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岁末想起了张爱玲 作者：守慈

周六一早,偶而读到一篇评论张爱玲的精彩文章, 深有同感.
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心境来写下我印象中的她,拘于工作生活中的种种繁琐,至今仍未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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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书评文论]岁末想起了张爱玲

作者：守慈 提交日期：2008-2-7 22:21:00
　　又是岁末，又是在岁末想起了张爱玲。
　　
　　记得是在六年前了，仿佛劫后余生一样，与一位老同学相约着重拾笔墨，写点文字样的东西。互相写过一两篇之后，就到了年关将近的时候，落寞中忽然想起了张爱玲，便想写一些关于她的文字,但只几百字的开头便没再写下去。因为在与那位老同学的一次电话长谈中，很不满意她对老托尔斯泰的看法，然而又无法与她辩驳。我那位老同学曾经留学俄罗斯，通达俄文，读过原文的托翁作品，未辩已先高一筹。我只能学着阿Q的样子安慰自己，女人怎么能够体会到托翁的高远，浩瀚与深邃呢。不满之余，顺便也就毁约罢写了，落得个自在。
　　
　　 实际上，那几百字的开篇只是远远的从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写起，还远没有写到张爱玲。以后有兴趣了再专就对女性文学的看法铺排成文吧。
　　
　　 这个岁末，我又想起了张爱玲。想想真有点意思。张本是个执着于世俗名望，繁华热闹的人，她也从不讳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并且一再催促着，“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小的时候，有一次除夕夜用功背书，保姆看她熬夜辛苦，便没有照她的要求早早喊她起来迎接新年，等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她顿时“觉着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然而张爱玲毕竟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慧和敏感，她尽管恋恋不舍于繁华，尽管渴望着自己在繁华之中的绚烂绽放，但她却清醒地窥见了浮华背后的荒凉和落寞。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之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于是，这个渴慕浮华的女子给读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浮华背后的荒凉落寞故事。这荒凉，这落寞，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身在繁华之中却又痛感繁华如过眼云烟一样流失时的无奈与沧桑感。所以，在这岁末之时，还没到除夕夜鞭炮齐鸣的热闹，周遭静静的，窗外远远的间或有一两声炮响，显得更加寂寞了一些，又是一岁将除。以这样的情景和心绪，悠悠然想起张爱玲应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手中的张爱玲作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列于上海书店八十年代复印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之中的《传奇》、《流言》。这套丛书从内容到封面完全按照原书原样复印，只是加了个护封，使我们这些晚生有幸一睹那些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当年的风姿。但我没有看这套丛书中的《传奇》与《流言》，字体太小了，又是竖排，总不大习惯，而且还费眼睛。我只是翻看过里面篇章的格局，作者自绘的插图，和颇具特色的封面。
　　
　　我认认真真看过的，是安徽文艺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定价二十五元四角。前三卷分别是短、中、长篇小说，末卷是散文。长篇卷收《十八春》而舍《半生缘》，后来我买了一本花城出版的《半生缘》，约略对照着看了一回。虽去掉了光明的尾巴，效果不一定就好。对散文卷中不全的篇目，又买了浙江文艺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全编》补齐。
　　
　　自己手中的张著大抵如此，能够见得到的张著也都读的差不多了，至于《秧歌》、《赤地之恋》之类，容或有机会再说。现在，张著又以各种各样很漂亮精美的装帧行销于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一排又一排充斥在高高低低的书架上，似乎成了常销书中的金字招牌。不过我已经不大在意了，只是偶尔有兴致了随手翻翻看看。
　　
　　 至于对张爱玲，对她的作品，也已经有数不清的“张迷”、 “张专家”们谈论、解说、评论过无数次了，后来如我者，还有多少可说的呢。张爱玲有言，出名要趁早，如今连论说她也要趁早啊，不然便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也说不痛快，老疑神疑鬼自己是在说别人说过的意思。这阵势容易让人有解读疲劳之感。例如里尔克，一部《杜伊诺哀歌》，一部《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都是不长的篇幅，但又有多少人从中解读出多少微言大义和玄之又玄的东西来。盛极而衰，便有人跳出来说里尔克哪有那么多的意思，只不过是写的晦涩，容易让人们趁势把什么都往里面装罢了。现在，人们在网上攻击批判陈寅恪、钱钟书，恐怕也有这一因素在里面。
　　
　　 不过，于疲劳之中，对张爱玲我还是有些话想要说的，自以为是别人还未说过，至少是没有说透的，算是在岁末惆怅之时的一点应景吧。
　　
　　当年，傅雷曾经写过一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写这篇评论时，除过《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少数一两篇重要作品外，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她《传奇》里的其它主要作品。而傅雷独独看好《金锁记》，认为是张“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至于《倾城之恋》，是华彩胜过了骨干；《琉璃瓦》沾上了轻薄味；《封锁》、《年青的时候》稍欠火候；《连环套》则内容贫乏，陈词滥调太多。应该说，傅雷的评论大致是公允、中肯的，但还是戴了有色眼镜来看，尤其是在对待《金锁记》上面，虽然他声称“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他其实是有尺度的，这尺度就是西方古典悲剧理论，强调冲突、斗争，强调情欲的压抑和反抗，以此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傅雷拿着这把尺子正好量就了唯有《金锁记》符合尺寸，便大加赞赏。
　　
　　也许中国从来缺乏悲剧，特别是西方古典悲剧意义上的悲剧传统，一旦有那么一点萌芽或意思便会很得评论家的重视，往往得到了过誉的赞叹。公正地说，《金锁记》应该还算是一部有些分量的作品，如果再想想作者只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则这分量还应该再加重一些。但并不是好的不得了，也算不得张的顶尖之作。
　　
　　张是才子才女一路的作家，生性敏感多虑，早熟，早慧。早年旧式大家庭生活的背景，以及父母不幸的婚姻使她对人生有了较为切身的，并与寻常人家子弟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但当她写《金锁记》时，二十来岁，初出茅庐，究竟还把握不来曹七巧那阴毒愤怨的变态心理，那份“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她只不过是为了一逞自己的才华，在手里把玩着这种乖张变态的心理，看看自己究竟能够写得多么怪异和深刻。怪异是怪异了，深刻是深刻了，然而这一切却缺乏厚重悲悯的人生体验的关照，便显得单薄了一些，厚度和蕴涵都不充分。因此，我总以为《金锁记》是张的逞才之作，她尝试了一把在这方面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以后再未涉足其间。张是智者，智者的作品往往会搞的很精致，讨巧，但永远也达不到伟大，那只能属于仁者。这也是海明威一类作家与托翁的差距之所在，他们永远都赶不上，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了。
　　
　　从才情上讲，张并不擅长描写怪异的人和怪异的心理。为了印证这一说法，可以看看《金锁记》中七巧分家独居后又见三爷季泽的那一场景。七巧对季泽是既爱又恨，季泽毕竟曾是她在姜家公馆那个狭小天地里感情和情欲的唯一寄托，但如今她又恨他变着法儿地来骗她孤儿寡母的钱。张爱玲描写七巧由爱到恨，情绪失控骂走了季泽，但又不禁留恋起来的整个心理过程。她为了体现七巧复杂矛盾，充满戏剧性的心理转变，不惜笔墨用了几百字的篇幅来展示七巧的内心独白。这在张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现象。她习惯的是传统的手法，用人物的对话、行为，和环境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意象的营造和渲染，来衬托、暗示出人物的心理。在这一场景的描写中，张爱玲舍弃对意象的惨淡经营而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我总感到有些赤膊上阵的味道。不是说内心独白的手法不能用，只是张爱玲并不擅长此道，用起来显得有些笨拙，而且这还与她以意象的营造来谋篇布局的追求直接冲突，也使整篇失去了不少的含蓄之美。之所以有这样艺术手法的转换，说明张还不能以自己运用自如的手法来刻画怪异的心理，没办法，只能予以直白的描述。还是把握不来的问题。
　　
　　张本人实际上也清楚这一点。她在回应傅雷评论的文章中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样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见《自己的文章》）这正好从反面说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只是张作品里的一个异数。张也坦言她擅长写的，是上海人的“小奸小坏，小恩小怨”之类。
　　
　　所以，就张的早期作品（四三至四五年之间）而言，《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都要好过《金锁记》。傅雷说《倾城之恋》里的人物写的不够深刻，其实张是以行云流水的意象表达了沧桑巨变之后凡人的荒凉之感，人物塑造倒是其次的事情。傅雷太执着于“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了，便埋怨起张在作品中没有表现出光暗的强烈对照，以及情欲的惊心动魄。为什么非要求马要像牛一样踱着方步走呢。
　　
　　再来看看《金锁记》，不是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刻画，反而是她的女儿长安这一角色给这篇小说增色不少。小说中写了长安的成长和恋爱，写她上学，辍学，写她学会了挑拨是非，使小坏，写她初谈恋爱时非要对方三请四催摆摆架子，写她想过新生活却又无奈地在旧生活里沉沦下去，一切只剩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这时回到了她所熟悉的环境和生活氛围，如鱼得水，施展出拿手好戏，无论是意象的营造，还是对人物的拿捏，心理的揣摩，都很到位。《金锁记》要说好，也是因为有了长安的戏。张爱玲在晚年时，把《金锁记》中长安这一角色去掉，单写曹七巧（改名为“银娣”）的故事，即《怨女》。不知道别人高论如何，反正我看的是味同嚼蜡，昏昏欲睡。这也算是对我以上判断的一个印证吧。
　　
　　不过，总体而论，张的早期作品虽也到处透着荒凉，但在意的毕竟还是作为意味的荒凉感。不敢说张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意思和痕迹，比如喜用冷怪的意象，并对意象进行恣意地堆砌，等等都是。张是体验型的作家，感同身受的经历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她还没有形成悲悯意识，多的是刻薄和苛刻，是才女的长袖善舞，是对自己聪明锐利的自我得意和陶醉，所以难有大的格局，大的境界。她虽然一再说自己注重的是飞扬人生下的安稳的底子，不过年轻好胜的她终究还是沉不下心来，锋芒毕露。
　　
　　随着四五年日本投降，上海孤岛生活一去不返，在经历了人世的沧桑，情感的悲离之后，张爱玲对世事人生有了更进一层的感悟，才女恃才傲物的色彩淡了，渐渐以平常心来知人论世了。这时候她才能够真正地实践她早先的那些文学主张。张的文学主张是一贯的，只是早期没有很好地做到，虽知道却不能贯彻，后来才慢慢地坚信起来，努力去做。
　　
　　在小说创作歇笔近两年后，张爱玲发表了《多少恨》，是根据她早些时候的电影剧本《未了情》改写而成的。一个灰姑娘式的通俗故事，写的非常一般。讽刺、尖刻，与繁复的意象都不见了，通篇淑女样略显矫揉造作的文字，以及平和中庸的心态，反而不免让人替她难为情起来。这是一篇过渡性质的作品，其本身并不足论，但里面文字和心态的变化则耐人寻味，揭示着张从早期的绚烂、恣意逐渐走向了通达、平实、慈悲。
　　
　　又过两年多，张爱玲终于写出了她最重要的作品《十八春》。我看过一些关于《十八春》的评论，大都认为这是一部描写小市民爱情故事的通俗小说。描写什么并不重要，不能以题材论高下；扣个通俗小说的帽子也没什么，小说从起源上讲就是通俗的，之后才有文人去刻意经营。这样的评论只是不贴切的描述，而不是地道的评论。就评论而言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至少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以为，《十八春》最生动地体现了张爱玲自己的文学主张。这时候，她真正达到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境界。这懂得是痛定思痛之后的真懂得，这慈悲是回归平常，一粒尘埃见宇宙的真慈悲。小说对顾曼桢、沈世钧这对凡俗男女的恋情娓娓道来，不温不火，沉稳中有大气象，不说沧桑而尽显世事沧桑和命运无凭，悲悯之心隐隐可见，超越了女性作家固有的局限。至于其艺术成就早有论者品评，“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我很赞同。张早期的作品意象纷至沓来，往往让人觉着浓得化不开，那是她一枝生花妙笔得意非凡漫无节制的炫耀，不管需不需要，需要多少。在《十八春》中则洗尽了铅华，平实真切又不失“疏朗”，味道“醇厚”。像是水墨写意山水画，看似不经意的几笔便点染出一番深长的意境来。张爱玲已经不满足于局部意象的一得一失，而是努力做到对全书总体意象的把握。但即便是局部的意象，也大有可观者，比如上海弄堂里的清寒，比如南京玄武湖的落寞，等等。如果说张爱玲只有早期作品的话，则她只能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才女作家，而有了《十八春》，她便有资格得以跻身大作家的行列了。
　　
　　然而可惜的是《十八春》只能算是半部杰作（我是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别太较真儿）。前半部分一路洋洋洒洒写来，于平凡中自自然然呈现出人生的欢欣与悲凉。如果不太介意人物塑造的话，你完全可以阅读长篇散文的心态来欣赏前半部分的，这样感受会更多一些，会更接近张爱玲本来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但书的后半部分讲述曼桢的姐姐、姐夫设计陷害她，和她受苦受难，忍辱负重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陷入了通俗小说的窠臼，情节突兀，且充满了俗不可耐的巧合，使这部小说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也遮掩住了前半部分的光彩。这一遗憾应当是她嗜读传统话本小说并深受其影响的结果。至于篇末那个光明的尾巴，我以为对小说的品质并无大碍。张爱玲后来在《半生缘》中将那个结尾删除，也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而已，要想真的改好《十八春》，非得后半部分重写不可。可惜了，《十八春》。
　　
　　就写这么些吧，有些长了，还得留点时间过年呢。不过，再补充几句，算是结尾。近来，电影《色戒》很是红火，张爱玲也跟着又火了一小把。凡是谈到她的，总免不了要提到她的小说《色戒》。小说多年前看过，印象已经很模糊了；电影还没有看。我这个人对流行的东西总是很抵触（除过流行性感冒），这是青少年时期逆反心理的后遗症，没办法的事情。等这阵风潮彻底过去了，或许会看看电影，重读一读小说，兴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也不一定。反正对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总会有很多话要说，不然那些“张迷”们就太寂寞了，像这过年时无从打发的无聊日子。如果真无聊的话，可以看看《十八春》。
　　
　　
　　
　　 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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