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第二十一田子方》这篇文章写了很多有趣但又不为大家熟悉的人和故事。
田子方是第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角。田子方和卜子夏都是战国时代魏文候的老师，卜子夏的老师是众所周知的孔老夫子。 田子方的老师是谁呢？庄子说，是东郭顺子。
有一天，魏文候接见了卜子夏， 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卜子夏的老师孔夫子。卜子夏当然很兴奋， 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给魏文候讲了讲孔圣人的学问和人品。 魏文候很高兴，忍不住夸奖说：“圣人的学问真好啊，我听了以后真是茅塞顿开，知道了怎样治理国家。”
卜子夏屁颠屁颠地走了。 魏文候又接着接见了田子方，魏文候兴奋之余，就问起了田子方的老师。 田子方说，我的老师是东郭顺子。 魏文候当时就愣了，说，我怎么从来没听人提到过他？刚才卜子夏说他的老师孔夫子博闻强记，认识了现在的众多名流，好像也没听他提到有东郭顺子这样一个人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老师的故事呢？
田子方是求之不得，于是跟魏文候侃侃而谈，介绍了东郭顺子的为人学问--至于内容如何，此处略去几千字，因为庄子没讲，我也不好凭空捏造。
魏文候听了以后，一声不吭，直盯盯就看着田子方走了出去，连送人的礼节都忘了。魏文候身边的人看了很惊讶，说，大王您听了卜子夏的话那么兴奋，听了田子方的话怎么发起呆来了？
魏文候回过神来，大声痛哭说，卜子夏这个骗子，把我骗得好苦啊。我听了他的话，以为自己治理国家做得很不错，因此兴高采烈。后来我听田子方这么一讲，才知道我做得实在太不够了，我是魏国人民的罪人啊， 让我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吧，我没脸见人了。
故事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庄子是在借魏文候之口埋汰儒家学派的掌门人孔子和他的优秀学生卜子夏呢。
这个田子方好歹还算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这篇文章里面第二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就更微不足道了，叫作温伯雪子。温伯雪子是怎样一个人呢？庄子没有介绍。 庄子说了，你们管他是谁呢，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就是了。
温伯雪子这个人不但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庄子连他是哪国人都没有说。但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埋汰起儒家学派来比魏文候还厉害。
据说温伯雪子有一次从齐国出发经过鲁国， 鲁国的那些儒人听说名星来了，一个个都死皮滥脸要去见温伯雪子，巴望温伯雪子给他们上上课。温伯雪子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不去，不去,我听说中国的那些儒家学人， 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通人情，不懂世故，烦人的很，我不想去见他们”
当然，庄子不会说我这样的话，他原文是这样的：“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这里的中国特指当时的鲁国。
庄子这篇文章还有许多小故事，说来说去就是埋汰儒家学派的， 下面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引出上面这句话。
引出这句话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说明这句话的涵义，本来就是庄子用来批判儒家文化的。
庄子批判儒家说，“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 或者说，在庄子看来，礼仪和天道并非一回事，儒家只注重礼仪，实际上是失去了对自然之道的探索和追求。
不幸的是，庄子的理论并非为儒人所重视， 到了后来反而成为了儒家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了。在后儒的眼中看来，礼仪就是天道， 天道就是礼仪，遵守了礼仪就是遵守了天道， 所谓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之乎者也，不亦乐乎？
有人说了，话虽如此，追求内圣外王的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儒家把庄子同化，难道就不能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由之路吗？
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部分了。
儒家思孟学派按照仁心在内，善恶由己的说法，用庄子的话来装点门面当然是必然之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思路，只要沾上“儒”这个字，一切都是高尚的。任何学派的道德，他们都可以拿过来意淫和自恋，别人是说不得的。一说就是不会做人，不懂礼仪道德。 他们本来就是“做人”的表率，“道德”的代言人，“善恶”的法官， 怎么可能容得旁人指指点点呢？旁人要做的就是沉默似金，心如死水，否则是亟亟乎怠哉的要被勾销掉“人籍”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似乎还是出了那么几个另类，他们的言行并不遵循内圣外王的路子，倒是遵循了庄子的批判精神，把天道和礼仪分了开来。
庄子是其中一个，济颠也是一个。济颠说了，“狗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执著的当然就不是表面的戒律，而是救世救人的仁慈。
为什么庄子的骷髅和济颠的狗肉不能最后消去呢？为什么庄子和济颠在执著了天道的真善美的同时，非得保持着人世间的冷暖和人情间的爱恨呢？（这里的冷暖和爱恨对应骷髅和狗肉）
这是我要强调的地方， 也是我们要深思的地方。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嵇康和鲁迅的执著。嵇康离我们较远，我们还是先看看鲁迅吧。
鲁迅在1927年9月在广州作了一个演讲会，题目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要理解这篇文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鲁迅问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问题不但是理解这篇文章的关键，也是了解鲁迅的一个重点。
那么为什么呢？一句话的回答就是：这篇文章是鲁迅的自我辩护书。
鲁迅借着研究魏晋风度，道出了他对于人世冷暖和爱恨的看法，也是鲁迅对仁义道德的最后批判。
鲁迅写《狂人日记》于1918年，当时鲁迅就发出了道德吃人的呼喊， 鲁迅写《祝福》于1924年，为一个被礼教迫害的祥林嫂祝福， 为什么他到了1927年突然要为自己辩护，说什么嵇康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因为1927年在鲁迅的一生中非比寻常。1927年女师大事件爆发， 鲁迅因为支持许广平被迫辞职， 接着又接受了许广平的爱情，被国民党通缉为堕落分子。
鲁迅到了此时，不得已为自己辩护，他通过嵇康的不得已说明自己的不得已， 用嵇康的不欲子肖来说明大家不要学他。鲁迅的低头是为了爱情，这并非他的本意。 后来鲁迅没有和朱安离婚，也非本意，只是为了保留孝的名声。鲁迅说，司马昭以不孝杀嵇康，其实他自己何尝孝过?这句话的所指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但鲁迅又说了，“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想问又不能问的对象是谁，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以前读鲁迅的这篇文章，总觉得鲁迅对嵇康说得不准， 后来明白，鲁迅也许故意为之。 鲁迅和嵇康，在礼教的执著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嵇康的放荡不羁，是因为他想死；鲁迅的呐喊，却是为了活。
嵇康之所以想死，是因为他不得不死，司马昭政权可以让他活，但是他不能背叛曹家的知遇之恩。 但是嵇康说了，有我为曹家献身就可以了，你们儿子就犯不着这样了。
鲁迅那时为自己辩护，却是因为他感到了生活的暖意。
所以庄子借温伯雪子的口说，“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句话是确的。 但这里的君子不是庄子，不是嵇康，不是济颠，不是鲁迅，不是那些被冤死的任何人，而是那些用了道德礼教来加诸于他人身上的君子或者乡愿。
自己的内心谁自己不知道？庄子的批判怎么可能指的是当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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