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也就是1966年的4、5月份，家里开始有些变化，最明显的感觉是姥爷忙了起来。
姥爷在大学任教，平时不坐班，除了上课，就只是每周到教研室开一次例会，每月到系里领一次工资，及每一、两个月有一次“民盟”小组活动。除此之外，平时极少出去。但那些天，姥爷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往往到吃饭时还不能下班，回来后，经常显得很疲惫，“又是去大礼堂了。”姥爷对姥姥说。
大礼堂我是知道的，就离我们家不远，七姨和小姨经常带我去那里看电影。但姥爷去那里可不是看电影。据姥爷讲，每天下午全校师生集中在能装上千人的大礼堂里，是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主题好像多半与学校的办学方针和管理有关，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给领导提意见。
姥爷是一个古板而不甚关心政治的人，标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自然不会去参予“辩论”，只是不得不参加而已，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也十分关注着辩论会的动向。
吃饭的时候，姥爷和姥姥说 “这些年轻人，真没有生活经验，现在这样大鸣大放，最后倒霉的还得是他们自己。”
周末，在初中寄宿的小姨，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大学的小舅都回到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学校的事情，似乎都在开会，辩论一些事情。那一年，小姨正好读初三，面临考高中，本来是很紧张的，现在也把学习放在了一边，虽未停课，但似乎兴趣也转了向，小舅所在的大学已停课，也搞‘革命大辩论’。姥姥，姥爷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热闹的议论，不怎么参与意见，但总不忘了提醒一句：在学校不要多讲话。
私下里，姥姥常似自言自语又似对我说：“又要搞运动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运动’的含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运动，都对这一名词有深刻地认识，提起它来，不说谈虎变色，也足以使人神经紧张。就连我这样的的孩子，听到姥姥的话之后，似乎也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但是这一次的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呢？
姥爷还是每天开会，有时回来说：这几天，那些反对领导的学生和教师蔫了，可能有人要挨整，抓右派了。
长辈们都知道，五七年“反右”运动就是以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但当很多人真诚地，坦率地提出自己对党的意见后，在运动后期却被划成了“右派”。
接下来的几天，姥爷的口气变得疑惑了：那些人怎么又强硬起来了？而且支持他们观点的人竟越来越多了？再以后，姥爷评论的语气中便有了愤怒的成份：“他们闹得也不象话了，矛头直指校党委，竟提出‘打倒校党委’。”
像很多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姥爷经历过战乱、饥荒、日本人的侵略和国共内战，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认为是共产党使国家统一，免于战争的灾难，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对共产党廉政政策非常拥护，他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并深恶痛觉。所以，尽管姥爷不懂政治，对‘大辩论’的内容并不真正关心，但看到校党委受到运动的冲击时还是震动不小，他认为党委是共产党在基层的代表，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共产党，内心自然便会产生反感和愤怒。
但是运动自然不会按照像姥爷的思路发展的。事实上，按当时的话来说，此时的群众运动已‘如火如荼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那些在运动初期‘跳’出来给校领导，系领导提意见的‘一小撮’人已发展成为一些组织，并以毛主席引用过的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宗旨，形成了造反派。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他们，并加入他们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