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美国：此社会不求公平而是摆平 (zt)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开始了美国的教学生涯。我的第一所学校是协和大学。

普天之下学而优则仕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条条大路通罗马，出路比较多，有较多的机会。而且美国文化又强调个人独立性，多数家长很尊重孩子的决定，在学习专业、婚姻和职业等重大人生选择上一般都不会干涉。我观察美国式的家庭教育，注意到不同的文化特点，父母一般认为只要自己的孩子喜欢、感到幸福就好，不会以自身经历为经验教训，为他们提供人生的指引，也没有强调奋斗精神——我觉得那才是最需要的。

　　例如，美国学生往往凭着兴趣选择专业。所以，很多人就读了文科，因为文学、历史、政治学等学科，本来就是比较有趣的。但就业市场上需求最大的是有技术性的专业，如工程、电脑、会计、金融等，所以文科毕业生就业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人都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反而是一些外国学生选择专业时会考虑就业前景，毕业后也较容易找到工作。此外，美国学生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很多人没有太强的竞争意志，稍遇困难就想放弃，所以，大学生的退学率相当高。

　　我也会作一些生涯规划的讨论。我说，美国喜欢标榜美国社会的“机会均等”，但那只是一句空话。一个小孩出身于纽约长岛富人区，从小就有良好的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经济支持，更有家庭关系和名人校友编织的关系网；而另外一个小孩出身布朗克斯区贫民窟，成长于一个单身家庭，从小就混迹于街头的帮派群，或许还有个在监狱服刑的父亲，他们两者怎么可能会有均等机会。

　　但是，在美国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而教育是创造机会、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不管肤色是白、黑、黄、红，只要有良好的教育，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完成大学教育。我又以美国政府统计局的个人收入的数据为例，显示了个人所得与教育程度直接成正比，特别是技术专业学位的平均收入更是高于普通的水平。其实，我这是在给美国学生变相地灌输中国文化中那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这些观念，学生从没有听说过，所以反映很热烈。

与刁顽学生斗法

　　美国大学要求研究生的平均成绩要保持B以上，才可以拿到学位。我在教学时对学生要求甚严，但给成绩时就比较宽松，对某些有困难的学生还特别照顾。

　　美国教育制度下出来的学生，很多人的数学基础较差，更有些对数字几乎一点概念也没有，我教的MBA财务课，他们就觉得特别难。但这是必修课，他们必须完成这门课才能毕业。以他们的数学基础，我不能抱有很大的期望，可还是设法让他们过这门课。我的做法是，多布置小测验和家庭作业，减少课堂考试所占分数的比重，在期末的时候就给能及格的成绩。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我走进了教室，注意到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约六十多岁的老头，那花白的头发和小胡子乱糟糟，看起来都没有梳理过，所穿深蓝色的衬衫也似乎很久没洗了。但是，我油然产生了一种好感——这样的年龄仍然有学习的积极性，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按惯例，我第一堂课都要求每个学生作一简短的自我介绍。当轮到那个老头发言时，他说他名字是“斯蒂夫”，担任一家环境保护公司的顾问，并自称是一个经常为难老师的坏学生。这话语就颇带挑衅了，我倒也没有在意，以一句玩笑话带过，让下面一个学生接下去发言。

　　后来，我在班上进行了第一次考试。在改卷子时，我发现斯蒂夫的基础实在太差了，实际该得的成绩不超过三十分。但我还是不想为难他，就为了他那种不服老的精神，也应给他一个不低于B的成绩。我就打了个七十分。这算是个例外，也算是对他的鼓励。我也知道，像他这样大龄学生，学偏重计量的课程，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要照顾他。

　　可斯蒂夫却来找我了，他对考试成绩不满意，因为他的目标是A。考虑了一下，说：我可以给你一个重考机会，而且是用同样的考卷，但须是闭卷考。你可以先把考卷看一下，回去再准备，在准备充分后就来我办公室考试。这是我史无前例的慷慨，对他也是仁至义尽。他勉强同意了，可到了约定考试时间，他没有出现，他失约了。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对斯蒂夫越来越无法容忍了。他会在课堂上打断我的讲话，公开抱怨我的教学方式，无故不参加小测验，连我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交。我觉得他在故意挑战我的权威。而且，他又在学生中煽动不满情绪，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真是太过分了。

　　我想，我凭什么要特别照顾他？我就是要公事公办，我要给他一个应得的成绩。最后，在学期结束时，我交到校部的班级成绩单中，斯蒂夫的成绩是C，是个较差的成绩，但起码还是一个及格的分数。

　　我知道他不会轻易罢休的。果然一星期后，我接到了斯蒂夫的电话。他说他刚收到成绩单。我不置可否，“是吗？”

　　“我很不满意，要与你讨论。”他接下来又说。

　　“我不会在电话里与学生讨论成绩，你可以约个时间来我办公室面谈。”

　　“我工作很忙，没时间来见你。告诉你，我咨询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六十五美元。”他这么回答。

　　“那你就看着办吧！”我冷冷地回答，一下就把电话挂了。他这种傲慢态度真是把我给激怒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是MBA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她说斯蒂夫约了明天下午一点，在我办公时间来见我。我同意了。

　　到了第二天，斯蒂夫准时到了我的办公室，而且还有MBA主任唐纳的伴随。他俩坐下后，斯蒂夫就单刀直入地申明来意：他上我的课，得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成绩，他要我重新评定成绩。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将要斗争到底，他会投诉，要找商学院长、校长、校董事会，直至最后诉诸法律手段。

　　然而，他在尚未采取任何行动前，先来找我，是因为要“给你一个机会，一个改正我成绩的机会。”他傲慢地宣布。

　　唐纳主任坐在旁边，没有任何表示。

　　我被震住了，准确地说是被他的狂妄气呆了。我停顿了一下，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简单地问道：“你要实事求是地说，以你在此课程中的表现，是否能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提出一个我想不到的理由：我曾在第一堂课上承诺给所有学生B以上的成绩。而这就是我的提议（Offer），而当这个提议为他所接受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尽管这只是口头合同，但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我现在只给他一个C，那就已是违反合同了。

　　这能是个理由？我啼笑皆非，但马上抓住他这个说法的漏洞。

　　“但是，合同成立的四要素还包括‘交易的合法性’。如果我在课堂上真是给予了这样一个提议，这个提议也是非法的，而一个非法的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我接着说，“但事实是，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每一个学生只要完成所有课程要求，就可以拿到B以上的成绩。”

　　“你有没有完成所有的课程要求？你有没有交作业？我给了你重考机会，你有没有来参加？”我又追问道。

　　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强词夺理，强调他是个优秀学生，在修我的课程之前，一直是全A的成绩。为了证明他的天才能力，他提到，他上一学期修《商业统计》课，尽管连教科书也没有买，最后还是得到了A的成绩。

　　我告诉他，我设计了一个积分公式来综合考核，所以是用一客观标准来决定学生的最终分数，这就完全排除了老师主观因素的影响。我必须对所有学生公正、公平，可假如我改动他的成绩，那就是对其他同学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他愿意，我可以进一步解释，他为什么得到的是C的成绩。但是，我无法改变他的成绩。

　　我俩的谈话就变成了辩论，再到后来发展为争吵。最后，斯蒂夫气势汹汹地离开了，临走前还威胁我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一切后果。

　　我做好与斯蒂夫斗争到底的准备。我把他过去所交上来的所有家庭作业、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都存档保存，我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他只能得到C的成绩。我在等待着，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又过了数个星期，我接到了唐纳主任的一个电话，通知我，他收到斯蒂夫的书面通知。斯蒂夫要求撤回他所提出的投诉状，但还是声称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可是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看来他也只是个纸老虎。　　

此社会不求公平而是摆平

　　在回顾我与斯蒂夫的冲突时，我不禁又想到了丹拉茨。他是我们学校的会计教授，在某个学期，他忽然心血来潮，提议再教一门会计学以外的课程。他要教《商业道德》课，那是他不幸的起源。

　　在课堂中，他与一个黑人学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那个学生声称丹拉茨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歧视“非洲美国人”，他不仅在课堂上对丹拉茨发出了威胁，而且还由他的律师出面打电话给校方，扬言要告学校。这一下就把校领导搞得很紧张，匆匆地做出了决定，用一个临时教师把丹拉茨换了下来。当时也说好了他的薪水仍然照发。

　　我很关注此事。那时，我班上一个学生，麦克，正好也在上丹拉茨的商业道德课。这小伙性格开朗，平时说话也在理。我就向他了解整个冲突过程。他说丹拉茨教授与那个学生从学期初就产生了矛盾，上课时常磕磕碰碰的。至于丹拉茨是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行为，他说，那就很难说了，因为那门课是以案例教学，有些是现场模拟式的讨论。

　　我对丹拉茨很同情，觉得学校太草率了，就找到了学术副校长埃格博士。我说，学校的处理方式不是很恰当——也许丹拉茨确是有失检点，也许他真有种族歧视倾向，但美国法律是无罪推断，也就是说，只有去证明他的歧视行为，那就要有一个正当程序。我建议由一个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听证委员会来调查此事，既要听取那学生的指控，也要给丹拉茨一个申辩的机会，还应该听取第三者的证词，再由委员会做出结论。只要有一正当程序，即使官司发生，学校在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脚的。

　　埃格博士回答说，他们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是经过了调查的，所以决定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觉得他的辩护是软弱的，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因为他没有给予丹拉茨一个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我又去找了商学院的其他教授，我说我们应该站出来，这不仅是为丹拉茨讲话，也是在保护我们教师的自身权益。我所不解的是，他们的反应温和而谨慎，都不愿出头。我想这是因为种族争议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这些领导和教授们都是美国白人，都怕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所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么，我为什么敢帮助丹拉茨呢？也许因为我不属于那个白人族群，也算是社会的少数族群，所以比较少一些顾忌。

　　倒霉的就只能是丹拉茨。我为他打抱不平，他表示感谢，可又告诉我，他不想为此事而抗争。这样对他风险更大，因为他如果与学校及法律对抗，而结果又输了的话，损失将会更大。我当然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学校最后的决定：让丹拉茨带薪停职一年，再后来他就提前退休了。

　　——美国俗语说：“会叫的车轱辘能多加到油”。那个社会所寻求的不是“公平”和“公正”，而是“摆平”。所以，要学会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千万不要怀抱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是非自有公断”，或误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