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也的，就是这位徐克勋的另一个名字也被历史湮没很久了，他就是红军将领－李特。 李特的事迹截至目前始终没有被任何一本介绍红军高级将领的党史、军史作品收录，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在权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然而，历史毕竟是任何人都遮掩不了的，我们从故纸堆里还是发现了一点关于李特的些许痕迹。 “李特，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4年，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时，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说：“李特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战功，······他以后的被误杀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延续。”同时，这份文件也指出，李特在红军会师期间追随张国焘，追赶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犯有一定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托派分子。李特在含冤死后的四十八个年头时，获得了烈士的追认。 那么，李特之死的来龙去脉到底又是如何呢？ 关于托派分子我感觉虽有不少不肖之徒，但也不乏理想主义者，如郑超麟，王凡西等，这些人也是被国民党迫害的。再一个，苏共解体前也为托落茨基平了反。考虑到历史上托派也起了分裂党的作用，因此有一定历史过错。但是把托派等同于罪人似也不妥。 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披露一段关于李特之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第一个是李特飞马追赶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莫文骅的这段描写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据莫文骅的记忆李德还提醒过莫文骅要注意李特的表现。 李特不仅不满中央红军，还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莫文骅回忆说李特拉拢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还谈到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红四方面军里面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这点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深有体会，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于此可见，莫文骅的这个感触还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赶中央红军这方面给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内，对李特均无好感。而当西路军失败以后，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但是，陈云的态度相当温和。 根据李先念编写组编写的《李先念传》中介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否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的企图呢？不得而知。 不过，陈云、滕代远等人却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发准备救援西路军，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陈云等押送苏联支援西路军的军用物质一共步枪五万支、重机关枪上百挺、火炮几十门存在阿拉木图，因为西路军失败这件事取消。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军的启动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首肯的，也从侧面证明了用“借刀杀人”来解释西路军兵败是不全面的。 李特等人显然是在王明等人到达新疆以后被捕的，王明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37年11月，李特被处决的时间是1938年初（一说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见，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这件事，说是王明主动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至于何时王明同张国焘说起这件事，张国焘没有作出交待，但是，应该说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一种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后告诉张国焘的，一种则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须受到处死，提前把结果告诉张国焘的。 高华在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只提陈云知道这件事，然而陈云几十年守口如瓶的话，同时提出两种可能，处死李特一是王明、康生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二是邓发得到延安的密电。这里面顺便提一句，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过邓发的工作去向。（《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22页）邓发本人对于中央当时决定对盛世才进行有效的说服并且准备和盛世才全面合作是不以为然的，以后邓发曾经和周恩来等人提及盛世才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现在之所以和我们党合作，完全是利用我们。这条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倒是成为以后调走邓发的理由。 我曾经和一位工作在邓发手下的老党员接触过，他那是奉职于新疆办事处，当我问他李特这件事的起因时，他只是说这件事很复杂，档案里面都有记载，以后慢慢的说吧，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所以，李特尽管被处死，然则过程始终扑朔迷离。而且，1996年平反的只有李特，而黄超则最终扣定了托派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