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我的奶奶---一名普通而又伟大的女人（三）

3．翔霄帮助冰莹逃婚

冰莹和翔霄由父母包办都是在五岁的时候订的娃娃亲。

冰莹回家后，父母立即要她与男方成亲。冰莹回家的目的，为的是解除婚约，因此至死不从，结果被母亲关起来逼婚。冰莹在《女兵自传》中这样写道：“母亲一定要贯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社会法律，而我恰恰是反封建的叛徒；这样，相隔两个时代的母与女的思想，怎能不冲突呢？无疑地，我只有拼命和家庭奋斗，才能获得我的自由，争取最后的胜利！

不过事实上的确太困难了！除了翔一个人之外，没有了解我的人。（翔是我在小学，中学，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在家族关系上说来，她比我小一辈，所以总叫我姑的）”

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冰莹是多么思念就在咫尺的翔──这位侄女，这位朋友，这位同学，这位姐妹。

翔霄的父母相对较为开明，加上男方家境败落，也不摧婚，这样就给了翔霄在婚姻上有自主的空间。但翔霄的父母不允许她去见冰莹，即使翔霄的父母允许去见，冰莹的母亲也会强烈阻止。最后只有通过翔霄的十二岁的妹妹青青，（谢钱青，我的姨母，现年九十多岁了，仍建在）来为她们两人秘密传送信息。

冰莹在《女兵自传》的“秘密会议”这一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一处古柏树最多的山坳里，我们膝头紧靠着膝头地坐着．．．．．．‘翔，我真没想到，回来是这样受罪的，我的生活，简直比囚犯还不如！’

仅仅只能说这两句话，我的喉管咽住了，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翔是不容易流泪的，她只叹了一口深长的气，很久才回答这么几句令我失望的话：

‘我也没想到你母亲是这样残忍，这样顽固。但你既然回来了，就只好忍耐，万一忍耐不住，我们就逃走吧！’

‘难道你还忍耐得住？’

‘我当然不能忍耐，而且知道你比我更不能忍耐，所以我想今天商量一个怎样逃走的方法。’”

冰莹从军校回家以后有过“四次出逃”的经历。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18日，冰莹和翔霄两人已经跑到了蓝田，正准备上船往长沙时，被冰莹的母亲追了回去。

第二次是在一个雨夜，冰莹在她三嫂的帮助下，想经过深山老林独自逃走，经过一夜的雨淋、惊吓，还是被她母亲派出去的人抓回。

第三次是冰莹在临近婚期之前，装扮成农妇逃走，又被她的大哥和三哥逮了回去。

三次逃婚失败，冰莹最终被母亲强迫成了婚，嫁给了小时候订婚的萧明。

在婚礼上，翔霄和她妈都去吃了喜酒。即使结了婚，冰莹仍会逃跑这件事，只有两个人心中明了。一个是翔霄，另一个就是冰莹的丈夫萧明。冰莹在萧家说服了萧明，可做朋友，决不能做夫妻，并装老实媳妇数月，骗过了萧明的父母，利用应聘到大同学校教书的机会，第四次逃跑终于成功。

为了表达逃婚成功的喜悦心情，她写了一首《永别了，我的故乡！》的自由体诗。（全诗内容参见《女兵自传》）

形影不离的儿时的朋友，少年、青年时代的学友、战友，姐妹，突然离出，让翔霄的内心多少感到有些惆怅。但想到前面还有自已要走的路，心中也就慢慢平静了下来。

翔霄没有同冰莹一起逃走，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庭没有逼婚，二是她已经是共产党员，肩负有组织上给她的任务，三是冰莹逃婚累累失败。

特殊历史条件下，冰莹对翔霄的不了解，造成了误会，低估了翔霄的政治人品。冰莹后来多年都认为：“翔反封建的斗争意识，没有她强烈，翔成了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并把这种认识写进了她的名著《女兵自传》中。这一观点，后又被一些写有关谢冰莹文章的人所所引用。今天让翔的儿，冰莹的侄孙来还历史的真实。我后面还将写到，冰莹自已也认为这种认识，过于主观，并向翔表示歉意。

4．四年离别

冰莹逃婚后，两人离别四年未曾见面，只有靠通信，向对方告知自已的经历和遭遇。在这四年中，冰莹与在军校就相恋的同学符浩结婚，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小号兵”；翔霄与儿时订亲的李宝善结婚，也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冰莹在上海被国民党错捕入狱；翔霄在新化县，因与进步人士筹办新民中学，被国民党逮捕，被判入感化院。冰莹在外艰难地教书谋生；翔霄在母校大同小学任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两位刚走上社会的年轻女性，为争取女性的自由、自强、自立、自尊，经受了种种的磨难。

5．1931年在家乡相见

1931年，冰莹的母亲满70岁，她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

冰莹和翔霄见面了。欣喜之余，彼此看对方，学生时代的芳容，均消退了不少，面容都有些憔悴，内心都含着各种苦痛。翔霄告诉冰莹：

“萧明已经结婚了，也有了孩子。在我与他的交谈中，看得出，他非常能够理解你。”

“我不便去见他，你见到他时，代我向他问好，向他祝福。我内心还是感谢他的。”

“鸣姑，你在外面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翔，人生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我随时都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挣扎；翔，让我们忍耐着吧，让我们奋斗着吧，只要不灰心，总有出头的一天。”

“你为什么不把女儿‘小号兵’带回来？”

“因为我和符浩关系破裂了，不幸的婚姻，带她回来，只能让家里人笑话。翔，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做女人难，做争取自由的女人更难！”

“翔，宝善人长得不错，怪不得你舍不得跟我走。你出钱送他继续上学，负担得起吗？”

“他想入艺校深造，就是因为没钱，去不成，只好暂留在铎山小学教书。”

“女人想找个好男人，实在太难了！”冰莹叹息着说。

这次分别之后，翔霄的经历比较简单，她一直在大同学校继续任教，另外就是多生了几个孩子。可冰莹的经历就要复杂得多了。

在上海称之为“黑宫”的房间里，花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两部十四万余字的著作《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换得650元的收入，她用这笔钱去了日本。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从她登上开往日本的“皇后号”开始，就有一种“亡国奴”的感觉。到了日本本土，无论在街上，在课堂上，在公寓里，在餐厅，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受尽了日本人的侮辱，她在日记中写道：“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在那种整天爱侮辱的刺激生活当中，谁都有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我们的热血，时时在沸腾，我们每一颗复仇的心，时时在跳动；所谓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正是这个道理。我们终能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千余中国留学生集会，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冰莹在日本呆不到三个月，又回到了上海。她刚写完小说《抛弃》，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这是1932年的1月28日。为支持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抗战，她参加了“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她与作家白薇成了朋友。也认识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人、作家。3月底上海失守，冰莹跑到了闽西的龙岩。她在龙岩的平权女校教了数月的音乐和国文。当年又到了夏门，任职于夏门中学。并和夏门大学的几位老师、学生创办起了《灯塔》文艺月刊。半年后又回到长沙，准备再次留学日本之事。不久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木间久雄是她的指导教授，这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教授。在日本两年多，她的日文已相当不错了，可以用日文翻译外国名著了。由于不去欢迎溥仪到日本的访问，1935年4月12日被日本警察抓起来，在日本监狱关了三个多星期。在监狱中受尽了侮辱，遭受了毒打。最让她痛心的是日本警察抄没了她坚持写了八年多的日记和一些珍贵的照片。同年经柳亚子先生的帮助，从日本监狱保释出来之后，找到桂林她三哥处，过了一个暑假，随后到南宁高中任教。1936年，她离开了广西回到长沙开始写《一个女兵的自传》

6．1936年在家乡相见

1936年的冬天，接家中电报，冰莹回到家中，看望病中的母亲。翔霄抽星期天从大同镇回铎山，来看望冰莹和她的母亲。冰莹的母亲躺在藤椅上，她的右手和右脚已经瘫痪。昔日让她又恨又爱，无可柰何的两个女孩，现在对她们已经完全没有恨意了，眼神中充满了慈爱。

“凤儿，你为什么不带你男人和孩子回家让我看看，藻妹子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我一看到藻妹子的孩子，就在心中埋怨你，一个女人，不要懒得连孩子都不想生。”冰莹的妈带着一种企盼的心情对冰莹说。

冰莹为了安慰她母亲，只好应付着说：“妈，小号兵在她爷爷家上学，等到假期我带她回来看您老。”
冰莹也抽空到翔霄家，看望翔霄的父母。两人在翔霄的房间里，亲密地谈了很久。冰莹

向翔讲了她两次到日本的感受：

“你们在乡下，还不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人的可恨、可恶，我在日本受尽了日本人的侮辱，在日本监狱里，差点被他们整死，我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都是日本人给我留下的。我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既是为民族生存奋斗，也是为自已复仇。”

冰莹问翔：“在大同学校任教，还顺心吗？”

翔告诉她：“大同学校的女生部，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校时，女生很少，现在有上百的女生。学生年龄差别大，成绩参差不齐。有初小毕业的妹子，有只读过私塾的姑娘，有被夫家休弃的女子，有生了儿女的妈妈。校舍建在坟山旁边，胆小的学生，常常半夜惊叫，大呼有鬼。部分小姐学生生活散慢，扯皮睹气，逃学之事，时有发生。我开始接手女校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状况，经过几年的整治，现在的教学秩序和女生的考试制度基本上正常了。”

“ 翔，这几年里，别看我的经历似乎轰轰烈烈，可我受的磨难太多了，我有过四次自杀的念头。在监狱中，饥饿难耐的时候，掉到粪里的食物，我都检起来吃。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倒羡慕起你稳定的教学生活来了。”冰莹埋于内心深处的苦痛，不能对自已家里的人讲，只有对翔霄倾诉，才没有顾及。

这次两人分别之后，时隔数月，冰莹再次回家为母送终。青少年时代，冰莹视母亲为“魔鬼”，当母亲真正离她而去，她又伤心至极，上坟山那天，翔霄扶着冰莹，冰莹一路上悲恸大哭，不管翔霄怎样安慰，冰莹哭声不止，似乎要把一生对母亲的内疚，全部哭出来。

冰莹在办完母亲后事之后，到南岳衡山疗养写作，刚安定下来，突然接大哥电报：

“父病重，速归！”

她父亲得的是痢疾，在她回家数日的照顾中，病慢慢好转起来。她对翔霄说：“我为了尽快赴抗日前线，说要到长沙取行李，是骗我爹的。我真的无法做到忠孝两全。”

“鸣姑，你已经尽孝了。”翔安慰她

冰莹从母亲逝世的悲痛中振作起来，告别了病中的父亲，告别家里所有的亲人，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从此以后，冰莹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即使她父亲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忙于前方的抗日工作，也未能回乡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