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袁蕾
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
———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
余光中这样形容他———“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
7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这个大风箱，顶着满头白发，深情地歌唱。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
在颁奖礼上，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而且一得就是两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
颁发最佳新人奖时，嘉宾席上有人打趣：“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
2005年发表的《匆匆》，是这位从艺近40年、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
孩子白天上课 父母晚上受训
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
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
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
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
“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
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
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
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
“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当然再好不过了。”胡德夫前往应征，“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大家都是卑南族的，他就说一起来唱吧。”
“万沙浪主唱，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工作很简单，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预备歌手”。
“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胡德夫回忆说。
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
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
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
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
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
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一筷子插出“校园民谣运动”
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
“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美丽的稻穗》。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自己的歌”，得到别人赞扬。
“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感觉很激励我。”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
1976年，电台DJ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之一。偏又凑巧，胡德夫头天晚上跟女朋友一家吃火锅，遇到前来滋事的流氓。胡德夫跟流氓们大打出手，打架的结果是，他的背上被插了根筷子，由于失血过多，从楼上摔下来，牙也掉了、腰也伤了、脸也开花了。虽然性命没有大碍，但第二天是肯定无法上台了。胡德夫惟有求助于李双泽，让他上台代唱。
“那天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唱西洋音乐，李双泽应该很窝火，他私下埋怨我们是早就知道的。”胡德夫回忆说，轮到李双泽上场，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没有唱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没有人想出什么是“自己的歌”，李双泽就起了《国父纪念歌》的调子———这是台湾人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
第二天，台湾大学校园爆发了“唱自己的歌”的大规模讨论，大家开始暗地笔战，乡土论战开始，学生开始自己写歌。这就是台湾民歌历史上有名的“可口可乐事件”———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
差点用炸药炸死自己
“绅士淑女、珠光宝气；牛排滋滋作响，刀叉杯盘交错；胡德夫在钢琴后，钢琴随着旋转台转……”李双泽用了很多形容词，来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胡德夫居然沦落到安于在台湾骄奢淫逸的餐厅卖唱，虽然这个餐厅是全台湾最高档的。
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时间。那时，李双泽去了国外，胡德夫也从咖啡厅转战到餐厅。当时高档餐厅的经理月薪是7000新台币，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挣7万新台币，“那时，我6个月就可以买套房子。”胡德夫说。在唱片工业还没形成，现场演出是歌手主要谋生手段的年代，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顶级了。
李双泽回来后，胡德夫没有告诉他自己有多郁闷：“身边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郁闷持续到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去世。
“李双泽在海边救了一个溺水的美国人，美国人救起来了，他却溺水身亡了。”胡德夫认为李双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完全是一语成谶：“我从大山来，你从海边来，你为什么在海边醒不过来？”
李双泽死后，胡德夫彻底脱离了流行音乐，抛弃了富足的生活，加入到李双泽的师妹杨祖?“关怀台湾雏妓”的社会活动中，为被卖到城市当雏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这个杨祖?，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她是第一个得到官方许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为原住民寻求权益———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一半成了手段。
1984年，民主运动告一段落，台湾经济蓬勃，再之后，卡拉OK热潮从日本刮到台湾，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台湾民谣到达最低潮。但在胡德夫看来，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
“破碎”，不是妻离子散，而是濒临妻离子散。热心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些年，他不但停掉了收录音乐的工作，还到处无偿唱歌。作为运动领袖，他还得负责提供场地给大学生开会、讨论。穷学生们经常吃住在他家，胡德夫的积蓄很快见底，没有收入来源，家里只能靠太太拉琴赚钱。
其实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到“体制内工作”——当时台湾政府为了笼络运动领袖，给他们安排了各种“休闲工作”。分派给胡德夫的，是到县市管原住民登记。“我跟他们说我不去，让那些学这些的人去吧。”骨气并没有给胡德夫带来任何好处，他的脊椎和脑部旧伤复发，得了脊椎炎，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撑，甚至医生都不敢开刀。
“我带两个小孩子投靠80岁的爸爸妈妈，心一下子就在漂泊了。”胡德夫住到了台东父母家。“中枢神经扎到末梢神经的时候是很痛的，那时有人开山造路，我甚至想让他把炸药拿来我帮他点——我真的想炸死自己。”
台东以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出名，胡德夫就在家里挖坑泡温泉，在沙地上做伸展运动：“到了第三年，我终于把骨刺都治好了。还记得那年发大水，我把拐杖扔到水里，自己跳到水里，好多人都吓坏了，在岸上喊——‘胡德夫投河自杀了！’水又黑又急，没有人能救我。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在那样的苦日子里，你根本不想再唱什么了。”恢复劳动能力之后，胡德夫没有心情唱歌，他找到了新的养家方法：卖水。既然台东水质好，胡德夫就把水装桶，一桶一桶运到台中，再一桶一桶搬到客户楼上，收入也还算不错。有时候，在回程经过屏东碰到那里的原住民聚在一起唱民歌，他就会停下来听他们唱。听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发现屏东山上的水也不错，于是开始就近取水。
蓝绿在台下共同跟唱
多年杂工不能减轻胡德夫给家庭的沉重负担，孩子读小学他都没有办法管：“我记得那天还是中秋节，我把孩子从家里领出来，送到儿童之家。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开了，送完之后，我跪在地上呼天抢地，我跟上苍说，给我一年时间，带我回去唱歌，一年之后我来接孩子。”
两天后，8年没有跟他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打来了电话，让他回去录歌曲。那年是1994年，胡德夫录制了单曲《摇篮曲》。
胡德夫的运气很好，当他再次回到民谣的时候，两年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发的Enigma事件，让台湾原住民音乐被动地“兴盛”起来。
1988年，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英男受法国文化之家邀请到法国演唱。法国人听了他的歌非常感动，盛情邀请他到录音室把这些歌录制保存下来。不仅法国人喜欢，德国人、美国人也喜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回归纯真》(Return To Innocence)作为主题曲。郭英男这才发觉，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自己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老人饮酒歌》———Enigma乐团撷取了郭英男的原音，填上了歌词，就变成了自己的《回归纯真》。
等到郭英男发现时，距离《回归纯真》首发已经3年，唱片已经卖出上百万张。
“原住民歌很长时间都被娱乐观光化，他们很悲哀。”《匆匆》的制作人熊儒贤说。郭英男对Enigma的诉讼和奥运会的侧面鼓励，让台湾原住民音乐开始被全世界范围关注，台湾唱片公司也开始觉醒，他们把原住民集合起来，投入资金做“自己土地上的歌”———熊儒贤当时在魔岩唱片公司，负责的就是这件事。
唱片公司的确雄心勃勃，也很有使命感，但好景不长，2001年全世界唱片业遭遇滑坡，台湾很多唱片公司纷纷垮掉，“魔岩”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发掘原住民音乐了。
“我们都是那个时候被塑性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原住民歌声不见了就太可惜了。”熊儒贤也没有钱，她的方法是：给阿杜做音乐企划，这边收到阿杜的企划费，那边就拿去补助原住民谣演唱会开销。
30年前，娱乐资讯不发达，人们习惯了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听音乐；30年后的今天，人们习惯了用耳塞听音乐，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朋友，没有出过专辑，当然不会被大众知道———他回到了50元都拿不出来的窘境。
即使这样，以胡德夫为首的原住民歌手仍然坚持到学校唱、到公园唱、到书店门口唱，并且分文不收。他们也要生活，“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都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养猪、种菜、卖水、打杂工———郭英男的本职依旧是种植槟榔的自耕农。
直到2005年4月15日，5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并在台北为此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这些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人物，一起用手打着节拍，跟着台上哼唱——30年前，他们远不像今天这么势不两立，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
《匆匆》收录了从他小时候开始唱的《美丽的稻穗》等12首歌——如果胡德夫答应录制一些近年来的歌，专辑早几年就出了，“这些歌不陈旧，它们从来没有出版过”胡德夫说。
专辑是在胡德夫母校淡江中学小教堂录制的。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白天听着蝉声酝酿感情，夜阑人静的时候开始录制———没有一应俱全的录音间，每首歌都必须一气呵成录完，两天他们录完了20首歌。
2006年台湾金曲奖，胡德夫获得6项提名，并打败周杰伦，凭《匆匆》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奖。
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歌手朋友们，从每月一两场演出，变成了每星期两三场演出，印制的3万张专辑已经卖了2万张，基本达到收支平衡。
专辑出版后，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动用自己的“特权”，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介绍胡德夫和《匆匆》。
《康熙来了》至今最不搞笑的一期就是胡德夫当嘉宾的那一集。“我惟一一次自己想做的就是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我不要他好笑，我就是让他来把歌都唱了一遍，那是我用特权做了不适合‘康熙’的事情。”主持人蔡康永对本报记者说。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但蔡康永并不后悔，“他已经快60岁了，再不做就真的迟了。”
(P1171531)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词曲：胡德夫
哎呀……山里的歌声是那么的美丽
哎呀……唱呀唱著呀山谷里的歌声
你是带不走的歌声是山谷里的歌声
有一天我一定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
我一定会大声唱歌牵著你的手
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
哎呀……山里的姑娘是那么的美丽
哎呀……跳呀用力地跳山谷里的姑娘
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谷里的姑娘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跳舞
我一定会用力跳舞牵著你的手
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
哎呀……大武山是美丽的妈妈
哎呀……流呀流著啊滋润我的甘泉
你使我的眼睛更亮心里更勇敢
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
我一定会大声唱歌再也不走了
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
哎呀....太平洋是美丽的妈妈
哎呀....都兰山是美丽的妈妈
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
胡德夫没受过专业钢琴训练，但这并不妨碍他用非专业的指法弹奏钢琴为自己伴奏 姬东／摄
胡德夫直到头发花白才出版了第一张专辑 王轶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