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赵鼎新
(相关简介: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领导者》杂志第十八
期 日期:2007-11
-9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
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
2002年的年度报告
指出,从1980至
2002年,已经有8
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
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
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
,
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
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
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
民主政体在现代世
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在成熟的西方
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
遍感到民主体制的
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
,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
粘贴上写道:“对美国
人要好一点 ……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
你的国家来。”虽然这
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
于表达欧洲民众对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
,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
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
些国家的民调中,
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
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
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
表示了很大的信任
。在西方国家中,诸如
《拯救民主》(Sav
ing Democracy)
和《理性选民的迷思》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
作不断涌现。当然,西
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
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
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
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
性危机,但它们却
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
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
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
。笔者认为,当代
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
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
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
体制的巨大生命力
,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
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
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
公认的不足之处。
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
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
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
一个必须正视的问
题。要做到这一点,我
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
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
,并在此基础上实
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
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
以下几点。第一,民主
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
倡导和争取
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
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
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
府的一个更为合理
的方法,但在同时,本
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
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
不足之处。这似乎
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
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
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
解。民主本身的弱
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
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
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
威权制度向民主制
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
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
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
,而带着一种对乌
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
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
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
点就会被放大,从
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
大的灾难。
第二,自古希腊以来,
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
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
趣的是在学
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
己思想的地位,而中国
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
是国家领导人,并
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
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
现“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作为一个在
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
者,我的行为肯定带有
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
具体而言,我想清
楚地说明,虽然我应《
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
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
导建言的文章,但
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
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
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
隐含的政治主张。
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
思想界
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
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
往是各种观
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
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
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
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
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
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
也不会简单地等于社会
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
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
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
直接感受,
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
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关
怀而做的一些思考。笔
者不是研究民主问
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
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
笔者仅仅是偶有涉及,
因此难免片面。我
仅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
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
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
于民主问题的热烈
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
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
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
的理解形形
色色,其中王绍光和王
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
不同的定义具有很大的
代表性。王绍光先
生在《探索安邦之道》
一书中就民主概念作了
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
不是民主而是“选
主”,真正的民主应当
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
,或更准确地说,由所
有公民参与决策的
制度”;民主就是使人
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
的决策中去。在对民主
的这样一种理解下
,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
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
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
,专家、传媒、利
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
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
化既是中国式民主
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
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
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
政府决策机制改变
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
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
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
关键。笔者能够理
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
现状的不满。这一不满
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
左派误区。事实上
,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
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个
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
如此,笔者并不认
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
会压力和政府决策谘询
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
重大影响的社会,
即使是冠之以“中国式
的民主”的称号。中国
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
般都受到不同方面
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
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
有时是很繁琐的程序和
咨询(秦始皇和毛
泽东时代部分除外)。
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
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
对国家政策的形成
有着重大影响,就是说
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
话,那么,中华帝国社
会就已经接近于民
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
民主”还是“民主特色
”》一文中指出,选民
普选制、国
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
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
心。他还强调,广
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
三组九个概念:1) 共和、宪政、法治;2
)自由、民主、平等
;3)博爱、善治、自
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
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
员考核制纳入民主
的范围,实际上勾划出
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
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
同时,他提出的广
义民主的三组九个概念
,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
会的构想。王思睿对民
主定义的优点是抓
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
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
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
所有理想的、正面
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
范畴,从而有着很大的
乌托邦倾向。比如,笔
者看不出为什么以
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
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
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
分配的平等。俄国
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
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
许多国家二百多年来已
经在民主和专制政
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
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
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把俄国和拉
美国家中存在的巨大收
入不平等归咎于民主的
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
中国家成熟民主典
范的印度,却同样也存
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
地位等多方面的、严重
的不平等。此外,
被王思睿列入民主范畴
的还有国会代议制、法
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
制和宪政等制度。
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
主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制
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
的核心和本质。非
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
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
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
,而国会代议制和
宪法安排在许多国家中
产生的初衷和至今为止
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
了发扬民主,而是
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
而避免竞争性民主可能
带来的许多负面后果。
这些在美国建国初
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
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
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
和公务员考核制的
产生,是西方一些看到
民主政治潮流难以阻挡
但又对之心怀恐惧的进
步保守主义思想家
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
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
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
步保守主义者,但
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
的就是这一思想传统)
的政治设计,与现实社
会中的各种政治力
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
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
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
以现实性和可行性
,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
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
应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
定义中,本文讨论的出
发点是以下定义:民主
就是一个由
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
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
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
治体制。这一定义
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
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
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
比,我的定义中仅
仅加上了“有程序和规
则的”这一定语)。熊
彼特定义由于没有给民
主加上任何在近代
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
公共物(如平等、自由
、法治、博爱、善治、
自治、经济发展、
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
策等等)而备受批判,
但它却抓住了民主作为
竞争性选举这一最
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
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社
会的共同特征,但
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
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
有包括自由,但实行熊
彼特式民主的社会
中必须有着相当的自由
,否则“竞争”与“选
择”将毫无可能。熊彼
特的定义中也不包
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
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
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
举的程序和规则,
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
下选举的公正性,等等
,都将得不到保护。熊
彼特定义的另一个
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
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
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
现的一些公认的社
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
从而避免了民主乌托邦
的倾向。必须指出,笔
者同样认为该定义
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
以选择在这一定义框架
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
要是因为定期的竞
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
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
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
,以及民主体制的
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
本特征。因此,讨论民
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
谈起。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
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
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
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
物,比如平
等、和平、经济发展、
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
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
已达到的指标,如
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
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
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
主带来的成果,进
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
征。在上文中,笔者已
给出一些国家体制民主
却未能实现经济收
入平等的例子。从理论
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
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民主社会中,
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处于
下层的政治力量能达到
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
了较强的工会,甚
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
层的政党)时,民主才
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
的正面作用。民主
所伴生的自由及其它因
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
的媒体和舆论,这会对
官员的腐败造成限
制。但是,在民主国家
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
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
是收视率和订阅量
,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
,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
短缺(市场下的媒体必
须考虑成本)、需
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
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
)、利益攸关方为记者
深度采访制造困难
,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
中新闻对官员腐败进行
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
的政治精英之间的
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
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
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
力也有限。事实上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
,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
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
的有效性、建立科
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
民主手段来完成的,虽
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
制约在其中起着补
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
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
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
大多数非西方的民
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
象十分严重的原因。民
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
显得更复杂。一方
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
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
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
灾害”这样由领导
者决策错误造成的大规
模灾难;另一方面,亚
洲四小龙都是在威权体
制下走向经济成功
的,而至今为止世界上
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
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经
济发达国家的成功
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
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
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但国际上几乎所有
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
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
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
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
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
是两个民主
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的确,西方民主国家
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
有发生过军事冲突
。但从另一面看,这种
和平是由西方社会在经
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
取历史教训,特别
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
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
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
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
同说两个“北约”国家
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
,似乎有些滑稽。
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
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
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
民主下,城邦国家
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
断绝过。巴勒斯坦就是
因为在通过民主手段选
出哈马斯政权后而
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加
剧。迄今为止,大多数
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
策的关键是现实主
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
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
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
度。在现代民主国
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
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
,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
本没有能力也不可
能作出理性的选择。这
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
够在两党及大多数民众
的大力支持下,轻
易地陷入伊拉克战争而
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
,必须承认,现代民主
国家中的统治者应
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或
持续进行一场希特勒式
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
主国家的军队主动
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
取得胜利,大多数民众
会表示支持;一旦战事
不顺而给本国人民
和财产带来持续而巨大
的伤害时,民众还是有
一定能力通过手中的选
票制止这场战争的。
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
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的
话,现代民主体制的意
义和生命力
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
为,现代民主最为重要
的意义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各路政治
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
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
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这一点在现代社
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
国家中,“天高皇帝远
”,国家对普通百姓的
直接控制力十分有
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
要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
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
家的政体形式与一
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
很紧密的关系。在现代
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
都建立和强化了科
层制度,通讯、交通和
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
导致传统社会中贵族和
地方精英权力的衰
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
控制能力大大增强。面
对这一日益膨胀的“利
维坦”(国家),
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
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
,麦迪逊所言的“让野
心制约野心”的民
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
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
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
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
的合法性可
以基于价值/情感、绩
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
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
以建立在意识形态
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
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
神秘感(如真命天子)
或个人魅力上。这
些均属于价值/情感合
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
性也可以来自绩效。一
般来说,现代国家
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
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
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
活上的表现、作为
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
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
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
后,如果一个国家
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
的、程序性的选举,竞
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
统治的正当性提供
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
时源自多个方面,不同
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
却是不同的
(比如美国是竞争性选
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
发展和道德表率)。本
文想说的是,对于
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
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
定的合法性基础。理性
意识形态所许诺的
东西太真实、太具体。
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
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
不能向大众提供该
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
,社会上就会出现信仰
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
到动摇。中国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大
规模信仰危机就是这一
原理的例证。作为国家
的合法性基础来说
,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
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
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
为它们所许诺的东
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
但是在这一个已经脱魅
了的时代,虽然宗教和
神秘感在中国仍然
大有市场,但把它们作
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
础已没有可能。以领袖
人物的个人魅力为
基础的权威常被称为克
里斯玛(charis
ma)权威,毛泽东就
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
作为
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
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
及作为其体现的特定使
命基础之上的权威
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
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
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
这就是韦伯所说的
例行化或制度化。和价
值/情感合法性一样,
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国
家提供稳定的核心
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
其合法性系于绩效时,
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
这是任何以绩效为
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
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
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
高增长。以政府官
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
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
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
政治问题,从而从
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
法性。最后,防止外族
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
的一个重要合法性
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
,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
性就不如其它方面要来
得重要。如果和平
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
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
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
统治合法性的话,
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
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
政治能量轻则会限
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
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
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
发展。民族主义是
一柄双刃剑。
于是,在已经“脱魅”
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
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
为国家核心
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
。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
比,竞争性选举合法性
没有把国家的权力
基础建立在可以实实在
在的可测量的政府表现
上,而是建立在竞争性
选举上。只要选举
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
者即使是上台后表现很
差,其政权仍然具有合
法性。这就是为什
么2006年秋台湾陈
水扁在“红衫军”的激
烈示威抗议下,民调支
持率已然跌至仅十几个
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
松松挺下来的原因。在
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
为民作主,就有不
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
。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
下,当官即使不为民作
主,也得至少当完
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
大大减低了民众对官员
的压力。在民主制
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
现不佳的执政者施加压
力。这里有两种情况。
在一些议会制民主
国家里,一旦有多数议
员反对,政府就不得不
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
执政者的影响因此
而比较大(必须指出的
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
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
是由政治运作而不
是政府的执政表现所决
定的)。但是在总统制
民主国家中,只要总统
没有明显违法并被
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
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
能。更重要的是,在具
有竞争选举合法性
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
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
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
在很大程度上把政
体和政府分开了。政府
即使垮台也不会动摇民
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具
有竞争选举合法性
的民主社会中,民众的
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
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
序的政府更迭而得
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
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
所以民众很难联合起来
推翻这个体制本身
。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
了稳定性。
第三,竞争选举合法性
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
社自由,但这种自由同
时也约束了
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
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民
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
稳定机制。这是因
为:1)言论和结社自
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及
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
了一个平台。这种
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
会其它群体的利益有更
深的理解,从而对社会
现状的理解更有现
实感。去年我在北京乘
坐出租车时曾有这样一
个经历:该车司机在行
驶途中大骂政府,
并扬言如毛泽东还在的
话,他将跟毛泽东上山
打游击来推翻现政权。
我以为该司机家中
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
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
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
房,但对买房要付
二十年月供这一点感到
极其不满。那司机说:
“先生您想想,二十年
的月供,二十年啊
!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
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
子收走。什么世道!这
世道不造反还咋的
?”直到下车时我才告
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
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
我的经济能力在美
国买房将不得不支付更
长时间的月供。目前在
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
外,大多数人均认
为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
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
。虽然该司机十分极端
,类似的情绪在中
国却是十分普遍。在我
看来,人们由于缺乏交
流和竞争从而对自己和
他人利益的理解缺
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
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
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
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
自由的场合
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
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
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
方民主国家中绝大
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
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
动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运
动。它们互相牵制
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
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
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
在任何国家,具有
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
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
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
家中,虽然他们的
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
限制,但他们同时也享
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
荣誉,有着很多的
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
实现民主化,这些社会
导师及其声音在社会上
马上就会被弱化。
3)在民主社会中,政
治家为了当政往往会答
应选民一些根本就做不
到的诺言;
同时,成功的执政总是
比成功的选举要困难得
多。出于众多原因,在
民主社会中,一个
政府上台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大众对它的正
面印象一般都会显著地
下降。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新选上来的执政
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
不见得能比上一届干得
更好。这一因素,
加上民主的其它特征,
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百
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
的冷漠。这里“成
熟”指的是他们知道其
他制度也不见得更好,
他们的“冷漠”来自他
们对民主选举局限
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
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
举投票率一直很低的一
个重要原因,但在
同时,它进一步增强了
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四,主要因为以上两
个原因,民主政体在现
代社会中表现出极强的
生命力。由
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
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
府,均已是民选政府,
民主从这个意义上
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
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
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
是非民主的国家会
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
种压力。虽然许多压力
的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
包装下的利益争夺
,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对此却有难言之隐。而
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
认为是民主国家,
因为有着“国内民意”
的支持,国际社会就不
得不对该国家在国内的
政策和国际上的立
场表示更大的尊重。总
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
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
合法性,并大大提
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
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
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
这些局限大
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讨论:选举的可操
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
性、民主对于原有
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
社会的媚俗性、忠诚反
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
1)选举的可操纵性和
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
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
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
”。虽然我
对于这一美好理念怀着
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必
须指出,这一理念在现
实的民主实践中是
难以实现的。美国著名
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一
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
三个选民(I, II,
III)和三个候选人
(A、B、C)。选民
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
是A >B>C, 选民II对于三
个候选人的偏向是C>
A >B,选民I I 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
向是B>C>A。这就
导致这样一
个循环:在候选人A和
B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
欢A(选民I和II)
,在候选人B和C之间
大多
数选民更喜欢B(选民
I和III),在候选
人C和A之间大多数选
民更喜欢C(选民II
和III
)。这样,不同的选举
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
选人胜出。阿罗选举循
环的例子非常简单
,而与之相类似,但更
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
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
台湾2000年的“总
统”选举中,陈水扁,
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
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
略高,但在台湾的
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
地当选为“总统”。在
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一次总统选举中,
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
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
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
则,俄共候选人因
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
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而
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
人进行复选,而复
选的结果是第一轮选举
中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
出。我这里所举的两个
例子并不是两次一
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
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
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
台湾政治,而俄共
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
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
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把
这两场选举的规则
互换一下其结果将会是
如何的不同。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
非理性还来自其它多个
方面。民众与政治精英
之间在信息
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
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
称,给民主体制下的政
治家提供了多种赚
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
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
视上的形象比一个可行
的施政纲领来得更
为重要,以至于越来越
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
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
前西方的相当一部
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
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
,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
量资源也足以生产
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
人民的意志”。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
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的
社会结构。这一点可以
用下面这个假想模型加
以说明:假
设一个社会由一百个有
选举资格的人组成。这
一百人中有5 1个是庸人,4 9个是能人。
如果庸人和能人群体各
出一个候选人,并且投
票率是百分之百的话,
那么当选人肯定是
一个庸人。并且,如果
该庸人想继续当选的话
,他必将会拿出一些有
利于庸人群体的政
策来巩固他的票仓。这
种在政策上对于庸人的
倾斜就会导致有更多的
人选择做庸人,于
是就巩固和加强了一个
以庸人为主导的社会结
构。需要说明的是,这
里“庸人”一词毫
无贬意,我只是想说明
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
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
是加强现有社会结
构的倾向。
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
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
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
,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民众往往受
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
人手中可能控制着一个
很大的票仓。候选
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
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
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
是巩固了强人政治
。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
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
取得政权,美国所有总
统候选人(包括民
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
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中
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
的坚定,并用宗教
话语来论证他们施政纲
领的正确性。一个美国
公民如果想把票投给一
位能够用启蒙运动
式的理性语言来论证其
施政纲领的候选人,将
会发现他这一票无处可
投。美国总统选举
的这一特征显然强化了
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
特性稍加推广,我们就
会发现,民主选举在一
定条件下(
即在竞选双方处于如后
文中所讨论的非忠于反
对的场合下)还有扩大
社会矛盾、甚至撕
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
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
较大,但到八十年
代时这种矛盾在日常生
活中已经基本消除。但
是在推行民主化之后,
台湾的政治形势使
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
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
的时候)重新扩大。幸
亏台湾的外省人和
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
宗教上的差异很小,所
以大选过后大多数人还
能恢复平静,如往
常一样生活,否则,前
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
主时所出现的族群清洗
惨祸难保不会在台
湾发生。与此类似,目
前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所
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恶
霸和强人操纵选举
、大姓之间的矛盾因民
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
,占有着很大的比重。
已被中国共产党革
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
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
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
么一个国家的传统
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
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
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的
原因所在。不过,
在另一方面,自上而下
的民主改革也会给当政
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
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左右为难,这
确实是许多传统国家民
主过程转型中面临的一
个困境。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
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
媚俗性,即政治精英的
水平和行事
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家
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
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
候选人的施政纲领
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
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
。候选人的长相、风度
,甚至候选人与选
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
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
布什能在美国的200
0年和 2004年总统选
举中两度取胜,原因当
然很复杂。但一个颇令
人玩味的原因是,民主
党候选人论述和辩
论的能力都很强,在总
统候选人辩论中,常以
明快的逻辑和凌厉的语
言令布什处于守势
;但布什憨态可掬,对
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
其形象就像一个值得信
赖的邻居。这样,
不善言辞的表现反而成
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
素。美国学者卡普岚(
Caplan)曾在《
理
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
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
选民的偏见,以及具有
这种或那种偏见的
选民如何不断地选择了
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
或者是装作与他们有同
样偏见的政治家,
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
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
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民主的媚俗性会导致社
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
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
的精英总是
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
,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但这种社会中的
精英主义文化却同时给
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
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
在平民化的民主社
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
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
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
各类思想,以至于
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
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
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
的自由知识分子在
经历民主化所带来的短
暂喜悦后,马上就体验
到强烈的失落感的原因
。他们刚刚有机会
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
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
们了。在东欧媒体上被
炒得非常火爆的,
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
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
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中涌
现出来的明星。就
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
社会的现代、前现代、
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所
指出的,在民主化
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
,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
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
海,心甘情愿地成
了“权力的同谋”、“
寡头的小伙计”和“混
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
。作为社会良心的
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
但影响大大降低,人数
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
分化和分歧日益扩
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
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
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
使社会变得日益平
庸。笔者本人其实很欣
赏西方民主社会的平庸
,但是我想这肯定不是
那些抱有重大历史
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想
追求的目标,因而特别
提请注意。
4)忠诚反对与稳定民
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
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
在女皇的另
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
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
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
党的这一性质被称
之为“为女皇的反对”
(her majesty opposition
)。在现代政治学术语
中这又被称之
为“忠诚反对”。一个
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
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
有共同的价值观。
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
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政策
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
至是仅仅出于政客
之间的争权夺利。执政
党与反对党之间在意识
形态上的差别越大,一
个社会的民主体制
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
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
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
对党准备在取得政
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
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
,那么这个反对党就成
了一个“非忠诚性
反对党”。存在着“非
忠诚反对党”的国家很
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
民主国家。一个最
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
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
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
会民主党、共产党
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
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
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
过民主选举上台后
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
,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
了巨大灾难。二战后欧
洲民主走向稳定,
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
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
尔计划的推动下,在长
期经济繁荣的支持
下,经历了一个政党意
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
不管是来自右还是来自
左的政党领袖,通
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
按照他的政党所信奉的
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
政体,改变国家领
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
连由前政府制定大量法
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一仍
其旧。不但如此,
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
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
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
策时更具有合法性
,所以二战后欧洲许多
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
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经
常推出与之意识形
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
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
民主只有在“忠诚反对
”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
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以
下几点:第
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
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给
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
判的或霸权性的地
位,即不管是谁上台,
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
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
基本规则。第二,
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
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
,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
必须有自由传统的
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
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
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
身尊严持有不可谈
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
,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
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
自由传统的国家(
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
)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
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
民主就会形成多数
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
。世界上大多数种族清
洗,包括美国人对印地
安人在十九世纪的
灭绝性屠杀(在种族主
义思想的主导下,当时
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传统
仅限于美国的白人
特别是白人的有产阶级
,美国白人于是就毫无
心理负担地对印地安人
实行了多数暴政)
,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
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
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
阶层的矛盾越小,
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
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
越稳固。
民主的“忠诚反对”这
一特性为一个国家向民
主体制的转型设置了障
碍。毛泽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邀请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
风这一事件绝不是一次
本文意义上的民主
化运动,但我们也不能
不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
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
使如此,整个事件
的发展却以反右运动收
场,从而大大削弱了当
时中国政府本来就十分
有限的 “民主性
”。毛泽东把反右运动
称为 “阳谋”。其实,这一
“阳谋”的发生背后有
两个相互作
用的机制:第一,中国
既缺乏自由的土壤,毛
泽东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精神。毛泽东邀请
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唯
一基础就是他对于共产
党执政和自己所具有的
克里斯玛权威的信
心。第二,虽然共产党
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具有
极高的威信,自由主义
和民主在世界范围
内仍然具有强势。当时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
都曾经深受自由主义和
民主的熏陶。因此
,当毛泽东主动邀请党
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
的时候,势必有人(哪
怕是很少的人)会
把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与共产党一
党专政联系起来,并提
出在毛泽东看来是
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
即有了“非忠诚反对”
的倾向)而不能为毛所
容。毛泽东要“民
主”而不能容忍自由的
一面,加上党外人士意
见中呈现出的“非忠诚
反对”倾向,再加
上其它国际、国内原因
,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他
的第一次毛式民主化试
验。虽然本文所讨
论的民主的含义与毛泽
东在五十年代所尝试的
非程序性“大民主”有
着截然的不同,但
是所面对的任务却十分
相似,即怎么建立一个
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
得“忠诚反对”成
为可能;怎么建立一个
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
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
和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
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
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
的合法性以
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
这两个关键问题,民主
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
国家的对外合法性
,民主是当前国家发展
的一个方向。同时,民
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
面现象。如果对这
些现象认识不足,将有
可能对像中国这样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
程,乃至整个社会
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
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
竞争性选举民主弱
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以下对于民主转
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
不至于太荒诞。第
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
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
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
为了避免民主选举
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
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
上而下地进行为好(除
了上文已经阐述的
一些风险,自下而上的
民主化还容易形成一些
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
府利用民选合法性
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
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
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
英眼里民众的素质如何
低下)。其
它形式的“民主”既不
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
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
世界各国所认同。
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
稠、各地差别很大时,
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
导致各地利益高度
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
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
利益分化的民众的直接
压力,避免民众在
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
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
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
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经
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
分化的国家
中搞民主,怎么建立“
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
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
行的技巧是通过宪
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
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
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
政策和政策执行技
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
的价值观。
第四,民主政体的其它
设置也十分重要。两党
制、多党制还是无党制
,总统制还
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
单一制等等,不同的初
始制度设计会对民主化
的演进乃至一个国
家的发展方向有着巨大
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
制度的稳固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问题,我们
切切不能因为对于民主
体制的迷信而对民主化
过程抱有过分乐观的态
度,并在充分的研
究和“摸石子过河”的
实践相结合的条件下创
建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
民主体制。
第五,在一个从来就没
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
民主改革肯定会困难重
重。执政者
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
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
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
心而急躁冒进。他
们既需要有弹压民主转
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
端势力(不管是左的还
是右的)的决心和
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
、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
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
会矛盾并将社会矛
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
的手段。总之,他们必
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
感,同时他们的行
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
和希望。
第六,一个平稳的民主
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
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
社会危机和
大众抗议合力作用下而
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
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
,太晚”的感觉,
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
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
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
况下,取而代之的
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
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
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
实感和实际执政的
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
物,随后兴起的将是从
原政体中分裂出来的各
类政客。这些政客
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
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
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
社会中浮躁的人性
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把上面所
讨论的竞争性民主选举
的各类弱点淋漓尽
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
和整个社会带来灾难,
并大大地增加民主转型
的不确定性。我相
信,这是大多数人都不
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
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
个政权。从现实政
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
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
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
没有聚积的情况下
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
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
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
许多好处。但是,
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
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
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
式的政治手腕。问
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
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
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
家能既有先见性的
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
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
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
的一个悖论。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
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
现实可行的
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
的社会。同样,中国社
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
也不可能全靠民主
来解决。本文思想的一
个中心原则是:让民主
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
功能,而把民主不
能承担的功能让给其它
制度来承担。一个较为
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
泛民主的制度,而
是一个以民主为主导的
混合制度。关于这一点
,美国建国初期几代的
政治家是很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
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
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
制以及后来的公务
员考核制等等制度的原
因。但是,从今天的角
度来看,美国的这些制
度建设还是不够的
。对于这一点,限于篇
幅,笔者在此不想展开
讨论。简单地说,民选
出来的政府和议会
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
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特
例性事务和大量需要专
业知识才能处理的
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
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
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
识和灵活性来处理
这些事务。根据西方社
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
治学家罗斯坦(Rot
hstein)指出,
在很
多情况下,科层制、专
家制、利益集团制、类
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
主制度都比民主制
度更有效。在民主体制
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
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
大提高民主社会的
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
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
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
依据的科层
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科
层制度缺乏灵活性。专
家制、利益集团制、类
市场制和抽签制都
是对科层制缺乏灵活性
的补充。当国家的法律
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
利益时,国家在法
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过程中,给予这些群体
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
响力,这就是所谓
的利益集团制;所谓的
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
公共资金在“市场”上
“购买”一些赢利
性或非赢利性民间组织
的服务。一般来说,当
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
的以证据为基础的
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
生领域),专家决策制
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
一个领域不存在公
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
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
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
(比如劳工政策)
,那么利益集团制就会
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
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
大的灵活性,但该
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
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晰
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
教育),类市场制
就会比较有效。最后,
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
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
也不能形成基本共
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
孩的监护权),那么抽
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
法。必须强调的是
,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
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
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
行事方式必须严格
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
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
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
生必须在有关群体
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
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
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
抽签的过程必须透
明。总之,与选举民主
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
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
透明性。
上述专家制、利益集团
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
等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
的。它们的
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
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
选举民主作为支撑,这
些制度本身的绩效
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
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
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
之,在一个已经具
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
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
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
,并且因为其有效
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
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
明,像民主体制一样,
以上所讨论的五个
主要非民主制度每一个
都有自身的弱点;一个
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
是一个能够自觉运
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
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
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
变制度配置的国家
,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
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
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
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