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前主编黄良天谈中国新闻界

BBC: 向听众简单介绍您自己，您的工作经历。

从小在农村长大，1972年正式成为农民,1974年当兵，1978年之后又当了两年农民，期间当过当时和现在一个中国大陆农民所能当上的最大的官。 1980年考上了中国南方一所风景美丽的大学，四年后被分配到一个称之为老少边岛的贫困山区搞了两年计划生育工作。 1986年成为一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者，2004年9月被任命为《百姓》杂志主编，2006年12月31日被解职，同日接任《农产品市场周刊》主编。
 
BBC：介绍你现在的工作的状况？

作为新闻人，你感到满意吗？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期刊9468种，报纸1938种。其中大部分是根据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利划分而确定它的读者定位和市场趋向，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报刊杂志实际上只是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行政部门的延伸。是完全彻底地为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涂脂抹粉的。 农产品市场周刊是农业部有关司局投资的刊物，从目前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产品，投资者和管理者也不想让它成为纯粹的文化产品。 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新闻人，我当然为官方对我的这种人事安排感到郁闷。

BBC：有没有想过改变现状？

我正在试图改变现状。 我改变现状的动力来自于我现在的一批非常年轻的同事，他们有的刚走出校门，有的还在实习，由于一些自己无法自主的因素，参加了这个编辑团队，我不想他们像我的许多同辈一样，在一个狗苟蝇营的环境里，逐渐消磨掉一个知识青年应有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维习惯，消磨掉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和风度。 中国的刊号，现在是一种国有稀缺资源，报刊杂志的文化含义，不在于它叫什么，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好这个稀缺资源，为我们的读者服务，尽量组织我的同事采写、报道一些真正对老百姓有用的资讯，我会利用一切机会让他们走出去，让我的年轻的同事们尽可能在其中最大限度地养成和体现一个文化人的自由意志。

BBC：在此之前，您曾在百姓杂志任主编。 介绍您曾经工作的杂志《百姓》。 您任主编后，改变了其风格? 您是基于什么理念， 当时杂志的宗旨是什么？

百姓杂志和农产品市场周刊一样，同属于农业部主管，也许是它的名称和农业部的行政职能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财务投资。 我接手百姓杂志时，职工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编辑部的电话因欠费而停机，也没有一家广告赞助商。 我估计，当时我的上级任命我为百姓杂志主编，其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挽救百姓杂志糟糕的财务状况，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让国有资产增值"，在任命我的同时，也规定了我每年必须上缴的不断递增的财务额度。 第一年，我的一位朋友资助了１０万块钱，百姓杂志得以艰难起步。 相对于杂志的财务状况，杂志的编辑力量却给了我十分充足的信心。

我当时的三个编辑，都是出自名校的研究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这真正高学历的执政党党员身份，说明了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已经勇敢地自我承担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年轻和激情，铸就了百姓杂志２７期的辉煌。 期间，我们抵制了所有来自各方面的官样文章。拒绝了所有文章中的官话、套话、假话和大话，把读者对象从农民和农业官员转向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努力用平民的视角记录变革中的中国。 我们把一本官办的杂志改造成了一本真正的高品质的文化载体，在这片日渐清新的北方田野里，还有一批志向高远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我们一起耕作一起和着中国的躁动喜怒哀乐。

BBC: 当时百姓《杂志》报道犀利，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都做了那些报道？

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改革的发端，都开始于土地。前者有耕者有其田的号召，后者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妥协，实际上，这两者的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也正基于这种反动，当初革命和改革的动力成了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也成了中国有权阶级滋生腐败的温床。 要以平民的视角纪录变革中的中国，任何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政治家或者公共知识分子，都无法对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熟视无睹。 所以，在我主持期间，百姓杂志对中国的土地问题作了大量广泛和深入的报道和分析。其中四川温江、河南太康和江苏江阴失地农民的抗争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与此同时，百姓杂志密切注视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变革，站在理性和阳光的立场上，对中国宪政建设、民主制度建设、国有资产流失、传统文化重建、社会冲突根源、下岗工人待遇、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适时地发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负责任的声音，百姓杂志每一期都有文章和报道成为我们称之为"网络议会"的议题。 我感到很宽慰的是，我虽然离开了百姓杂志，但我们组织的许多成功的报道还有百姓杂志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不同声音，已经永恒凝固在永远奔腾的网络里，凝固成了谁也无法篡改的历史。

BBC：当宣布您的调任通知时，您的感受？ 您同事的反应？他们的反应给您的感受？

我的调任，应该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在此之前一个月，我作例行的述职报告，我的结束语是：百姓的今后，恐怕有待来者贤者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看台下的领导，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不知道是他们没听懂还是城府深。 调任前一天，他们找我谈，我说，不用谈了，我明天就离开百姓。 但真的要跟我年轻的同事告别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掉了眼泪，我这一生，受过很多打击，但掉眼泪，加上我外婆和我父亲去世，只有三次。 去年的最后一天，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在香港读书的儿子时，我儿子说，像你这么干，撤职是早晚的事，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后来，第二天的明报登了我儿子的话，作为一个父亲，我真的对此五味杂陈。 今年元旦，我在美国、加拿大、土耳其、德国、香港、台湾的同学和朋友在不同的时区知道了我的被解职，但在电话里，基本是都是同一句话：该发生的，真的发生了。

BBC：共产党对新闻报道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口径的限制？ 政策是相对于国家法律和部门规章而言的。 在中国，相对于法规，政策可以是多变的、随意的。而这种多变和随意有时仅仅取决一个部门领导的一个批示一个电话或者莫名的心血来潮。 中国没有新闻法，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其口径和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其口径的大小和标准的宽严往往取决于主管领导同志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修养和道德风度，有时甚至还取决于领导同志的情绪。 希特勒有句名言：什么是权威，权威就是神秘。 我曾经对某媒体的一位长官说：你要这样的权威吗，那你最好经常发神经。 后来这位领导真的经常发神经，他的部下真的很怕他，因为谁也无法揣摩他的思维走势。 在中国，只要你是相当一级领导，那你就是相当一级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导师，你冷不丁冒出个排比句或者儿歌童谣之类的话来，也会有人将之放在相当的政治历史文化道德的高度来歌唱，来统一相当范围内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BBC：中国的新闻媒体能在这样的限制下能做到游刃有余吗？

中国新闻管控政策是多变的，其多变的原因，在于它的滞后性。 我曾经对南华早报记者说：这种管控政策是个橡皮筋，你在其中不动，它就那么小、那么紧。你拱拱它，它也就大了，宽了，不那么束缚了。当然，你别将它弄断了。 历史总是在艰难中前行。 当初，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给出的秘方是：你们给我杀出一条血路来。 永恒的自由，需要先驱者的胆识和牺牲精神。
 
BBC：您个人认为中国新闻的未来前景？

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界。中国的报刊杂志还仅仅是执政党或者政府部门的附属工具。 官方似乎也没有否定这个所谓中国新闻界的基本属性。 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期开始，就规定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是"党的舆论阵地"，这个定性和指导思想至今没有改变。 毛泽东说：要政治家办报， 江泽民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不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祸。 中国目前有几十万的新闻从业人员，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能把一千多种报纸办得几乎一模一样，也可堪称世界的历史的奇迹。 我们的所谓新闻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新闻的价值取决于被报道者的官衔。尽管一次矿难几百人被埋地下，几乎全中国的电台电视台，全中国的日报晚报都慢悠悠地告诉你谁批示了，谁到现场了，直到从中央到基层的有关领导都一个不拉地体现了一遍，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极不情愿地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实真相。

按说，你按新闻规律办事，好像也没有要撤你职的政策，但我们就习惯这么做了。 当谄媚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习惯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思维和灵魂，成了行尸走肉。 我真的希望我的同行们能珍惜自己，遵守一个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的起码的道德规范。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点本来不需要深刻学习和领会“荣辱观”就应该懂得做到的。 我们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我很高兴我们这一代领导者能从我们民族文化的仓库里拎出这个我们民族自己的词汇，作为我们的社会建构目标。 中国的文字是可以会意的。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我们的文化先人已经赋予“和谐”两字深刻的社会学内涵，这就是：人人都拥有足够的庄稼，人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说话。 中国新闻界的几十万从业人员，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他应该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并为之勇敢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