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并非改革的敌人，而是改革的朋友，她之所以出面镇压了戊戌变法，不是因为她反改革，而是为了改革大业而丢车保帅，以牺牲那些混杂了投机者、野心家和盲动而激进的年轻改革者，来保住自己和皇帝早就被保守的“铁帽子派”觊觎的地位，并“引蛇出洞”，放任（其实也是无奈）“铁帽子派”的保守还潮，直到他们激出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才借助洋人的手将这一派彻底铲除。（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就是美国学者斯特林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所撰写的慈禧太后传记《
我们大可以对这样剧烈颠覆传统历史观的看法表示质疑，但通读该书，作者对慈禧太后并不具有一言九鼎的独裁式权威的论断，却是相当有见地的。而有关慈禧的权威，恰恰就是我们在分析她本人、戊戌政变乃至整个晚清历史的基本前提。（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慈禧相片
明代以前的中国帝王，其实并不如民间戏剧中想象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
但自明代以来，皇权的专制得到大大加强，相权被削弱。到了清代，尤其是设立了军机处之后，相权被剥夺殆尽，内阁和各部基本成为单纯的办事机构，皇权在军机处这个秘书处（书记处）的辅佐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但清代的皇权专制与明代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其皇权的行使是在“部族专政”的基础上的。
我认为，清代的政治体制基本不是一个人的独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寡头政治”，是一个群体的“集体领导”，皇帝（或摄政者）更多地是这个寡头团体的形象代言人和“下最后决心者”，其表决分量与一般的成员自然有区别，但他也必须在集体领导的框架下行事，遵循“民主集中制”，参与到集体政治游戏的博弈之中。（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满洲的部族政治有很强的“内部民主性”，在其部族内部、尤其皇族内部施行了相当充分的“民主集中制”，所谓的“八王议政”传统，在清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高于皇权的，或者说，皇权的核心体现就是“八王议政”。相信看过二月河小说或电视剧的朋友，对雍正皇帝忌讳“八王议政”有深刻印象，那并不
图：我所收藏的1909年10月的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军队改革情况
毫无疑问，这一体制当然对慈禧同样有约束力，何况她的性别更给她的权力带来了更多局限。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对“母鸡司晨”是有着绝对的忌讳的。但凡能在历史上留得好“口碑”的太后，几乎都是以贤惠、而非以能干著名。少数几个果然能干的女流，身后都没怎么留下好名声，其恶名甚至远甚于奸臣佞人。慈禧掌权，本质上是代幼帝听政，摄政都谈不上，更非亲政，当年在恭亲王主导下与肃顺党争权，才弄出个两宫垂帘的局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官员之中发生了巨大的争议和分化的，所以，垂帘听政更多的还是仪式上的意义，而非权力实质的体现。慈禧掌权的半个世纪，各派政治势力都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宫廷内外的权力争斗十分激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任何敢于挑战皇位（实质就是挑战太后）的势力，令帝后成为平衡的砝码。（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正是有满洲部族政治的机制作支撑，清代入关初始和晚清这两个“孤儿寡母”统治时期，才保持了政权运转的基本稳定。慈禧与慈安听政之初，与幼帝一样没有任何行政经验，更多地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只是慈禧秉性聪颖，早年又出身落魄世家，见过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在社会这个大学堂中锻炼了“看形势、看眼色、看风向”的本事，也锻炼了自己的欲望和毅力，这是慈安太后那样生长在贵戚家庭的女性难以比拟的，甚至也是那些生长在显宦门第、富贵窝中的男性们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在半个世纪的风雨飘零中，我们只见过慈禧的宝座曾经摇晃，但从来没有坠落。与其说是她扮演了一个独裁者的形象，不如说是她成功地扮演了仲裁者、权衡者乃至妥协者的角色。最早是肃顺等顾命大臣与恭亲王的争斗，然后是曾、左、李等汉人为主的中兴名臣与满洲贵戚们斗，再接下来是洋务派与所谓的保守派，再接下来是变法派与守旧派，然后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平心而论，在晚清复杂的政争中，外加列强在侧煽风点火，慈禧的韬光养晦，不仅是最无奈、恐怕也是最合适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为儿子（同治）和外甥（光绪）保驾护航。（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慈禧力挺光绪上台，这当然有其私心在内，一方面光绪与其说是咸丰之侄，莫如说是慈禧之甥更来得亲近（其父为咸丰之弟、其母为慈禧胞妹）；二是如为同治择嗣，自己（成太皇太后了）就得退居二线，而为咸丰继嗣则仍可保自己之位（依旧是唯一的太后）。光绪的即位，是皇族领导集体内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妥协，慈禧获得了面上的成功后，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得不同意与端王等分享更多的权力。而这些被西格雷夫称为“铁帽子”的家伙，从此也处处用心地盯着皇位。激进而盲动的戊戌变法，引发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恐慌，为“铁帽子们”提供了大量同盟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在矛盾激化后趁火打劫，乘机废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因此，无论慈禧对改革是什么态度，她也不可能置废立的危险不顾，而关注所谓的改革。西格雷夫将慈禧基本描绘成改革的导师形象，与其所批驳的慈禧反改革形象一样，都是缺乏依据的。不反改革，并不意味着支持改革，也许慈禧唯一关心的，就是她和儿子们的宝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对于慈禧权力的制约，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才的匮乏。如果将其与清初孝庄的两朝（顺治、康熙）听政相比，慈禧时代的人才、尤其是满洲人才太过凋零。自咸丰年太平天国起事，承平日久的满族甚至难以有足够的人才文可安邦、武能定国，好不容易出个恭亲王，却因为曾经是“疑似皇储”，而不得不忧谗畏讥、固步自封。满清便只能依靠汉人才俊，而汉人才俊大量涌现，却又激发满族贵族们的猜疑和嫉妒。曾国藩等不得不急流勇退；即令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一心热中之人，也因种族问题及政见不一而被处处掣肘。到宣统朝初年，甚至组建一个纯皇族的满人内阁，满洲贵族们的自卑与自大可见一斑。一方面是无人可用，另一方面是可用之人不可放手使用，慈禧即令想来个一言堂、家天下，也没有足够的班底。（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再看戊戌变法和政变。其实，我们只要解决一个问题：改革或者不改革，对她的利益有什么影响呢？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认为，其实慈禧对改革的态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她的根本利益不是根基于自己的权威，而是根基于皇位。如果皇帝不保（不管是因为主张改革还是主张保守），那她的权力将瞬间失去（关于慈禧与光绪母子“失和”，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讨论）。她本人的性格还是喜欢一动不如一静,害怕挫折，不喜好主动，这体现在她对很多事情上迟迟不予表态。但在观望了很久后，改革实际激起的巨大反弹，已经足以对她和皇帝产生威胁，她就不得不设法消除这种威胁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消除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加大改革力度，强势推进，不惜使用“休克疗法”，甚至人头滚滚，但这一铁碗手段要靠绝对权力和强有力的团队做支撑。二是暂时妥协，丢车保帅，以牺牲改革先驱来换取反弹者对皇帝和太后的继续效忠（即使是表面的）。因此，选择镇压手段，无论慈禧是出于主动还是无奈，是当时她的处境下最符合逻辑的理性选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被主流史家一直阐述为慈禧反改革依据以及母子失和的“密诏”，其实认真解读原文，未必如此，反倒能证明几分慈禧的无奈。这份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迟到宣统元年（1909）才由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其内容是：（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19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中我们试着分析：
1、 皇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不愿“调整干部队伍”，是因为“恐失人心”，这是对改革过程的担心，而非对改革目的的不满。下文中的“不得不徐图之”，可能正是慈禧要求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持重方略。这恰恰就是慈禧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2、 光绪在该诏中用了很多极端的词汇，如“尽变”、“尽黜”等，这也说明他在政治运作上的急切和不够老辣持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3、 而光绪在诏书中明确说“朕之权力实有未足”，这往往被简单地解释为太后侵夺了他的权力，但我们深一步想，他下文说“朕位且不能保”，是谁想这样呢？当然不可能是将权力根基于他的皇位之上的太后，而是另有其人。这些人有这样的能量，那就不只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太后之权力也必然是实有未足。（Shel JeAnns版权所有）
4、 光绪希望这些改革先驱做什么呢？就是继续改革，同时“不致有拂圣意”。慈禧的“圣意”并非要分光绪的权，而是不要危急皇位并进而危及太后之位，也就是说，改革尽管放手做，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巩固慈禧和光绪的领导。可惜，贵为帝王，光绪以如此谦卑的语气恳请臣下，少不更事的年轻改革者们却误读了，甚至搞出个“围园杀后”的馊主意来，不光把自己葬送，也将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延误了近十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戌戊喋血之后，所谓“保守派”（更确切说是相对于光绪的“夺权派”，保守只不过是夺位的武器，如果皇帝是保守的，他们估计就该成为开放派了）掌控了主动权，皇位一直受威胁（给正当盛年的光绪设立大阿哥就是明证，一反雍正开始的不公开立储的规矩），直到“保守派”闹出义和团、再闹出八国联军，才在洋人的枪炮下被打倒。进入新世纪后的改革，实际上是火候已经成熟了，在将近十年“右”的和“左”的灾难后，满洲贵族内部也在血的教训面前形成了改革共识，可惜晚了。一些论者，简单地将慈禧此举说成是被迫改革，这其实不符合这些论者的认为慈禧独裁的前提----如果果然是独裁的，改或不改，不过一念之间，至于被迫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皇家的利益未必就是满洲贵族的利益，贵族的利益未必就是整个部族的利益，部族的利益未必就是大清国的国家利益。满洲部族政治，迟滞了大清国的改革，戊戌的鲜血，不仅关闭了改良的大门，更开启了血腥革命的悲哀，这是满清的悲哀，也是慈禧的悲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作于
[版权声明]：本博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之“和讯”及北美之“文学城”）所有原创文章,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已获转载许可者，需在转载中附带“禁止再转载”之声明。版权事宜欢迎在此博客中留言征询或联络sheljeanns@sohu.com。本博客于每周三、周日（澳大利亚时间）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