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评］前一段时间曾经注意到，１９３７年平型关大捷时林彪指挥作战的一张照片，有网友指出是假的，说是１９４２年国民党缅甸远征军孙立人将军的。论者言之确凿，以为就是定论了。
最近再一查，原来有叫杨浪的网友，跟踪追击，打了一场漂亮的网络照片鉴别战。现在转载相关的几篇文章：
１、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
这两天一直在为这张经典照片“战斗”。
我相信，阅读本文的时候，你也将反复地翻看它――这张照片我们应该很熟悉了，都说是平型关战斗时的１１５师指挥所，育帅和聂帅都在照片里，我写《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使用的是什么地图》文也参考过。
最近出现的重大“异说”是，这张照片不是１９３７年的平型关，而是１９４２年国军入缅作战时的的仁安羌战斗。照片中的人也不是林、聂，而是国军第３８师１１３团团长刘放吾，３８师师长孙立人，和英军联络官韦尔斯。
“异说”出自网上，与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的一篇文章有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神秘的抗战照片”（以下简称“神文”）一文。从网上的讨论看，该文至少在去年１０月前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作者名字。我下载的是网名“常思量”本月６号贴在“强国论坛”上的转文。我查了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原文，根据“神文”里的文字，我怀疑“神文”作者是当时的编辑“刘文”先生。
无论“平型关”还是“仁安羌”，是战史、地理还是摄影；这事都在我的兴趣半径里。
我们分几个问题来拆吧。
平型关？仁安羌？
关于“平型关”说，“神文”转引――
国防大学教授蔡仁照在他那本《中国元帅聂荣臻》一书中这样记载：“师指挥所设在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这里举起望远镜就可以纵观全沟。当聂荣臻接到部队部署完毕的报告之后，兴奋地举起望远镜，向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将军的第一印象是：部队隐蔽得真好。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正当这时，一位有远见的同志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聂荣臻和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指挥所的照片。”
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记载得更具体：“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也用望远镜观察伏击阵地和沟道通路。他俩看到部队隐蔽得不露一丝破绽，完全与山峦草木融合在一起，不由得相视一笑。站在一旁的苏静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摄了这两位平型关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前沿阵地指挥的照片。”这里指出了拍摄者的姓名——苏静。
关于“仁安羌”说，“神文”叙述――
“正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忽然传来第一营营长张崎阵亡的消息。孙立人和刘放吾立即爬上５０１高地，向阵亡将士致哀，并在阵前观察敌情。这时一名英军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这时”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日上午１１时许，时仁安羌解围战斗已经基本告胜。
照片中的人物
在“平型关”说里，这里的人物顺序有点乱套，“神文”注意的很仔细――
“平型关之说对于照片上的人物位置说法混乱。目前至少有４种排列。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元帅》画册上说，照片的左二是聂荣臻，左一为林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则说左一为林彪，左三为聂荣臻。张宏志所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则认为“拿望远镜者是师长林彪（左三）”。而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撰的《聂荣臻文物》一书则说：“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全神贯注地观察伏击的阵地。”也就是说，林彪的位置在左五。归结起来，林彪的位置有三种说法：左一、左三、左五。聂荣臻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左二、左三。”
不过在网上讨论中，对战史素有很深研究的“颂剑”先生询问过“对战史有很深造诣的朋友”，不但坚指摄影者为苏静，而且很肯定地说“照片上从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聂荣臻、徐海东等”。
在“仁安羌”里，照片中人物顺序是清楚的，据“神文”转引――
“眼前这张照片的背后却注明：左一为国民党新编第３８师１１３团团长刘放吾，左三手持望远镜者为新编３８师师长孙立人，左四披风衣、穿皮鞋者是英军的联络官韦尔斯上校。”
摆拍还是纪实
“仁安羌”说的“纪实”性似乎没什么问题，只是拍摄者的英军摄影师没有名字。如果按上引的两种“聂荣臻传”，此照当无疑问是“纪实”，但网上讨论中，“颂剑”先生给出了新的材料，指出王秉璋回忆中关于“模拟照相”的事实，如此，当然就否定了苏静现场纪实一说，这就把事情搞得更乱。“颂文”里说――
“关于模拟照相的经过，王秉璋有回忆，但也有不实之处。王说：“我向周昆参谋长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我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了，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到战斗时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
“据我的朋友讲，照相处是在山顶上，是模拟的指挥地点，但这个现场，肯定不是当年战斗时115师师部真正的指挥地点。这里地方很小，除了照片上的几个人外，容纳不了更多的人，参谋待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根本无法隐蔽。也看不到战斗的地方。之所以选择这个拍摄角度，是因为选择较长的方向勉强放下照片上的5个人，若换了角度和方向，连这5个人都放不下。”
“王秉璋说：“这部电影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们公开宣传八路军”。今天，王老的宿愿应能满足了，这几天电视里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记录片，就有不少当年拍摄的镜头，不仅有八路军冲向沟底的镜头，还有聂帅手持望远镜的镜头。”
王秉璋的回忆我没有找到，但是“颂剑”先生是断言苏静摄影的，犯不着给自己找反证。他说的“不实之处”是指照片应为苏静摄，而不是《扫荡报》记者，不过“颂剑”没有举出反驳的证据。王秉璋时任八路军１１５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就在林、聂身边，他更没必要编造“模拟照相”的故事。不过这样一来，关于苏静的“现场纪实”说又有了别论。
照片的出处
这么大的异见，照片的出处当然就很重要了――可惜这个事还是没有根由。
据“神文”：“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应湖南有关单位之约，王楚英着手写一篇纪念当年新编38师114团团长李鸿的文章，写成之后，托在台湾的朋友向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原113团三营副营长胡德华搞些当年的资料。胡德华就在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找出了这幅照片。为什么会到澳大利亚找资料？王楚英告诉笔者，当年在缅甸指挥英军的斯利姆将军战后就任过澳大利亚总督，把不少当年的资料留在了那里。”不过“神文”作者也说：“一张照片，两样说法，孰是孰非，目前还难以论断。因条件所限，无法到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查证那里保存照片的详细情况，且王楚英所托的朋友也都故去了。苏静将军也已过世，他生前所拍摄的照片全部上交，追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颂剑”是坚持苏静摄影说的，他为此找到“一位对党史、军史有很深造诣的朋友进行了咨询”，“这位朋友，曾与苏静的儿子在当地纪念馆有关党史研究人员的陪同下，亲临苏静当年拍摄地点，对着照片一一验证，照片上的石头仍与当年无异，依旧能很容易地对照、辨认出来。”
尽管是网文，但以我长期潜水的经验对“颂”先生关于军史战史的素养以及人脉我是愿意采信的。再一想，关于这张照片的“平型关”说至少该有６０年了，不用说有人在当地纪念馆的陪同下踏勘过原地，光是想想所有的人６０年来都在以讹传讹的可能也够耸人听闻。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风衣、绑腿问题
“神文”和一些网友都注意到了照片上右起第二人的风衣。的确很难想象，在低调、内敛的１０１身边会有穿着外国大氅的作战参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抗战初期的１１５师指挥所里没有人穿这样的风衣。直至四野的东北时期，诸如刘亚楼的马靴，李作鹏的墨镜都会在不经意间进入后来人们的回忆。正如“神文”中征引的杨得志和副团长陈正湘当年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中的一句话“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当年的高级将领间，若有“奇装异服”是不会被人们的记述忽略的。
如此，则“披风衣穿皮鞋者是英军的联络官韦尔斯上校”之说看上去很有些靠谱。不过，我是在照片上看不出“皮鞋”来的；再要代入王秉璋的“模拟照相”说，则也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时某人穿了缴获的日军风衣？当然这样解释实在有点勉强就是了。
同样，如果依杨得志报告中对１０１没扎绑腿的描述，则照片中左第一人显然是扎了绑腿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已经有点说不清楚了。
摄影画面的光影分析
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找画面上的内证。
这方面“颂剑”和“神文”都意识到了。“颂剑”说：“看看照片上的石山，完全是符合北方光秃秃的特点。如果是缅甸，怎么能连树都没有？”
不过“神文”对此也下了功夫――
“首先，来看时间与光线。平型关之说，拍摄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清晨６点半到７点之间。因再早，天还没有亮透，拍照容易感光不足；再晚，战斗打响，作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苏静恐怕再无暇顾及照相了。仁安羌之说，据王楚英回忆，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日中午１０点到１１点左右。从作战地图上看指挥所所处的方向，两种说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９月底处于高纬度的山西高原，早晨７点之前，太阳的方位在东方，并刚刚升起，光线应从被拍摄人的右边照过来，并且呈较低的状态。仁安羌之说的拍摄时间临近中午，低纬度的缅甸，太阳的位置较高，光线从南稍偏东面的角度射来。因此，仁安羌之说在光线上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照片从光线上看比较强烈，而且是从较高的地方照射下来的，角度也恰好是从南偏东的位置。
其次，从地理环境和植被上看。我国北方气候寒冷，生长的草多呈针叶状，中秋时节的山西高原地带，茅草枯黄。这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许多回忆录上都提到过。枯草颜色变浅，在黑白照片上的颜色就成了接近白色。而缅甸地处热带，地面植被茂密，多有阔叶状的草。指挥所这张照片的草皮呈深颜色，也就是绿色，茂密且有许多阔叶状植物，这与聂荣臻察看地形之照的植被差别较大。”
从旁之论，我看“神文”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有几个“硬伤”。
从“植被说”，则“神文”的分析显然勉强，而“颂剑”的直观更靠谱。
第二，如果从王秉璋的“模拟照相”说，则时间、拍摄方向就更无从依据。
第三，“神文”对“仁安羌说”的作战方向判断犯了大错。其指“两种说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摄”为大缪。研究地图当然是我的强项，图上判，平型关战斗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观察方向确为西偏北；而仁安羌战斗之师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观察方向应为南偏东！
因此，对照片光影方向的判断，“神文”是错误的。
地图分析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晨打响的平型关战斗，其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位置应无疑义。如图：１１５师指挥所位于作战之小寨至老爷岭之东偏南的石灰沟。指挥所的观察方向应为西偏北。即使考虑到“模拟摄影”的可能，但方向是不会错的。这样，早晨（或上午）的阳光从背后偏右侧射来，正是支持“平型关说”的。
１９４２年４月的仁安羌解围战斗的作战方向却是由北向南的，这一点不可不察。
根据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目击中国远征军救援英国盟军》一文，当时入缅国军正在史迪威指挥下准备平满纳（就是缅甸准备迁移的新都，今天译做彬马纳）会战，西线的英军竟被日军由南向北一路推到仁安羌附近地域，使国军右侧背暴露，因此不但平满纳会战计划取消，还要派出孙立人之新编３８师对英军实施救援。
当时的国军主力新５军新６军在平满纳附近集结，为救援英军，新３８师从曼德勒南移，驻缅北腊戍的新２８师调曼德勒补防。
据王楚英文章，仁安羌的地形为，北距宾河大桥１０公里，南至马格威３５公里，马格威南为因河。宾河南岸有勃固山，其５０１、５１０高地为战术要点。战斗经过为，新３８师１１３团１、２营经宾河大桥潜渡到南岸，秘密逼近敌阵，以一部袭占仁安羌附近高地，而后攻占仁安羌，与此同时，１１３团３营从５０１高地东侧突击，南取５１０高地。１９日拂晓打响，上午１０时许攻占仁安羌达成战斗目的。第二日进一步推进至因河向马格威发展进攻。
显然，新３８师是由北向南发起战斗的。如照片是１９日上午拍摄，除非是向自己方向观察，指挥所的观察方向应该是南偏东。正如“神文”所说的，“低纬度的缅甸，太阳的位置较高，光线从南稍偏东面的角度射来”，但是孙将军不是象“神文”所说的向北，而也是“南偏东”，正好顶光！顶光时候的拍摄效果是否如这张照片那样，光线大部从右后方向射来？行家们就知道了。
疑惑，还是疑惑
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该说说我的判断了。
综上，“平型关说”有照片上的光影支持，植被支持，作战方向支持，还有经验（即几十年战史研究不应该错）支持以及概率（“仁安羌说”是一新出现的孤证）支持。但是有人物疑惑，风衣疑惑以及“摆拍”的疑惑。
“仁安羌说”则有风衣的支持，人物确定的支持以及论者（王楚英为战场当事人）的支持。但是又有光影的疑惑和孤证的疑惑。
两说中的拍摄者其实也都没有确定的解决。
我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刘放吾的照片找到了。逻辑上，如果肯定了照片上的左一确为刘放吾，则“仁安羌说”就获得了根本的支持，全线就突破了。
关于这个半边脸的“左一”，多数文献都认作育帅，我在写平型关地图文章的时候也是这么认的。其实你仔细放大了看，此说还真的有点含糊，难怪文献中的注释那么混乱。主要的疑问在于，照片上半边脸的左一，其脸庞似乎比育帅的脸庞要宽？再加上照相时，１０１怎么也不该放在从属地位。万一此人真是刘放吾呢？
(感谢徐绥之先生发来清晰的图片)
当我找来抗战初期１０１的照片，再找到刘放吾在抗战初期的照片时，直觉上已经放弃了“仁安羌说”的侥幸。稍加比对，就可以放弃此人是刘的判断：照片上至少有两点十分明显：１，耳廓，林的耳廓显然大于刘；２，刘的口唇部明显高于林。如此，如果“左一”必得是他俩中的一个人的话，宁肯为林，当不为刘。
疑惑，还是疑惑。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结论，我只能说，我从“平型关说”的比重大一些，但是希望有高人拿出更结实的证据，尤其是那件可疑的风衣！
２、从回贴爬进去－再说那张平型关照片
“以上情况”对于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来我已经几乎要从“平型关说”了，这里提供的点滴情况，很可能又把砝码向另一边倾斜过去。
从回贴爬进去，有以下几点推论：
一.根据老吴对苏静将军的直接采访，“他给我谈过朱德在长征中的照片，没有谈到林彪在平型关的照片”。按说林彪的平型关照片是一张经典照片，苏静既然说到了当年的摄影而不谈这张照片的拍摄似乎有些蹊跷。不过这只是猜测。
二.老吴说到一个以前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即机型。贴中说“当时林彪给他两卷胶卷，应该是120的”；这两天遍查可能有关的照片，尤其是红军时期的朱德照片，见下：
不过，有报道征引，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珍藏了一幅照片，照片说明注着“1937年9月左权随朱德总司令由陕西芝川镇东渡黄河。右起：朱德、任弼时、左权和总部作战科科长黄鹄显”。这张肯定也有裁剪，但从一般裁剪规律上看，几乎可以判定原片应该是120的!
三.这张照片与平型关之役只有20来天，如果它是苏静拍的，便可以证明当时的相机是120的。再看那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无论从取景或裁剪的规律看，都应该是135相机拍摄的!除非有材料证明当时八路军里有135、120两架相机，不然那张照片的“平型关说”就有疑问。
四.在当时情况下，摆拍“应该无可厚非”，这确是求实之论。查当年的红军照片，风格是确实皆为“摆拍”。但这张平型关照有鲜明的纪实风格，即使是如“平文”所列王秉璋说，是事后摆拍的，则苏静将军是否能够在事后“摆”出这样一个架式也令人存疑。
因为有新的材料介入，这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确实疑点多多。可惜苏将军已经作古，老吴当时也不可能专门询问，只有依靠今人的考证和新的材料的出现了。我非常同意老吴的意见“党史.军史研究应向科学的考证发展，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由是，则这项考证是有些意义的，更望党史军史专家们教正。
博主在25分钟后回复：“你的发现十分重要，这样微小的画面变化只能是电影摄影机，不能是照相机。如此，则印证了王秉璋的“第二天补拍电影说”；而推翻了苏静纪实摄影说和“仁安羌说”。如此，则关于这张照片的许多故事便真如吴东峰先生所言，有伪党史伪军史之嫌，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了! 谢谢你!”
再过1小时40分，一直为此协同作战的鲍昆先生跟贴认为：已经“接近答案了。”
“(苏)战斗中我在林彪的指挥部，他还派我到阎锡山部队去了。他还有一个部队在我们左边山上，什么部队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去联系和他们接洽。问：是什么时侯？答：是战斗进行中，我记得去了两次，他们的阵地就是修在平型关的关口那个卡子。 问：那个地方我去过，还残留一些坑坑洼洼的工事的遗迹，长城已倒塌了，只剩下一个门洞。当时你去找他们时他们是怎么说的？答：我是以林彪特派员身分去的，就穿的军装，因为那时是友军啊。”“问：阎锡山部队到底打了没有？答：在北面的岭上也堵了一下，但没堵住。问：你见阎锡山部队不动，回来怎么向林彪汇报的？林彪怎么说的？生气没有？答：我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没有说啥。”
这段材料说明，第一，苏静在采访中并未提到那张照片。第二，平型关战斗过程中，苏静曾代表育帅两次到友军进行联络。不必展开推理，老吴提供的这两条信息已经基本动摇了“苏静摄影说”。
去年7月8日《新京报》抗战特刊中有《老将军忆平型关大捷 大捷过后百姓方识此军神勇》一文，文中记者转述王将军“透露了这样一个趣闻：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的艺术团体来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9月26日，两名记者提出给林彪、聂荣臻拍一张战地照片，当时的作战科长王秉璋也一起被摄进了镜头。实际上，因为运输任务，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这些照片流传很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战斗胜利后补拍的镜头。”
“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并不因自己在画面上而掠美，这大概就算高风亮节，也是王老晚年反复说明此事的原因吧？
这份资料中王老说明9月25日平型关战斗打响时，他和徐海东因为与友军交涉运输，并因前晚大雨耽搁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参与当天的战斗指挥。
第二天“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
第一，是第二天补拍的。
第二，是《扫荡报》拍摄的。
第三“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好奇，都赶来凑热闹。”所以会有王、徐出现在画面上。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仁安羌说”和“苏静摄影说”。
不过这段回忆中指“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这与我们认为 “照片”不可能由相机拍摄的技术分析有冲突，有待专家进一步考察，也算“本案”留下的一个技术性尾巴。
我们从战史、地图和阳光方向上基本否定了“仁安羌说”，又从设备、拍摄风格上质疑了“苏静摄影说”，但是在“平文”中，注意到“颂剑”坚持“照片上从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聂荣臻、徐海东等”，没有敏感地考证到战斗中指挥所人员中并没有王、徐，这是一个重要疏忽。
至于质疑“平型关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风衣问题，在“平文”中分析“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时某人穿了缴获的日军风衣？当然这样解释实在有点勉强就是了”，看来这个小概率分析是可以坐实的了。还有一个后来的故事可以一说，育帅在38年3月出行中被友军哨兵枪伤，原因是林当时骑马穿着缴获的日军黄泥大衣，被哨兵误认为是日军。这可证明当时的高级将领们是穿过缴获服装的。
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在“大旗网”为我们提供的战场上，博友们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提供材料，提出分析，最终破解真相，这种学术性研究的方式、效率是非博客文化不可想象的!
在“破案”过程中，有许多博友的鼓励和勉慰，更有许多朋友的智慧!特别要感谢的是鲍昆先生就摄影史和器材史上的重要思路；吴东峰先生提供的重要采访资料；Eliter先生就第二张照片的重要发现；以及徐绥之先生提供的照片补正。谢谢诸位!
我想，此次“破案”不仅是大家的一次友情出演，也不是一次集体的智力游戏，多年从事战史及将领采访的吴东峰先生说“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须向党史,军史中的造假开刀”，这该是挚情至理之论。回过头去再看看“平文”中征引的关于现场拍摄的栩栩如生的描绘，我们当深思回味!
此时，我想我更能深切理解王秉璋将军“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的铿锵之论，而王将军已于半年前的2005年9月25日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
２、从回贴爬进去－再说那张平型关照片
“杨浪:：好文章，党史、军史研究应向科学的考证发展，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须向党史,军史中的造假开刀。苏静将军我曾采访过多次，他是红军中最早使用照相机的人，长征中一直带着它，朱德在长征中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拍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我未听到其他人带照相机的情况，他告诉我，当时林彪给他两卷胶卷，应该是120的。那时,因照相机少见，胶卷极缺，一般有照相机都拍人头像，他就给刘昌毅等许多人拍过，我估计就是那两卷胶卷。过去的照片摆拍多，和我们的设备差，胶卷少有直接关系，应该无可厚非。他给我谈过朱德在长征中的照片，没有谈到林彪在平型关的照片。可惜当时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没有问，以上情况供参考。”
“以上情况”对于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来我已经几乎要从“平型关说”了，这里提供的点滴情况，很可能又把砝码向另一边倾斜过去。
从回贴爬进去，有以下几点推论：
一.根据老吴对苏静将军的直接采访，“他给我谈过朱德在长征中的照片，没有谈到林彪在平型关的照片”。按说林彪的平型关照片是一张经典照片，苏静既然说到了当年的摄影而不谈这张照片的拍摄似乎有些蹊跷。不过这只是猜测。
二.老吴说到一个以前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即机型。贴中说“当时林彪给他两卷胶卷，应该是120的”；这两天遍查可能有关的照片，尤其是红军时期的朱德照片，见下：
这张红军时期的朱德照片不知道是不是苏静拍摄的？从照片的规格上看有可能是120 的胶片略加裁剪，但也可能是135的竖幅；但是因为没有拍摄者的记录，我没有依据判断它是不是斯诺1937年到延安采访时拍摄的。
不过，有报道征引，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珍藏了一幅照片，照片说明注着“1937年9月左权随朱德总司令由陕西芝川镇东渡黄河。右起：朱德、任弼时、左权和总部作战科科长黄鹄显”。这张肯定也有裁剪，但从一般裁剪规律上看，几乎可以判定原片应该是120的!
1936年2月红军曾有东渡黄河之役；次年国共联合抗战又有入晋参与太原会战。从军装和说明看，照片上是这一次。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不是斯诺拍摄，那末这张在最高将领身边拍摄的人就很可能是时任作战参谋的苏静
三.这张照片与平型关之役只有20来天，如果它是苏静拍的，便可以证明当时的相机是120的。再看那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无论从取景或裁剪的规律看，都应该是135相机拍摄的!除非有材料证明当时八路军里有135、120两架相机，不然那张照片的“平型关说”就有疑问。
四.在当时情况下，摆拍“应该无可厚非”，这确是求实之论。查当年的红军照片，风格是确实皆为“摆拍”。但这张平型关照有鲜明的纪实风格，即使是如“平文”所列王秉璋说，是事后摆拍的，则苏静将军是否能够在事后“摆”出这样一个架式也令人存疑。
因为有新的材料介入，这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确实疑点多多。可惜苏将军已经作古，老吴当时也不可能专门询问，只有依靠今人的考证和新的材料的出现了。我非常同意老吴的意见“党史.军史研究应向科学的考证发展，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由是，则这项考证是有些意义的，更望党史军史专家们教正。
３、报告诸位：“案子”破了
有关115师平型关作战指挥所那张经典照片的问题，我在3月20日的《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以下简称“平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293.html)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扒梳犁扫；此后，又在昨天的《从回贴爬进去》(以下简称“从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912.html)一文中做了艰难的推进。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是在一瞬间几乎同时发生的：
从回贴钻出来
昨天晚上22时48分51秒，Eliter网友回贴：“看了网上的另一张照片，同样的场景，人物的脸部角度已有变化，说明这不是一幅照相机照片，而是从一段电影胶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场景。应该有一段纪录片。”
博主在25分钟后回复：“你的发现十分重要，这样微小的画面变化只能是电影摄影机，不能是照相机。如此，则印证了王秉璋的“第二天补拍电影说”；而推翻了苏静纪实摄影说和“仁安羌说”。如此，则关于这张照片的许多故事便真如吴东峰先生所言，有伪党史伪军史之嫌，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了! 谢谢你!”
再过1小时40分，一直为此协同作战的鲍昆先生跟贴认为：已经“接近答案了。”
(Eliter发现的图片)
(经典原片)
的确，Eliter发现的图片是本案推理中一个关键的突破。同样场景两幅有微小区别的画面，显然不可能是照相机拍摄的。因为两幅画面中除左二的姿势略有变动，其他人的位置、体姿均无变化，说明两张照片的拍摄间隔仅为0．几秒；而当时的照相机不可能有马达，每拍摄一张必须手动上卷过片，所以这张照片上的场景确如Eliter所说“这不是一幅照相机照片，而是从一段电影胶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场景。”
旁证
同是昨晚23时29分，曾直接采访过苏静将军并一直关注“此案”的吴东峰先生专门查阅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回贴提供了苏静有关平型关战役的答问。正如我在“从文”中对传统的“苏静摄影说”提出的疑惑，“苏静既然说到了当年的摄影而不谈这张照片的拍摄似乎有些蹊跷”，老吴的最新材料是推翻“苏静摄影说”的重要旁证，这段材料中记者与苏将军一问一答：
“(苏)战斗中我在林彪的指挥部，他还派我到阎锡山部队去了。他还有一个部队在我们左边山上，什么部队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去联系和他们接洽。问：是什么时侯？答：是战斗进行中，我记得去了两次，他们的阵地就是修在平型关的关口那个卡子。 问：那个地方我去过，还残留一些坑坑洼洼的工事的遗迹，长城已倒塌了，只剩下一个门洞。当时你去找他们时他们是怎么说的？答：我是以林彪特派员身分去的，就穿的军装，因为那时是友军啊。”“问：阎锡山部队到底打了没有？答：在北面的岭上也堵了一下，但没堵住。问：你见阎锡山部队不动，回来怎么向林彪汇报的？林彪怎么说的？生气没有？答：我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没有说啥。”
这段材料说明，第一，苏静在采访中并未提到那张照片。第二，平型关战斗过程中，苏静曾代表育帅两次到友军进行联络。不必展开推理，老吴提供的这两条信息已经基本动摇了“苏静摄影说”。
核心证据
根据Eliter对第二张照片的重要发现，我们自然要采信“平文”中已谈及王秉璋将军的“第二天补拍电影说”。昨晚仔细搜求资料，我发现，王秉璋将军近年接受采访中几次提到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拍摄情况，为破案提供了核心证据。
去年7月8日《新京报》抗战特刊中有《老将军忆平型关大捷 大捷过后百姓方识此军神勇》一文，文中记者转述王将军“透露了这样一个趣闻：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的艺术团体来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9月26日，两名记者提出给林彪、聂荣臻拍一张战地照片，当时的作战科长王秉璋也一起被摄进了镜头。实际上，因为运输任务，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这些照片流传很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战斗胜利后补拍的镜头。”
)中，关于这张照片的形成经过说的更加详细：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战斗，可是人们却认为他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上都有他。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但笔者在为王老整理回忆录时，王老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并不因自己在画面上而掠美，这大概就算高风亮节，也是王老晚年反复说明此事的原因吧？
这份资料中王老说明9月25日平型关战斗打响时，他和徐海东因为与友军交涉运输，并因前晚大雨耽搁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参与当天的战斗指挥。
第二天“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
“书证”分析
王秉璋将军的这段回忆详尽生动，充满细节，当是关于这张照片拍摄过程的最权威的证据。这里说明：
第一，是第二天补拍的。
第二，是《扫荡报》拍摄的。
第三“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好奇，都赶来凑热闹。”所以会有王、徐出现在画面上。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仁安羌说”和“苏静摄影说”。
不过这段回忆中指“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这与我们认为 “照片”不可能由相机拍摄的技术分析有冲突，有待专家进一步考察，也算“本案”留下的一个技术性尾巴。
“破案”回顾
回顾“平文”以及“从文”，我们从倾向于“平型关说”到疑惑于“平型关说”，经过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但是大体的思路方向是不错的。
我们从战史、地图和阳光方向上基本否定了“仁安羌说”，又从设备、拍摄风格上质疑了“苏静摄影说”，但是在“平文”中，注意到“颂剑”坚持“照片上从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聂荣臻、徐海东等”，没有敏感地考证到战斗中指挥所人员中并没有王、徐，这是一个重要疏忽。
至于质疑“平型关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风衣问题，在“平文”中分析“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时某人穿了缴获的日军风衣？当然这样解释实在有点勉强就是了”，看来这个小概率分析是可以坐实的了。还有一个后来的故事可以一说，育帅在38年3月出行中被友军哨兵枪伤，原因是林当时骑马穿着缴获的日军黄泥大衣，被哨兵误认为是日军。这可证明当时的高级将领们是穿过缴获服装的。
“博客会战”的意义
我认为本案的“侦破”应为博客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战例。
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在“大旗网”为我们提供的战场上，博友们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提供材料，提出分析，最终破解真相，这种学术性研究的方式、效率是非博客文化不可想象的!
在“破案”过程中，有许多博友的鼓励和勉慰，更有许多朋友的智慧!特别要感谢的是鲍昆先生就摄影史和器材史上的重要思路；吴东峰先生提供的重要采访资料；Eliter先生就第二张照片的重要发现；以及徐绥之先生提供的照片补正。谢谢诸位!
我想，此次“破案”不仅是大家的一次友情出演，也不是一次集体的智力游戏，多年从事战史及将领采访的吴东峰先生说“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须向党史,军史中的造假开刀”，这该是挚情至理之论。回过头去再看看“平文”中征引的关于现场拍摄的栩栩如生的描绘，我们当深思回味!
此时，我想我更能深切理解王秉璋将军“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的铿锵之论，而王将军已于半年前的2005年9月25日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
向所有执着于历史真相的人们致敬!
附：杨浪
杨浪：财讯传媒(seec)集团副总裁，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附：杨浪
杨浪：财讯传媒(seec)集团副总裁，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