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校是地名，它奇怪的名字盘踞在从上海到启东竖海的陆路上，在江苏省分区地图上，它是最小的黑色圆点。从上海出发的客车到了小花校，就意味着到了河水青碧的竖海。每当这个时候，一种浓郁的喜悦和伤感混杂在一起，就从我的心底满满当当地升起来，沿途的小河里泊着的泥船，小小的市镇上开着的沿街小店，都是最亲切的景观。在小花校下了车，和集市上等生意载人的男客讲好价钱，乘一辆四面漏风的小破车，再颠簸一段路，经过以河流为间隔、猪棚羊圈之间很多人家的屋舍，就到了竖海。竖海，再小到竖海的某一个小村，行政上称为几大队某小队的，就是我妈妈的家乡，当初她挑猪草、割羊草、打草卖钱、下河摸鱼，长大后在18岁那年头也不回离开了的家乡。严格地说起来，我并非是在小花校和竖海，这样田野广袤、河流丰盈的乡间长大的，我生在离小花校自行车车程四个多钟头的一个小镇上，我只是莫名地喜欢着这片土地。小花校隶属江苏启东市，启东有着成百上千小村镇，错落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片平原上，一如这方土地上阡陌纵横的小河流。东去寅阳圆陀角，太阳早早升起地方，启东便实现了名字里叫做“启我东疆”的豪壮理想。
启东离开上海，是四五个钟头的车程，我离开启东，是十七年。十几年后重新面对这片土地时，我还能够看见不到十岁的我，站在旧时人家的屋门口，脸上带着的好奇和迷惘，真切地如同眼前。
我是带着启东乡下小娘的模样去上海的，至今的上海，也还是看不起启东乡下人的，启东在上海讨生活的男客，多是木匠、泥水匠、修手表的，间或也有做大了的装修业老板，家产总在几百万以上，因此我在十七年之后重乘上回启东的客车里，隔邻的小娘，手里拿着的LV包包，也很难以估计是真是假。我已很难被归类为一个地道或者不地道的启东人，我连启东话都说不成调，用启东话说就是“话说话撬来海里”，我既然不是正宗的启东人，也非是上海人，虽则很有北方的模样和气概，却又从未去过北方，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固执地把自己看作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块有着全国最高的肝癌发病率，生了许多代口碑不好的顽愚刁民，爱吃醉虾醉蟹，爱喝一口“腌荠豆瓣汤”，最靠近东海因而最早看见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人。
我心里的启东，虽则并不能完整成一个真实的从地方志和城市风貌上讲严格准确的小城市，它依旧是完美的，在我心里，在包容了所有简陋和素朴，愚昧和天真，带着广袤的田野，田埂边上人家屋旁自然天然的厕所，连同新兴起的模样酷似上海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心城市，它便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完美。
我知道，那是因为爱上了，如同爱一个人一般，连缺点带优点，就都是好的了。我就仿佛是一条被启东孵大的小鳄鱼，一出蛋壳，就看见它了，因此我一直就跟着它，在心里。
长江入海口的这一处平原，历史并不悠久，几百年海水冲击成的沙滩渐渐延伸，便慢慢有了人，多半是穷人，种地为生，种的是棉花、麦、玉米，河沿上也养一行桑树，因为是喂蚕用的，桑树都去了树心尖儿，叶子很大，树却很矮。说的话和一江之隔的崇明一样，再慢慢地，穷人里便有了富人。
时间归于沉寂，所有现今这地上的人还不曾转世的时候，便早到清朝，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於是凭空多出来几分苍凉。
睡觉盖著的被子，被面是艳俗的仿绸面料，里子是当地出产的一种印染土布，叫“老蓝布”。这是农家自己用棉纱线纺成的一种粗布料，却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纯棉，只是捏著足有一毫米这么厚实，“老蓝布”纺成之后，要送到染坊去染了颜色。老蓝布的本色是微黄的，是棉花的颜色，叫“老蓝布”，是因它染的颜色都是靛蓝色，只是在花样上下工夫，斜格子的、大团花的、碎花的，每种花样，都稚拙而本分的，质朴地如同地里干活脸膛晒得红红的妇女。“老蓝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家织了，我妈妈留著的那块，是当初她唯一的嫁妆，外婆给的一个包袱皮。老蓝布做的被里子，盖在身上感觉厚实而粗燥，随著这粗厚的布料，却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最古旧睡觉的家伙，用当地的土话叫“寄暖”（音译），是厚木扳做的一个横倒的空心大柜子，里面用木板格开，放粮食的。每格放一种不同的粮食，米，绿豆，玉米，赤豆。庄稼人，睡觉的时候也把粮食睡在身下，心里一定感觉特别地踏实。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总是笼在初冬清晨的雾气里，清冽而寒冷，集市上弥漫着油条铺传来的烟气和油香。我大姨父、二姨父连同我高中毕业的舅舅，都会推独轮子的木头小推车，我回家时候，也曾架起帆布带，歪歪斜斜地推了几步小推车，那一定是叫城里的姑娘笑弯腰的、土得掉渣的运输工具。大姨父参加过淮海战役，每月有一百多块钱的补助，二姨夫不识字，但是会穿了胶皮裤下河摸螃蟹，他们都一样地光脚穿胶鞋，挽着裤腿，瘦地皮包骨头，平日里只穿着绿色或蓝色的旧军装。他们的模样，从我记事起就这样了，他们看着我从一个单眼皮长脸的小娘头子长成一个高个健壮的小娘，我看着他们的头发渐渐花白，直到脸上爬满纵横深刻的皱纹。二姨父家已经有了瓷砖贴面的三层小楼，但是日子依旧不顺，大外孙还年轻得很，小外孙女上初中，开销大，女儿女婿都是在外挣些辛苦小钱，二姨夫想起自己没天没夜的辛苦劳作和女儿有时候偷懒打长牌，竟然是泪汪汪的。他并没有小孩，唯一的女儿是抱养的，他不识字，连带闹钟都不会认，但他淳朴地象树，又倔强地跟山羊一样。我小时候曾把放在灶台上的一碗酒-留着给晚归来的二姨夫喝的，误当做是残水泼了，后来二姨却把二姨父一顿数落，说他回家得晚。二姨夫只是听着，一句反驳的话语都没有。彼时的田野空旷辽阔，并没有这么多矗立的小楼，彼时二姨父的眼睛明亮如星，如今二姨家已经起了漂亮的小楼，二姨父的眼睛却越发浑浊了，头发也全白了，且常常因为农活和家里的活计，累得老泪纵横。
我二姨家的老屋，联系着我对于乡下的，最初和最美好的回忆。老屋一明三暗，左边安著鸡窝羊棚和茅房，右边是菜畦，出门就是一条河，河边种著我妈妈送的桃子树。从东厢房的小圆窗望出去，就是绿绸子一样的河水，从前河边还经常地坐著一只小猫，因为那小猫很小，不懂得清洁自己，所以经常眼角糊著一陀眼屎，因为这缘故，我的表姐夫，就是我二姨的女婿，一次出门，将它遗弃在一个热闹的大集市上。这个世界上，每个百姓都辛苦地做生活，但是我的二姨父就尤其勤苦似的。连带他家的猫和狗，仿佛也生活地艰辛。从前的一只猫,二姨家已经养了许多年了，曾经抓住过许多只老鼠，但是某一天却静悄悄地死在一只橱柜下。它或许只是老死了，或许却是吃了本不该放在某处的老鼠药，殁了。二姨家现在的狗，因为曾经咬人的缘故，白日和黑夜里，只是栓在厕所边的小茅屋里，每日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大路上的人来车往，偶尔地撒泡尿，再把栓着他自己的粗麻绳咬两下，他会一直这样到死吗？我并不晓得。
厢房的窗映著异常清澈的光线，昏暗的屋内就愈发地昏暗。我的姨家和舅家，和所有这里的人家，屋里摆设都差不多，进了两扇木板合开的大门，就是堂屋，里面定然有一张粗燥的木制大方桌，围著它有四条长板凳，其中的一条长板凳，或许是家传了许多年的，四面磨得油光裎亮全没有了棱角，摸著滑不溜手，几乎能照出人影来，板凳的下面，常年地趴了一只花猫，花猫眯缝着眼在睡觉，日头很好，屋子里显得朴素而干净，连泥地也泛著光亮。
村里到处都是活物，猫、狗从小就练就了串门走家的本领，它们都是在人的呵斥和踢打下长大的，似乎也都活泼也善解人意，常悄无声息地潜到客席的桌下，安静地等着落下来的骨头或是一片善意的肥肉。
我舅舅家堂屋的右首，是一间堆放农具的屋，锄头、犁耙都还带著泥，泥巴干硬干硬地发白，再掉到泥地上，屋子没有啥家具，只有一张四方桌，人客来时桌子不够用拖出来充数。这屋子有时堆著半屋土豆，有时放半堆地瓜，总是渗著一股泥土的清香。他家烧的土豆红烧肉特别香，土豆是地里才下来的，用土灶大锅，烧的柴火是地里捡的秸禾棒，油一热，一股呛人的烟香，好像辣子辣了嗓子，却又奇香无比。一海碗红烧肉，一碗腌荠豆半瓣汤，再加一个油盐炒花生，就够一桌四五个正当年的男客（方言，指成年男人）喝掉一扎长江大曲或者是大半坛老白酒（酒酿发酵之后的甜米酒，后劲足），启东男人总是该喝酒的，因为他们肩膀上的担子重。启东乡下的小伙子，注定是要走南闯北去挣活路的，他们若没有历经千辛地考上大学，则必定要历经千辛地背起各式的包去城市里打工，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路人，听人的差遣，只有回到这方土地，坐到这长条的凳子上，喝起米酒，吃起盐炸的花生米，这健壮黝黑的小伙子，才活回他自己。启东多的是英俊漂亮的小伙子，也多的是标致的小娘。只是那些夫妻两个都出了乡下去城市里打工的，却常常以离婚为收场，仿佛离开了这生养他们的地界，彼此的情谊和灵气相通，都一起消失了似的。
我舅妈很特别，她不吃任何牲畜的肉，她只吃鱼、虾、螃蟹这些鲜物。我舅妈生了病，不看好医生，只是看村里的神婆，神婆只把舅妈这些天的活动如数家珍地报一遍，我弓着背，眯缝着眼的舅妈就彻底信服了，她和我大姨一起讨论出的结论是--神婆比医生管用的多，只是太贵，每次都一百一百地给钱。种地的人没有这许多的钱。我舅妈和舅舅好，我六十多的舅舅从城市打工回家，舅妈必定要和他坐一张长条凳吃饭，哪怕小辈会为了这个笑他们。从前我舅舅在一家商店当营业员，一起站柜台的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子，舅妈来看舅舅时，为此很吃醋，虽然那两个年轻的女子，决计不会看上我舅舅这样又年迈又没有钱的男人。去年夏天大旱，竖海一带的小沟都通通见了底，地里的庄稼就需得更多工夫侍候，而平素宽阔的河面，连一只小猫都能够跳过去了。我和妈去乡下时在镇子上买了些苹果，临走时留给舅妈，过了两个月舅舅回家的时候，舅妈竟然还留着那些苹果给舅舅，舅吃了说：“苹果真脆，好吃来。”
响午的太阳暖洋洋的，这家人家的大门紧闭，太阳晒地木头大门又白又硬，门旁边却歇著一把锄头，门口的广播里，却播著当时流行的小虎队的歌曲，日头很长，门口很清静。那样的时候若是在年节里，我舅妈必定是去看别人打长牌去了；若不是过节，那便是在地里干活。我想舅妈和我所有的姨，在地里干活的摸样，定然就和我在客车上匆匆觑见的，路边地里的朴素农人，没有任何的两样。想到这个我才知道我自己，和我们家，还有许多平凡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普通和渺小的，因此也是多么艰辛和不易的。
我在舅妈家的楼上楼下翻腾了一遍，在楼上卧室落满灰尘的书桌上，找出一支裹着一圈透明胶纸脏乎乎的圆珠笔。写道：
“站在旧时，我外婆穿着对襟白布纱衫坐在藤椅里，曾经照过像的地方，也是我妈妈还有着两根辫子时抱着我哥哥笑咪咪坐在同样的藤椅里照过像的地方，左前方不远是一个茅厕，从我记事起从来不曾改变过的茅厕，我的脚边有一溜晒干了的蚕豆荚棵子，还是别的什么秸杆。向西，站着暮时阳光里叶子金黄透亮的芦秸杆(一种类似甘蔗却幼细很多的作物)，再前，几棵晚芦秸杆枝叶青茂，仿佛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右前方的那只羊，像这里所有的山羊一样，挂着一部并不昭示它年龄的胡子，额头上有一个仿佛动画片里的旋圆形*，它顶着两只角，虽然有些脏，仍然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并一边嚼着豆棵子。我想，若这羊的前世，是某一个人，无论它是男是女，在今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番邂逅，在虫鸣四起的舅舅家茅厕边，在萝卜地旁，晒着干蚕豆荚子的地里。
我的四周虫鸣深邃，波浪一样此起彼伏，这就是我千里迢迢赶来要看的家乡，它的景色和植物气息，从未让我失望。”
我们在舅妈家吃毕了饭，由于我舅妈不吃猪、牛、羊等的一切肉类，剩下的菜，整齐一些的就倒到各个塑料袋里，我大姨和大姨父回去的时候，那些塑料袋就挂在了小推车上，远远地目送他们，快八十岁的姨夫，快七十的姨，一高一矮的身影，推着来时装满了时鲜蔬菜的现在空空的小推车，远远地走在田埂上，那景象让我很忧伤。那个时候我才想我是这样地不争气，没有挣大钱，以可以财大气粗地接济我的这些在乡下推小推车做砖头、在城里修自行车、修皮鞋的亲戚。
晚上人家家里的狗叫地凶猛，村子里并没有电灯，只有一条仄小黑黑的泥路从村头通向村尾，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狗在耳边吠，夜又黑又冷，只有路边上麦跺散发著麦秆的清香。终于到了人家屋子里，这才是灯火通明的世界，乡下的电灯，真正是电灯的样子，有光亮，有热闹，有人的气息。
在小花校和竖海的乡下，住在这样的小村，住这样昏暗的屋，白天和黑晚，徒然便长了许多。漆黑的清晨公鸡叫：“喔喔喔”，叫声在夜黑里份外清脆的，显地四周愈发静谧，黑暗里，杨家或是徐家的寄爷（方言：姨父）摸黑悉悉蔌蔌地起了床，而他们的老婆，老早地就在灶间忙活开了，灶膛里炉火红红的，大锅里的糯米团子或是酒酿已经冒出热的白气，吃这么好的早点心，这家人定是来了稀客。那样早晨的情形，就是我和妈妈从乡下回家时的安排，摸黑里和着纷乱和没睡醒的黑甜。
我们从启东回来的时候，同从前的很多次一样，又带了一网兜螃蟹上客车，因为我们先前乘坐的那辆，只有三个孤零零的乘客，所以就被并到另一辆人较多的客车上去，妈下来的时候没有拿搁在行李架上的螃蟹，我在车下大声说：“螃蟹！”一个启东男客，在我身边很认真地用普通话说：“是‘蛤’(启东方言“蟹”)，不是螃蟹”。陌不相识如他，定是了解我对於这块土地的感情的，只是，我离开了这么些年，业已羞于用方言，来表达我的心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