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利的先驱者

有关康有为的政治品格和个人品格，最近因着一本新书《温故戊戌年》的炒作，又俨然成了中文世界的新焦点。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能历久常新，也凸显那些在主流话语长远包装中被歪曲的历史定论，其生命力是多么顽强。（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实，关于康有为的种种恶行，在当年“变法”失败后就已经被“深揭猛批”过了的，只是康梁流亡海外，在“反华势力”的庇护下，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话语权。而中国的民间观点常常与官方拧着来：因着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相信政治耳语，官方偶尔坦诚一回，人们却也拧着来看待其中真相。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试图以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权力合法性的置疑。有意思的是，尽管朝廷对康有为的批判和所谓康党的清算，实际上抬举炒作了康某人，推其成为改革的旗手，但当康有为成为主流话语体系赞颂的对象时，对他的质疑也就从小众的历史学界转到了大众的传播领域。对康有为的不同解读，凸显国人习惯性的历史脸谱化解度，非黑即白，将复杂的人物和事件简化和演义化。（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其自身大大地夸大了的。张建伟的这本新书《温故戊戌年》有相当一些陈述，而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有着更为专业的资料罗列。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所撰写的慈禧太后传记《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译为《龙夫人》）中，几乎调动了所有史学研究成果，对康有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直接将其称为“野狐禅”（Wild Fox）。（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类著作大揭康有为的老底，对史学界而言早已不是新闻，但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们的确还是具备着震撼的冲击力。这当然很难说还是一个史学话题，其实更多的已经成为大众传播课题。毕竟，对于康有为的评价，或丑化或神化，百多年来都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需要，传播通道中的康有为其实已与其本人无关，而只是某种特殊的符号，与李鸿章、袁世凯等一样，打造了中国最经典不朽的影射史学的代表作。（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纯史学角度看，学界的多年研究早已公认，康有为其实果真是个“政治投机者”（这个词很容易脸谱化，读者诸君慎辩），新思想于他而言无非是敲门砖和谋生手段而已，就如海外一些华人要靠高喊动人口号谋生一样。所谓的公车上书已经被证明了是一次举人们的未遂图谋，“未遂”的原因就是康老师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进士前程。对既有体制故意高调地持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其实为的是以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期望着以“对手”身份被招安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炒作把戏，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所谓“终南捷径”是也，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不就是“欲”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将康有为列为头号靶子，其实是“保守派”们的失策和无奈。西格雷夫在其《龙夫人》中，干脆宣称戊戌政变是慈禧太后为了改革大业而丢车保帅，以牺牲那些激进而缺乏经验的改革者，来保住自己和皇帝早就被保守的“铁帽子派”（Iron Hat）觊觎的地位，并“引蛇出洞”，放任（其实也是无奈）“铁帽子派”的保守还潮，直到他们激出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才借助洋人的手将这一派彻底铲除。西格雷夫的阐述写得如同一部精彩的小说，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没有任何证据、动机等能证明慈禧本人是反改革的。而盲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改革的确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其目的不在于谨小慎微，而在于防止利益的剧烈冲突导致反弹，横生枝节，反而令改革真正目的被异化和边缘化。（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并非改革领袖、且人品为众人（包括改革派）所不齿的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以及激进且少不更事的 “新晋四军机”谭嗣同等，就这样成为权力斗争和平衡中的牺牲者。而康有为因侥幸逃脱，凭借“悲情牌”成为戊戌喋血事实上的最大受益人。六君子的鲜血未必染红了“保守派”的顶子（他们本来有更大的政治期望），却绝对令康梁师徒成为各种“西方敌对势力”的宠儿。在梁启超的巨椽之笔护佑和忽悠下，康有为赢得了改革的首席发言人地位，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财富（利用伪诏大量敛财）、美人（在海外纳妾）和知名度。（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史料表明，在康有为逃亡中，曾经与其有过接触的英、日外交官，多对此人之见识和真正影响力十分失望。其实，这些职业外交官恰恰忽视了，很多时候政治并不需要真知灼见、而只需要一个符号：清廷举轻若重，杀鸡用牛刀，赋予了本无大影响力的康有为全新的符号意义，令其身价倍增。这类无意间哄抬对手身价、制造劲敌的政治失策，康有为并非最后一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作为符号意义的承载者，即使是“中国第一骗”，康有为也的确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无论其用什么手法获得了改革的首席发言权，其毕竟是要演好这个角色的，至少要竭力地鼓吹改革，至少在改革的舆论传播效果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原罪不掩后功，如同一些踩着尸山血海获得权力的独裁者，同样也能做出抵御外侮、统一民族的壮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其实，正在成为传播事件的康有为历史还原，其意义早已超越历史学的真相重构：这样一个事实清楚、情节也并不复杂的历史假象，何以被当作真相推崇了数十年？背后的传播动机、传播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历史”尤其近代史、现代史还有多少可信度可供消费？究竟如何鉴别真正的历史与传播的历史？我们是否真该如同告诫东邻那样告诫自己：正视历史？（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更进一步可以深思的是，我们对先驱人物的完人苛求，是否恰恰导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要不就是怕当先驱，要不就是 “痞子”们勇于也易于成为先驱，能以“失去锁链”的小代价来博一把“整个世界”？先驱们知而不行（能力问题）、或知而难行（道德号召力问题），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和道德号召力外，是否也受制于求全责备的文化习惯呢？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一个有趣的新闻是，最近落网的一位巨骗，不仅冒充是公安部特警局局长，还自称是康有为之孙。这一出当代版拍案惊奇故事的主角，不知道其选上康有为当爷爷，是巧合还是反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康有为当年有诗云：“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轮回。” 十七史从何说起，果然、果然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作于2007年7月21日@南洲雪梨 北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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