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美国学者斯特林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所撰写的慈禧太后传记《
我们大可以对这样剧烈颠覆传统历史观的看法表示质疑,但通读该书,作者对慈禧太后并不具有一言九鼎的独裁式权威的论断,却是相当有见地的。而有关慈禧的权威,恰恰就是我们在分析她本人、戊戌政变乃至整个晚清历史的基本前提。(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慈禧相片
但自明代以来,皇权的专制得到大大加强,相权被削弱。到了清代,尤其是设立了军机处之后,相权被剥夺殆尽,内阁和各部基本成为单纯的办事机构,皇权在军机处这个秘书处(书记处)的辅佐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但清代的皇权专制与明代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其皇权的行使是在“部族专政”的基础上的。
我认为,清代的政治体制基本不是一个人的独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寡头政治”,是一个群体的“集体领导”,皇帝(或摄政者)更多地是这个寡头团体的形象代言人和“下最后决心者”,其表决分量与一般的成员自然有区别,但他也必须在集体领导的框架下行事,遵循“民主集中制”,参与到集体政治游戏的博弈之中。(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满洲的部族政治有很强的“内部民主性”,在其部族内部、尤其皇族内部施行了相当充分的“民主集中制”,所谓的“八王议政”传统,在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高于皇权的,或者说,皇权的核心体现就是“八王议政”。相信看过二月河小说或电视剧的朋友,对雍正皇帝忌讳“八王议政”有深刻印象,那并不
图:我所收藏的1909年10月的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军队改革情况
毫无疑问,这一体制当然对慈禧同样有约束力,何况她的性别更给她的权力带来了更多局限。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对“母鸡司晨”是有着绝对的忌讳的。但凡能在历史上留得好“口碑”的太后,几乎都是以贤惠、而非以能干著名。少数几个果然能干的女流,身后都没怎么留下好名声,其恶名甚至远甚于奸臣佞人。慈禧掌权,本质上是代幼帝听政,摄政都谈不上,更非亲政,当年在恭亲王主导下与肃顺党争权,才弄出个两宫垂帘的局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官员之中发生了巨大的争议和分化的,所以,垂帘听政更多的还是仪式上的意义,而非权力实质的体现。慈禧掌权的半个世纪,各派政治势力都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宫廷内外的权力争斗十分激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任何敢于挑战皇位(实质就是挑战太后)的势力,令帝后成为平衡的砝码。(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慈禧力挺光绪上台,这当然有其私心在内,一方面光绪与其说是咸丰之侄,莫如说是慈禧之甥更来得亲近(其父为咸丰之弟、其母为慈禧胞妹);二是如为同治择嗣,自己(成太皇太后了)就得退居二线,而为咸丰继嗣则仍可保自己之位(依旧是唯一的太后)。光绪的即位,是皇族领导集体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妥协,慈禧获得了面上的成功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得不同意与端王等分享更多的权力。而这些被西格雷夫称为“铁帽子”的家伙,从此也处处用心地盯着皇位。激进而盲动的戊戌变法,引发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恐慌,为“铁帽子们”提供了大量同盟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在矛盾激化后趁火打劫,乘机废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因此,无论慈禧对改革是什么态度,她也不可能置废立的危险不顾,而关注所谓的改革。西格雷夫将慈禧基本描绘成改革的导师形象,与其所批驳的慈禧反改革形象一样,都是缺乏依据的。不反改革,并不意味着支持改革,也许慈禧唯一关心的,就是她和儿子们的宝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认为,其实慈禧对改革的态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她的根本利益不是根基于自己的权威,而是根基于皇位。如果皇帝不保(不管是因为主张改革还是主张保守),那她的权力将瞬间失去(关于慈禧与光绪母子“失和”,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讨论)。她本人的性格还是喜欢一动不如一静,害怕挫折,不喜好主动,这体现在她对很多事情上迟迟不予表态。但在观望了很久后,改革实际激起的巨大反弹,已经足以对她和皇帝产生威胁,她就不得不设法消除这种威胁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消除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加大改革力度,强势推进,不惜使用“休克疗法”,甚至人头滚滚,但这一铁碗手段要靠绝对权力和强有力的团队做支撑。二是暂时妥协,丢车保帅,以牺牲改革先驱来换取反弹者对皇帝和太后的继续效忠(即使是表面的)。因此,选择镇压手段,无论慈禧是出于主动还是无奈,是当时她的处境下最符合逻辑的理性选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被主流史家一直阐述为慈禧反改革依据以及母子失和的“密诏”,其实认真解读原文,未必如此,反倒能证明几分慈禧的无奈。这份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迟到宣统元年(1909)才由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其内容是:(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19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中我们试着分析:
1、 皇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不愿“调整干部队伍”,是因为“恐失人心”,这是对改革过程的担心,而非对改革目的的不满。下文中的“不得不徐图之”,可能正是慈禧要求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持重方略。这恰恰就是慈禧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2、 光绪在该诏中用了很多极端的词汇,如“尽变”、“尽黜”等,这也说明他在政治运作上的急切和不够老辣持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3、 而光绪在诏书中明确说“朕之权力实有未足”,这往往被简单地解释为太后侵夺了他的权力,但我们深一步想,他下文说“朕位且不能保”,是谁想这样呢?当然不可能是将权力根基于他的皇位之上的太后,而是另有其人。这些人有这样的能量,那就不只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太后之权力也必然是实有未足。(Shel JeAnns版权所有)
4、 光绪希望这些改革先驱做什么呢?就是继续改革,同时“不致有拂圣意”。慈禧的“圣意”并非要分光绪的权,而是不要危急皇位并进而危及太后之位,也就是说,改革尽管放手做,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巩固慈禧和光绪的领导。可惜,贵为帝王,光绪以如此谦卑的语气恳请臣下,少不更事的年轻改革者们却误读了,甚至搞出个“围园杀后”的馊主意来,不光把自己葬送,也将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延误了近十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皇家的利益未必就是满洲贵族的利益,贵族的利益未必就是整个部族的利益,部族的利益未必就是大清国的国家利益。满洲部族政治,迟滞了大清国的改革,戊戌的鲜血,不仅关闭了改良的大门,更开启了血腥革命的悲哀,这是满清的悲哀,也是慈禧的悲哀。(Shel JeAnns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