传”地学习观摩朱、毛的游击战术，研究交流农军队伍的带兵方法；威信和实力也都尚不足以独立担任红军的一员方面大将。而发现擢拔林彪的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军“顶级”领导那时正忙于开展（或应对）三个方面的激烈斗争。一是争夺红军内部的指挥权；二是应付来自省委、中央的瞎指挥；三是反抗何键、鲁涤平等地方军阀的军事清剿。因此他们非但不能非难手下那些统兵将领，反而正依靠林、彭（德怀）等头号军头出力支持己方。林彪就是在这种历史际遇中实现了其人生抱负，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点卯58年间军扩会落座参会、开批粟裕的那上千共军将领，当时绝大多数不过就是些连、排长级的毛头小伙（少数南昌起义的老资格如陈奇涵、聂鹤亭、彭明治等将则是跟林后得了些军功“荫护”），那位置和军长差距太大，说当年见到林军团长就是那“高山仰止”的感觉一点不过。所以即便其时有人（如贺龙）怂恿也顺带来个批林重审“原罪”，那不等于就是鼓动“反党乱军”么？我想肯定是“众将闻之皆股栗不止，莫敢趋前出阵云云”。当时的林彪元帅就是这般威势烜赫，不然为何当老彭58年的这潭浑水蹚得过深（他要连“踹”刘、粟、萧三座“军衙”，真不懂“各个击破”！）而可能“自溺”（此时众将有些自危，想“撒把”后撤了）的关键时刻由他出面“挺彭”呢（极可能是奉毛命：不能坏了中央整风部署）？ 粟裕虽算年轻，但“出道”年代就晚得多了（红军时基本容身偏师）。粟抗战在新四军诸将中可称得起优秀，但毕竟只是在1师这个小圈子内打转转。粟大将真正光芒四射，“闻达”于四方“山头、诸侯”是在自卫战争的“七战七捷”之时，随后丰功伟业一发而不可收。照毛泽东的表达就是：解放战争，谁不识华东粟裕啊。这场“决定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华东战场打得最为激烈恢宏，虽然也杀得个“几进几出”，但始终稳操胜算，这其中粟裕居功至首不容置疑。随着胜利的不断夺取，军权的集中落实，出人头地的粟裕之言行举止必然引起其上下左右“旧袍泽”们的特别敏感。那些为征战谋划的“奇巧淫技”即便得计也免不了招来“新收”众将的侧目，妄议（粟不像当时的林、刘，不善/便分说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只给战案）。还有那淮海决战，华野“小”前委每每自行调兵遣将，引领发展战局，“使唤”（也就是报告一声）得个坐镇“总前委”的陈、邓常委只能因应配合，追认签章而尽其“职责”。这场景颇难堪，令邓书记三十年后也不能解闷释怀。什么叫“天妒英才”，更况人乎？因此粟裕的“原罪”问题就不时地在各级层次“曝光”闪现。这在胜利之时尚无伤害，倘遇到如七月分兵，初出中原等混乱失利时日，那些犯上的“攻讦”和诿过的争吵了就来上下夹攻了。不过那时不论陕北决策的毛泽东，还是华东压阵的饶漱石都明白：胜利是压倒一切的；粟裕是华野不能少的。于是就有了终于调出陈毅，喝退许世友的经典故事。于是就有了粟裕一生中的最“幸福时光”。这大概是从济南战役之后算起一直到1954年秋初任总参谋长时的6年间。屈指一算这段也是饶漱石处于位高权重之时。小饶此人德才真正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是一代党要权臣肯定无疑。他“慧眼”识得只有粟将能成为他华东“幕府”的军事支柱，因此在关键时刻他都出力“挺粟”，这符合自家“山头”的利益（比较老邓此时在西南“幕府”也为加强自己的兵权，正玩“拆庙设坛”的把戏，坐坛“法师”却选贺龙）。粟任总长前一段饶都兼中组部长，粟能顺利“接班”于徐、聂二帅，饶“阁部”下台前几年应是狠荐了一把，这也符合“党同排异”的逻辑。所以我前述：其中把饶的水平看低了——他当年哪会“累”及粟呢？ 因此，粟裕或者由于战争的需求，或者由于党内重臣的维护，或者也由于江山虽定但仍面临外敌入侵威胁这样的理由，其“原罪”问题没得到及时清算（或叫“整风”；粟裕确实也未见识过延安整风），今后一发动必然是“秋后算总账”。所以上述“暂缓”条件一旦消失，粟裕“东窗事发”且一起“买单”就是迟早发生的问题了（何况他解放后又结下“新仇”，故假手或彭或聂了断都属必然）。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吗？因此就有了上面详述过的军委千人扩大会议的“大批特批”和数“罪”并判了。 《从来英雄多寂寞》旧作中指出：粟裕陷于“胜仗越多越大则人情越发冷薄”的尴尬境地，这已经有些“原罪”的意味了。但思路未能梳理清楚，反认为粟的功业名气不彰是由于时势尚不济，战功还不够，并设想粟领军援朝当达成其军功的光辉顶点（这点完全可能。如果粟裕指挥朝战，基于对手，他的战功不会比解放战争更大，但战局效果肯定好过彭、邓）。一点都未思考历史果真如此的话：粟得以与世界“头强”交手，国家胜面更好而将获 “顶级”荣誉时，他的“原罪”程度会更加严重，“伤及”的党内军内英豪、“列强”会更多（可能届时一世争强的林帅也会有些坐卧不安哩）。粟裕极有可能真成为“全（满）世界的罪人”。若此，那等功业没有也罢！ 老夫子 2005年9月于昆明 12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