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八卦是来自国外吗--中华文明的未解之谜?(图)
文化走廊
《“易经”来自哪里？》
我对易学充满敬意，但是我对《易经》却没有任何研究，所以近似盲目崇拜，虽然我也可以装模作样地拿《易经》算卦玩，或许我的敬意正是因为我不了解《易经》而已，人们
常说“情人一旦彼此了解，亲密关系就将走向完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方面知识的浅薄不影响我探索《易经》的可能来源。
关于《易经》的起源资料，我尽管一直也留心但鲜有收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实际上这就是我常说的：你急着找的东西一般找不到，干脆别找，假如你不找了它就自己出来了。这篇小文就是如此“自己出来”的。
一天我偶然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晃悠，翻看馆藏照片，一不留神就看到这把神奇的梳子。我认为这把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上刻画的是《易经》的八卦图！或许说这就是《易经》的“起源形态”，因为只是雏形，假如《易经》在此时成熟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又呈现出《易经》的多数特征：数学方面体现了“8”(八卦)、“3”(爻)、“2”(阴阳)。可以说《易经》的思维逻辑都已经出现，比如两个反向的T形符号，还有两个互补流通的圆圈①，都似乎印证了“阴阳鱼”的思维。另外，“三爻”已经出现，只是还没有分阴阳，并且很奇怪地“三”广泛出现于整个画面上，分别的两个圆圈中各自都是恰好八卦为一圆。后来这个原形经过千年演化定型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它根本不是周公的创造，或许周公是最后一个使之定型的人。这个梳子的年代据说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出土地点是中国东部地区。
后来认识一位叫荣松的同好，他原本在伊朗留学，专业是历史，通晓中东的一些语言，“学过英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阿维斯陀》语”，荣松谦虚地说：“我只琢磨过伊朗的楔形文字，即波斯帝国时期的文字，对两河流域其他楔形文字没有研究过。我曾经将伊朗的楔形文字字母拆开，发现这个文字基本上由横、竖、折三种笔划组成。横、竖都有一笔、两笔、三笔，而且横有长横和短横，两短横相连作为一笔，十分类似八卦的阴爻。这三种笔划按照类似汉字结构，即上下、左右、上中下、左中右等结构构成36个字母。我曾经怀疑，这与中国的八卦起源有着某种关系，这也使我曾对伊朗的楔形文字是否真正得以破解表示怀疑，因为这种笔划和构词结构可能不仅仅是用来作为字母表示读音，或许也如同汉字一样表意。另外，根据已经破解的说法，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只有a,i,u三个元音音素，十分类似于闪族语言，如阿拉伯语只有a,i,u三个元音音素，现代波斯语仍是如此，与《阿维斯陀》差别太大，《阿维斯陀》语类似梵语和吐火罗语，有大量元音音素和元音组合，因此我怀疑波斯语属于闪族语系，而非印欧语系，《阿维斯陀》语与梵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
我还有一条信息也与中国的《易经》或“八卦”有关：古埃及在金字塔时代一直使用数学的二进制。很明显这个二进制在中国失传了，只是在《易经》中保留了下来。但是中国人却认为自己才是“二进制”的发明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其实寻找易经的根源就要寻找“二进制”的根源。
人们可能都很熟悉又名“锡安”的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最有名的是面积1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最有名的是东南角面积仅0.135平方公里的圣殿山。这小小的圣殿山里，犹太人的哭墙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并列在那里。哭墙的归属很清楚，建筑物也很清楚。圣殿山里的清真寺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它与“八卦”可能有某种联系。
这个清真寺叫“岩石清真寺”，这个建筑年代并不特别久远。相传该寺原为欧麦尔建的木清真寺，691年改建成八角形清真寺。它之所以着名而神圣，是因为据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个地方“登宵”，去聆听真主的天启。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继摩西、耶稣等先知后，真主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他在创教后第九年即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在天使陪同下骑一匹面如美女的天马从麦加城飞到耶路撒冷，然后踏石登天。也有人说穆罕默德“登宵”飞回麦加。从以上大家可留意麦加与耶路撒冷的特殊关系：他们文化上的某些统一性以及地域和族源的特殊联系可能，否则穆罕默德就不会在两地飞来飞去。
叫“登宵”的大石头据说是一块陨石
这个“登宵”的大石头据说实际上是一块陨石，上面有个窝，传说是“登宵”时的马蹄印。看来这块石头存在的时间很久远，《圣经》中亚伯拉罕准备杀子祭祀的地方据说也发生在这块石头上。所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认为这块神圣的石头应该属于自己的民族。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称呼他为“伊卜拉欣”。按照普通的说法，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生下了以色列这个支系，而阿拉伯人则是亚伯拉罕与夏甲的后人。我估计这块石头的神圣可能还是与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有更大的关系，所以两个支系才都认为这是圣石。
这块石头在今天被金银镶饰，并且由“三块”石头支起，覆盖这块圣石的是一个圆顶清真寺，黄色的盖顶金光闪闪，在它们的外围是个“八卦图”一样的八角围墙，因而这个清真寺也叫“八角清真寺”：“三”、“圆”、“八角”全部具备。这个地方由于极其神圣，所以它的设计皆非偶然，一定都有特定的根据。它们是否与中国的《易经》八卦有关呢？假如仅只如此就下结论可能稍显牵强，但却因另外一个事实而得到了确认。
同为阿拉伯圣城的麦加城，中国人一般都知道它就是古代着名的“天方”——3000年前“天方国”的所在地。麦加城的另外一个名字一般中国人恐怕不会知道，它叫“巴卡”(Baakkak)，这实在耐人寻味。不知道西方人是怎样翻译中国“八卦”的，假如有人把“Baakkak”直接翻译为“八卦”我是不会奇怪的。
“天方”传说为亚伯拉罕所建，是夏甲和儿子离家后的一个居留地。它与中国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肯定有关系。假如中国的“夏朝”真的由夏甲这个支脉建立，那么这个“天方”就与中国人脱不了干系，夏甲这个女人的身份其实远不是小妾那么简单①。这个时期距今4000多年。而麦加这个与古埃及隔红海相望的阿拉伯地区确实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相比文明到来得比较晚，但是5000年前这里的文明也已很发达了。由于地理的关系，这个地区承袭了更多古埃及文明。
把“八卦城”麦加与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联系起来，我们似乎感觉到更加浓郁的《易经》文化。由于此两地本来就是同处一种文明之下，所以不同的两个城市遗留了相同的文明碎片，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条线索不可放弃。
从耶路撒冷到麦加，让我们继续沿着红海南下，这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假如易经的源泉在红海沿岸，就应该有更广泛的发现。
埃及尼罗河的源头被称作“卡尔蒂”(Qerti)，大约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一带。“卡尔蒂”很可能与一个神秘神灵居住“地下世界”——“杰尤特”(Djuat)有关。这里是尼罗河的源头，与麦加城并不很远，尽管它们之间隔着红海，但曾经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拉尔夫最近的一本书《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指出，所有的埃及法老有可能都是以色列人，那些可怜兮兮的以色列人祖先实际上就是那些法老。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夏甲的身份以及麦加城的意义就需要我们更加留心。不要被1400年前出现的伊斯兰教掩盖我们所有的文明嗅觉，那个伟大的城市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并且这个城市本来就以阿拉伯人的发源地而被看作神圣之地。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这里到底信奉什么宗教、执行什么王政，其实是应该深入研究一下的。
“杰尤特不仅包含十个环行区域和一个隐藏的环形区域，它本身也被描述为环形”。“杰尤特包括九个一组——九个神的组合”。但是我得指出来，九神其实是8个神与1个至高的主神的组合。“环形”，“八个神”与“一个主神”，看到这些我非常警觉，大家知道我喜欢“牵强附会”，所以任何疑点我都不会放过。
首先中国的《易经》有“九宫”说法，“八宫”与“中宫”合“九宫”，我怀疑这里的“宫”(gong)实际上来自“god”的发音，中国的“九宫”就是中东“九神”，在中国他们一般分为“八神”与“主神”。
上网络查得，在红海神话中“八神”由四对夫妇组成，被统称“八(神)”，这已经是个专有名词。他们因为是四对“夫妇”，所以“八”就有了“阴阳”！
“八卦图”的源头就在红海两岸
“八神”就是“Eight Gods”，既“音译”又“意译”的话，我们确实是可以称呼其为“八高”或“八卦”的。
这“八(神)”不是人而是四条毒蛇和四只青蛙(这同时为中国的蟾蜍崇拜找到了一个根源)。他们名字分别为：Naun和Naunet，意思都是“初水”和“惯性”；Heh和Hehe夫妇的意思是“无限空间”；Kek和Keket这对则意味着“黑暗”；Amun和Amunet则表示着“隐蔽”。
最后的这对又常被意思为“空虚”的Niau和Niaut夫妇所代替。统治“八神”的是“耶和提”主神(难道没人觉得这个名字也很熟悉？他很可能就是日后发展起来的“耶和华”的源头)。这组神常与一个新月符号相伴(“阴阳鱼”难道是两个“新月”符号的合成吗?)。
“八”进一步引起我的注意是他们的原始性与威力。他们常常与创世之前的宇宙状态联系在一起，这“八”与中国的“八卦”演绎有着近乎一样的应用范围：宇宙世界的变化。有关宇宙的永恒、无限以及不可描述等哲学思想方面极其相近。
我坚信《易经》哲学以及“八卦图”的源头就在红海两岸。《易经》中的的阴(--)阳(—)正是对“八神”四对夫妇生殖器的模仿。
我认为很可能在古埃及文明影响的红海区域内，在不同地点的人们在不同时期提供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古埃及的四对“夫妇”重点指出了“阴阳合一”，而“巴卡”则提供了名称，耶路撒冷圣城清真寺贡献了“三”、“八”、“圆”。这些思想与概念最后流传入中国之后在西周得以完善，最终成为中国哲学体系里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时间非常早，假如有人经过深入研究告诉我此源头可能远达6000年前我也不会吃惊。古埃及的神话动辄就有7000年、10000年的历史。
至于八卦中心的“太极”，有人说叫“阴阳鱼”，也有的说是“太阳”的象征。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推断。“太极”是个明显没有经过加工的外来词汇，“太极”很可能就是我们前面一文讨论过的“铁基”(Tiki)——“太阳之子”或者“太阳神”①。假如真是如此，把“太极”解释为“太阳”看来也还是有道理的。而象牙梳上的“T”本身就有太阳的意思。
至于《易经》是否有神奇的卜卦功能，这要取决于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人类的起源。假如人类真的来自外星高级文明，这个体系超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假如人类文明全部遵循了进化论的原则，我是不会相信它有什么神奇功效的。很遗憾我对于《易经》和“人类生命起源”皆无深入研究，所以无话可说，但我愿意对一些我自己缺乏能力证明的理论保留开放的讨论空间，不下任何结论，既不盲目支持也不武断反对，我只关心起源关系。
千百年来对于《易经》起源都没有定论，在过去的100年里启用比较现代的方法以及考古论证依旧没有答案。要我说，假如不将目光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中国史前史也罢，中国科技史也罢，中国哲学史也罢，天文历法史也罢，甲骨文破解也罢，这些方面的研究可能难得有突破性进展，因为这些问题的源头有可能就在中东！
《“青面獠牙”的来源》
中国人都知道“青面獠牙”是专门形容一些鬼怪与死神的。在许多庙宇里和传说里活跃着他们恐怖的身影。
中国古代的认知在某一方面与西方人是相同的，都有人死后的地方：中国人叫阎王殿、冥间等，西方人称为地狱。但我相信前者属于“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那个想像的世界里一切井然有序，人人生前的行为将得到审判，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几乎全球同理。
这是精神层面。在造型上这些鬼怪如何呢？
对于古埃及的“青面獠牙”中国人了解比较少，其实我以前也很少知道。是我的探索让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么多的相似之处的存在。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青面”。健康的人脸色红润，死人或者病人脸色“苍白”或“铁青”。比如这位被兄弟杀死的古埃及着名悲剧人物“奥西里斯”，他是埃及的冥神和植物神，相当于中国的阎王爷，其脸色就表现为“青色”。假如“青面獠牙”情结是从“奥里西斯”开始的，那么这个表达习惯起码应该有7000年历史了，长则可达万年。
中国人所说的恐怖“獠牙”起源在古埃及有吗？答案是肯定的。
古埃及与死神相伴的是阿奴比神和透特神。阿奴比斯(阿奴普)是“神魂神”和“墓地守护神”，其实他们的外形就像普通的狗。其“獠牙”特征不言自明。它承担的另外一个任务是为死者做好“上路”的“复生”准备。“透特”是个阴性色彩很重的神，它是月神，地位很高，几乎无处不在 。(见上图)在这幅古埃及图画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形象。这是《亡灵书》中的一个场面，透特神正在审判一个死者的灵魂，它使用的方法是称量它的良心。这个画面中长着豺狼面相的透特全身泛绿，“饕餮”随时准备吃掉“心脏”分量不正常的人，它也同时全身发绿！在古埃及神话系统里只有死神们“青面”。稍微与中国传统有些差异的是，中国的死神“青面”“獠牙”合二为一了，但埃及的死神有的是“青面”，有的是“獠牙”(其全身青但脸不青)，各司其职，各自分开。
对于这个“青”(绿)，拉尔夫有一段话是在论及天外文明与宗教之间关系时说的。他一直在证明古代以色列人和欧洲文明都与古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同一个族群，而我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只是我关注的是中国。其实他无意中说到的许多问题，总是被我稍加总结就能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这只说明了一个倾向：全球的同源实在不是空穴来风。我相信拉尔夫看了我的书他一定会急于了解中国文化了，在中华文明里有太多他应该掌握的信息，一旦添加了中国这一环，拉尔夫的研究一定会如虎添翼。在谈论欧洲共济会的历史中他说：“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兴建教堂的风气席卷了整个欧洲，许多精心建造的基督教建筑中，都雕刻进了一个奇特的外来人，这个外来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人，这个让人好奇的‘异教徒’的脸隐隐约约地掩映在植物中，在英格兰的教堂和大教堂的装饰石头，到处雕刻有这样的绿色人。这个绿色人是谁？……(它)是如何走进英国的几乎每一座大教堂的？”①或许拉尔夫当时更倾向于他们是“外星人”。
拉尔夫接着说：“只有地狱判官才有如此大的影响走进我们的教堂，因为他是基督教建筑年代神学的核心——圣堂武士，正是因为他，共济会才得以发展起来”。我问喜欢打电脑游戏的儿子，他们的电子游戏中间有没有叫“圣堂武士”的，他说有，他玩的《星际争霸》就有，他们是外星人，并且许多网络游戏中都有。我在网络上google“圣堂武士”，果然出来无数相关条目。拉尔夫继续说：“地狱判断是埃及至高无上的神，是死亡的统治者，他也经常被描绘成长着绿色皮肤”。在另外一处，拉尔夫猜测：“地狱之神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绿神”。
中国“青面獠牙”的阎王爷与埃及有关系吗？或者阎王爷干脆是“外星人”吗？无论如何，找到如此多的中西方文化联系，这让我非常满意。
《牌坊的由来》
牌坊一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在现代人看来更多浸染了妇女的血泪，因为在中国的牌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表彰高官厚德，另外一种则是为了颂扬节妇烈女。一旦能够以牌坊来昭显其贞节，则这样的妇女一定经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人生苦难。
牌坊这东西在中国似乎南方兴盛于北方，北方其实应该也不缺乏，但是叫法多为“牌
楼”。总体今天在长江下游地区更多见，安徽地区有最大的牌坊群。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中国西北地区比较少见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中国东部与南部地区接受了一个近似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里包含了牌坊文化，其来路应该是走东南亚通道。
牌坊的来源以及名称都是我好奇的。查《辞海》中的“牌坊”：“中国古代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多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路口。在建筑上起到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其内容多为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如功德牌坊、节孝牌坊等”。
我一直以为牌坊是中国独有的，当我看到印度一个佛寺门口的牌坊时吓了一跳，转而马上变为欣喜。这说明中国的牌坊有一个传播的来源，我估计印度的这个“牌坊”应该比中国所有的牌坊历史都早，它是石头的，因为立在印度最早的佛教庙宇前，时间可能已经长达两千多年。
帮助我关注到牌坊文化的其实并不是亚洲人，而是英国人拉尔夫孜孜不倦地在书中谈西方的类牌坊建筑与数学符号“Π”(小写为“π”)之间的关系。估计由于对亚洲文化的陌生，我上面的话题他从来没有涉及。他认为古埃及的许多建筑都有一种奇妙的数学关系“Π”，它很神圣，甚至英国着名的巨石阵中的石条就是“Π”。这个希腊语的数学符号“Π”的发音和中国的“牌楼”、“牌坊”之“牌”几乎一模一样！中国的这个建筑最初很可能就单叫“牌”，可能后来加上了性状词“坊”或“楼”。而“牌”这个词汇在这里的运用确实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外来词，再看看形状，确实“Π”和牌坊的格局是相仿的，大模样和最基本的组成都是两竖一横。
拉尔夫认为22∶7是“Π”的近似分数值，所以古人才要一再将这一比率用在一些神圣重要的地方，包括用在金字塔。那么顺着拉尔夫的思路，以后我们也可以试着在一些牌楼上面看看这个分数值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形。
不止如此，法国的凯旋门也被拉尔夫认为是一个相关的延伸。这种建筑其实更多的还有古埃及的神庙入口。其实中国牌坊在一些重要场所，其主要功用正是放在门口起引导作用。
从形式到内容统一的“Π”，从英国到埃及，从希腊到印度和中国的“牌楼”，这个猜想的深入与证实，需要涉及到许多学科，我所做的只能是提出这个疑问。一如其他的话题，对我的猜想的反驳也都将是另外的一个“猜想”而已，除非能拿出确实的证据。
《“7”=“十”》
假如说近几天来最震撼我的发现是什么，我可能要拿这个“十”字图片。在这张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汇集中，我们熟悉的“十”字，或者说宗教的“十”字符号，它的意思并不是“10”，而是“7”。我原是不懂甲骨文的，最近翻看甲骨文证实了这一说法。今天中国人连小学生都知道“十”=“10”啊，这是怎么回事？可见商朝之后与今天的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严重断裂。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因为这个“十”字自新石器时代就在中国广泛出现，这说明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我们以往只知道中东以及西亚、中亚地区有“七”崇拜，其实看来在中国自古同样有“七”崇拜。张光直先生与李济先生在谈及中国史前考古时都曾经说过：“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的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2、6、8、9)却根本未见”①，这足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是很崇尚和流行“七崇拜”的。反而到了后来，中国人不仅忘记了“七崇拜”，并且完全否认了这个历史。最彻底的表现在于中国人今天已经把“7”(十)当成了“10”。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期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能可以揭示出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大约发生在何年何月。
为什么说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还有一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与“十”的纠缠，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中国人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它对中东的文化研究是否有价值呢？中东人自始至终都了解这个秘密呢，还是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由于时间的久远有关符号发生了一些变异，导致了“7”与“十字架”的最终分离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无疑知道中国人远古有“七崇拜”联系到中东是个令人兴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