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太太和我都失去了信心。打工吧，我决定打Labor工。太太埋怨我不该到美国上学，花了钱还找不到工作，我无言以对。
我陷入了极大的消沉，现在的处境还不如当初给兆丰老板做进货呢。加拿大的Labor工遍地都是，而稍带技术含量的工种就这么难找，这不是僧多粥少吗？既然这里并不需要技术人员，那又为什么把移民的门槛定得那么高呢？我在国内是个工程师，脏活儿累活儿都让民工干了，应该让中国的民工移民才对。
我在国内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单位的，每月的房费屈指可数，即便是买，折合工龄也不过两三万。在加拿大，我花一千多一个月，住的倒是一室一厅的了。应该让中国的建筑队移民才对，多盖大楼租金不就降下来了？
我觉得我被加拿大政府骗了，光移民落地费就每人毛五百加币，加拿大政府这是赚了多少钱呐！可我们来了以后，却要当民工。打工的危险还在於，我将离开专业的招工市场，将来在履历表上很难自园其说这段时间，人家会认为我没有进取心，或者干脆认为我离开专业工作时间太长而根本不再给我机会了。
我想回国，但已经回不去了，房子卖了、工作辞了、户口消了……
几经挣扎，我找到了一个Labor工，是在Aurora的一个印刷厂，Aurora是多伦多北面的一个小镇，从我家开车四十分钟。这个职业还是托我做职业经纪的朋友介绍的，上夜班、连续十二小时一个班，上两天歇一天。
印刷厂的夜班印的是当天的报纸，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报纸印刷量有多么大，一台印刷机不停运转一小时只能印出几小摞，换纸、注墨、检查机器都需停机，加上每次重新开机后的废品，浪费惊人。一个班组一般定员四人，由一个老师傅领班，有时加一个质检帮着。我所在的班组清一色的白人，我的工作是把一摞摞的印刷品码好，又是猫腰搬沉东西。
车间里的噪音大得让人说话必须大声嚷嚷，正式工人有劳保耳塞和工作服，象我这样的临时工则“爱咋地咋地”没人管。组里有个小年轻，二十来岁，已经干了很久了。我问他喜不喜欢这工作，他说他有三个小孩，老婆没工作，这儿收入相对较高，没有更好选择。
有幸的是我接触到了加拿大的工人阶级，他们与中国的产业工人有着共同的优良品质，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爱憎分明、尊重技术等等，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影子。我在这个印刷厂只干了两个礼拜，早晨开车回家路上险些睡过去的事，发生过四、五次。
这活儿受不了，还得再托门路。经另一个朋友小段介绍，我得到了一个电子技术员的工作，公司叫Barringer，专门生产保安设备，每小时14加币，这薪水算是不错的了，但Barringer公司又与一个职业介绍所有合同，这种职位必须通过这个职业介绍所。后来得知Barringer公司的生产部门经理丹尼斯和职业介绍所的一位拿佣金的主要雇员是堂兄妹。
我朋友小段是丹尼斯召进去的，又干得不错，自然好说话，但当初小段刚进去的时候还是受了不少气的。我走了个形式去面试和培训，培训内容是有关化学电子工业的各种警示符号，包括辐射和有毒制品等等。
小段在第一周培训我，公司的产品是检测人体毛发、皮肤和衣物上附着的爆炸物微粒或毒品微粒，据说一个人接触毒品或爆炸物几周后都会被这种仪器检测出来。这在2001年底的美国有巨大的需求，光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在2002年的订单，就让我们几乎每周加班，挣了不少的加班费。
这回我的工作是穿白大褂、坐着、有自己的办公桌儿，具体说就是率定仪器。这仪器铁壳、60多磅重，它通过一股细小的热气流把织物上的微粒吹到一个细管中，细管里存在磁场，根据微粒的不同重量把它们分离出来，如果某种微粒超标，就会响起警报。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塑料盒，盒里装有TNT(炸药)、Chlorine(氯化素毒物)和甲醇基盐等等20几种试剂，我要用率定枪抽取一定量的试剂滴在滑板托着的无纺布上，将滑板拨入气流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直接由仪器送入计算机。关键在於抽取试剂的剂量和抽取次序，不同的试剂要抽取不同的微小剂量才能满足要求，这要通过手指掌握；另外，一种试剂测试完毕，仪器里总要留下一些，下一次测试何种试剂不至影响结果也大有学问。这两项关键加在一起，就需要经验了。
在当时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这样一份工作算是美差了，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合同工，为争转正，演绎出无尽的龌龊和争斗。
很不幸，我的第一次抗争，是同自己的同胞 ── 一个香港人进行的。我早就发现我的电脑联不上打印机，请那个印度懒女人网管请了好几次，可她就是不来修。一天，工间休息15分钟，我提前回来，发现那个香港人坐在我的位置上，就蹑手蹑脚地遛到他身后，不料他在删除我电脑里的文件。
我不动声色等他删完，又在我的电脑上查看了一会儿什么，很得意地站起来、转身，他显然没有想到身后站着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竟是这台电脑的主人。我近距离看见他大吃一惊，第一反应是想撒腿逃跑。然而毕竟是个成年人，他立即稳住阵脚，开口问：“你在干什么？”
我抬起头，大声反问：“你在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他也扬起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记得我在中国，至少在我当时的社会阶层，还没见过被逮住还睁眼说谎的人。我请他陪我去见工头，此时大家也都回来了。我说：“我看见你在删除文件，即便你没有，谁给你的权力动我的电脑？”
“公司。”他嘴硬地说。
我笑了，“你肯定吗？”我虽然微笑着，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肯定听出了我对那个人的蔑视，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用英语说这叫“不知道自己是谁”。北美公司里，各司其职，即便你懂电脑，而今天你是个仪器率定人员，那就只能做率定仪器的活儿。
“我愿意请你陪我到有关部门去解释，如果你坚持的话。”
“不。”这个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必须道歉，”我坚定地说，“如果我发现我的电脑有什么问题，我保留我向上反映的权力。”
“OK，对不起。”虽说那语气不太象道歉，但他认输了。
事后，有人告诉我，这个香港人是个公司元老，做第一台仪器时就有他，他是正式员工，连我们新提拔的巴基斯坦工头都是他培训出来的，都惧他三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删我的文件。
我们小组八个人里有三个巴基斯坦人两个印度人和一个斯里兰卡人，前边提到的巴基斯坦人工头，叫Malcolm，四十多岁。另一个叫Ajez，二十好几了，是个单身。还有一个是个老头儿Hafiz，他把闺女留在国内，自个带着儿子老伴儿移民加拿大。
Malcolm在我工作后不久申请工头得到提拔，他们叫Lead Hand。转正是他的梦想，为争取转正，他得踩别人，而他踩人的策略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例如你走路太快会振坏仪器啦、你必须等10分钟才能做下一项指标啦等等，一来莫须有地给你安上强加之罪，而领导会认为他在尽心工作；二来减慢你工作的速度，显现出他的工作效率。有一次，他站在我背后偷偷观察我操作，然后用指责的口吻问我为什么要将三滴试液滴在三个地方而不是一滴接一滴。这问题十分滑稽，我只是无聊，自己找乐子才把它滴成桃花形，只要这三滴试液都能被气流冲走，滴在什么位置根本不重要。还有一次，他要求我把仪器的各项指标率定到零，而不是手册上要求的调到正负十，这让我猜想他可能一点工程的教育背景都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所谓设计标准、校核标准和使用标准的概念，用户的使用要求实际要比我们的校核要求宽松的多。
后来我和Malcolm聊天，原来他是打爵士鼓的出身，来加拿大后不得不改行，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文艺名人出国热，不知他们是否也有Malcolm的经历。
Malcolm的口音特别重，我问他的母语是什么，他居然说是英语。我忍住笑，进一步问学校的情况，他说他们用英语授课，书都是进口的。我背地里向 Hafiz求证，Hafiz是个豁达的老头，他说巴基斯坦做外国的殖民地时间很长，有些人与英国人通婚有了家庭，他们的子女形成了一个阶层，似乎比平民高贵，而巴基斯坦有些人就处处向他们靠拢，说自己的母语是英语只是其表现之一。听了他的话，我似乎能想象出殖民地国家的痛。
虽然来自巴基斯坦，但Malcolm跟在经理后边的姿势活象中国的“狗腿子”，大家发现他经常独自一人节假日加班，节假日加班是拿双薪的，要否加班和要什么人加班是要经理同意的，后来有人去问了经理，Malcolm才有所收敛，说以后轮着加，可是这以后便是其他人轮着，他却一次也没耽误过。
同组的Ajez是个人见人恨的家伙，不仅因为他长了一张911恐怖分子的脸，还因为这人什么都要抢先，如果你和他同要进一个门，他一定快走一步抢先拉门，并任凭那门在你面前关上，这与主流文化真是背道而驰。再有，他怕吃亏，人家来换试剂，他会要求先换。凡是公用的工具，类似钳子扳手一类，到了他那儿就一定不见了，你一问就一定是他收归自己用了。我想他的国家一定是资源贫乏，什么东西不抢就没有了，才养成的个性。
一天中午班，斯里兰卡裔的质检达斯托我在夜间十点时，将一台仪器做最后鉴定。但当我走进检验室时，发现仪器挪了地方，似乎已经有人做过了。我想既然达斯托赋了我，不管有没有人做过，再做一遍也没坏处，於是就把鉴定中发现的问题写在一张黄签纸上，贴在仪器右上角。不一会儿，Ajez请我随他去一下。Ajez 与我同时进公司，工作上平级，本应互不相干，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是他早我一步鉴定了仪器，但我却没想到他会来质问我。
“这是你写的吗？”他上级对下级式地审视着我。
“是我写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台仪器？”
我有点儿生气了，这种狂妄在中国似乎比较少见，我本来想说：我愿意，你管的着吗。但当时我是个新人，这么说有点儿象无赖，传出去不好，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已经做过了，OK？”这个OK，在此就相当与中国话的“行吗？”，是一种挑衅。
“No，”我笑着说，“我必须做。”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必须做？”
“这不关你的事。怎么？你想管理我吗？”我装傻充愣地气他。
我这么一问，他可急了，失去了原来装出来的沉稳，好像一下子从大象变成了猴子，急驰白脸地辨白他是怎么做的，又解释他做完了就不用再做了。我礼貌地不愿打断他说话，心中不由得想，中国人可不那么好欺负，问题是中国人总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处世较为被动，而他们这些国家的人会主动招你。
等他抢白完，我才一字一句地请他冷静下来，向他解释我并非不尊重他的工作，而是在完成达斯托赋的工作，这也是对达斯的尊重，然后问他能否理解。他虽一时转不过来，可在下班的时候还是走过来对我说，他也是在工作，对我个人没有成见。
成见也许真的是没有，可我这个中国人同他们共事总觉得有成见存在，他们同我说话时的口气、眼神好像我是敌人，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我被一个印度裔女孩培训，短短一周，我可没少听她的弦外之音，一会儿是“你这也不懂”，一会儿又是“你这也懂”，她可不是开着玩笑说的。总之，我懂也不是，不懂也不是。
一次，公司空气被污染，有爆炸物微粒弥漫，致使率定用的无纺布中沾染了不该有的化学物质，毒品元素怎么也率定不出来。印度人工头达尔眼看完不成任务，不知如何是好，白人监工(Supervisor)皮特也急得团团转。我建议减少试剂用量，将试剂滴到无纺布上后毋需等待挥发、立即推入仪器检测，这样便减少其从空气中吸附异物，从而达到汲取正确元素的目的，结果奏效。但达尔却不愿让我知道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在皮特的催问下，才悄悄对皮特承认我的“优选法”管用。还是白人缺心眼儿，皮特立刻笑逐颜开地对我说：“Robert，你简直是个精灵。”
加拿大是个少种族歧视的国家，据说比欧洲国家、甚至比澳大利亚都要好，但在这个公司，有色人种要想得到升迁却比登天还难，我在这个公司整整一年，不少白人来公司之后，连连提升，这里有可能是人家的工作背景真的很强，但如果被提升的都是白人，就很难解释了。
我只当是在这个公司避难，所以并不在乎这些龌龊，背地里积极寻找我的专业工作。此时，正巧Seneca学院招聘新老师，我便拿着简历去找系主任，系里的头头儿们有好多都是我过去的老师，而且他们还都记得我，有的老师从那儿路过，一眼认出我就蹬蹬地冲过来，问我怎么会在这儿，弄得办事员小姐都摸不着头脑。
不用说，经过一个简单的Presentation，我被顺利录取，系主任Valerie对我还有很深的印象，在我结束Presentation后，不容其他人说话，一句“我喜欢你的Presentation”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为感谢她的知遇之恩，我送了她一盒巧克力。
教书这个行当我一干就干到了现在，由教日校转成教夜校、又由在一个学校教变成在两个学校教、由只教计算机到教高等数学基础理论，可谓变化多多。有趣的是，再没有这么巧的事了：第一，我在Barringer上中班时，Seneca的课是在早上，而当我被Seneca转到夜校的时候，Barringer就将我调到白班儿工作，这样一来，Barringer就不知道我有个第二职业，这在当时Barringer选择什么人转正时，十分关键，因为谁都愿意自己的雇员一心一意、忠心耿耿。第二，我被Lay off(下岗)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时候，人家沮丧、我高兴，自己辞职不能申请失业保障金，只有被lay off才能拿，而当时我正找到了另一份教书的工作想离开。当然，没等到申请失业金，我就有了美国银行的专业工作，真正走上正途，这又是后话。
由於美国的巨额订单，Barringer被一个叫史密斯的全球性保安仪器生产公司给买下了，这更促进了它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被要求每天延长一小时，并且周六加班。印巴人脸皮厚，不时地创造机会假日加班，假日的加班费一般双倍，上层明知工人的用意，却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先被调到白班儿工作，紧接着又被转成了全职正式职工，转正式职工的有一大批人。后来，我听说经理丹尼斯的堂妹已经离开了那家职业介绍所，也就是说她已经不需要靠我们这些临时工为她提佣金了。
史密斯还将所有的白人工头全部提为监工，监工相当于车间主任，它上面就是经理了，又提了几个印度人做工头，这样一来好似有一条无形的杠，监工以上是清一色的白人。
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待以上这些变化停当之后，CEO下岗了。CEO下岗不叫下岗，叫辞职。紧接着，负责产品开发的二把手也下岗了，下岗当天，他是早上来上班，十点左右得的下岗通知，当即被要求离开。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没有预兆，也没有传言。我们知道这是大鱼吃小鱼后的上层斗争、相互排挤的结果，在加拿大就不是只换个地方降个职，而是丢饭碗了。
我周围也有被提升的，我朋友小段悄悄申请了生产计划员的位置，离开我去坐办公室了。
公司也加了一些装备，生产车间装了自动打卡机，早来晚走不算，晚来一秒按晚来一刻钟扣钱，全是自动的。这可到好，省了监工谈话了。我以前曾经因为大雪迟到十分钟，当时的监工很不好意思地找到我，问我是否迟到并立即补充道：“我有证据显示你迟到。”虽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诈我，但我坦然承认。他说公司规定，迟到者不能就这么算完，需要写书面报告或当面向监工说明，念我一向表现很好且是初犯，就免了。这是典型的西方管理，没有责备、没有批评教育，就是寒搀你。你不是自己写了东西承认迟到吗？到时扣你的钱，也没话说。
乘着加强管理的东风，工头Malcolm也想出出风头，他在车间里立了个牌子，叫“耻辱堂”，凡是忘记某个操作步骤而被发现的，第二天，名字必然出现在这个耻辱堂上，让大家看，象被揪出来游街一般。反正我没被游斗过，被揪出来的全部都是印巴人。这种狗仗人势的做法有点象汉奸所为，在加拿大应该是不多见的，不过在经济萧条时期，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干着，没有换工作的。
倒是这么拼命地干，市场总有饱和的时候。果然，在2003年下半年，也就是史密斯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的订单突然大幅度减少了，伴随着这一变化，史密斯首先让所有的合同制人员回家了，生产慢了下来。
有一天，人们都在工间休息，部门监工来到休息室，通知开会。他“路过”我的座位时对我说：“经理丹尼斯有话对你说，在经理办公室。”
与我同来办公室的还有一个埃及小伙子。一般经理找谈话，要么是你犯了什么错误、要么是提升、要么是下岗。我心里思忖着，该是拜拜的时侯了。
丹尼斯走进来，先问我们好，然后谈到我们俩都是他召进来的，工作表现一贯令人满意。突然，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他说根据目前情况，不得不让我们回家，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被雇用的。
我心里高兴，此时被Lay off可谓是正中下怀，我求之不得。可脸上却不能流露出来，不然，经理哭、我笑，还是我被Lay off，这成何体统？
我知道北美的Lay off是当时宣布，当时走人，就站起来向丹尼斯告别，准备回车间拿自己的东西离开。丹尼斯叫我等一等，说按规定，他必须跟着我。
车间里空无一人，后来听前同事们说，那天大家都被吓得不行，我是得到丹尼斯优待，个别谈话走的，另外还有好些人是在大会上叫到名字，由工头一个一个送出去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上午，中午大家吃饭都不是滋味，下午干活时也没了往日的气氛。总之，人们都被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地震撼着，而实际上这种震撼每天都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