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重庆， 赵紫阳

1949-50年, 四川和重慶全境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 成都和重慶是由兩支不同的野戰軍解放的. 第一野戰軍(西北野戰軍)的十八兵團由北面入川, 攻克成都并占領了川西和川北地區. 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率領下攻克了重慶并占領了川東和川南地區. 這種分據的情況為以后四川長期的政治布局和川渝矛盾留下了伏筆.

　　1950年, 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成立. 重慶實際成為整個西南地區的行政管理中心. 1952年川西, 川北, 川東和川南地區合并成立統一的四川省, 成都成為省會. 重慶繼續保持了兩年中央直轄市的地位, 直到1954年西南軍政委員會被撤銷.

　　50年代初, 二野領導先后離開重慶到中央任職. 隨著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撤銷和重慶最終并入四川, 一野十八兵團政委李井泉出任統一后的四川省委領導, 原來川西區委成為新的四川黨政軍機構的核心, 二野出身的重慶干部感覺在四川省委里被邊緣化了. 二野出身的四川省委副書記兼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與李井泉發生了几次矛盾之后被調離了四川, 在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再也沒有重慶的干部進入四川的核心領導層. 這對于重慶的經濟地位來說應該來說是不相稱的.
　　盡管政治地位下降, 重慶作為全國性工業基地的地位卻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解放后的大多數時間里(1950-58, 1963-68, 1984-97), 重慶作為四川省的一個城市, 經濟上卻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 重慶的黨政領導能和省領導一樣參加中央經濟計划工作會議. 對于以中央計划經濟來分配資源的中國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參與和影響中央經濟計划的渠道. 六十年代因為國防考慮而開始的三線建設, 重慶也是重點城市之一. 三線建設是抗日戰爭之后最大規模的工業項目由沿海向內地的轉移, 在總共七百多個轉移項目中, 超過二百個項目被移至重慶. 相比之下, 成都卻不在三線建設的重點城市名單之列.

　　行政級別與經濟級別的分離, 造成了四川省與重慶市之間的矛盾. 作為四川省下屬的城市, 重慶在執行中央計划的同時也要服從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指示. 當四川省和重慶市在分配資源出現矛盾時, 省里的決定通常是有利于四川省的. 成都作為四川的省會, 在投資額的分配上得到省里很大的支持. 從二五計划(1958-62)到三線建設開始之前, 成都的中央與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6.1億元)已經接近重慶的水平了(18.5億元).

　　總的來看,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 成都和重慶都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 從1950年到1980年第五個五年計划結束時, 重慶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97.24億元, 成都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62.57億元, 約為重慶的64%. 但就工業總產值增長而言, 成都要快于重慶. 1978年的成都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27倍, 而同期重慶增長了7.5倍, 當然這里面有成都解放前工業基數遠小于重慶的因素, 但不可否認的是, 對依靠中央投資為主的重慶而言, 投資的效益明顯遜于成都. 尤其是三線建設時的投資, 完全沒有考慮效益. 到1978年, 三線建設的項目的投入產出比要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0%. 當改革開放的年代到來的時候, 這些計划經濟的遺產則變成了包袱.

　　十年文革使四川的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化. 主持四川工作十七年之久的李井泉被打倒. 經歷多年混亂之后, 趙紫陽出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重慶和四川的關系也得到很大改善. 在四川的農業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之后, 趙紫陽雄心勃勃的在重慶的國營企業中試點推行責任制. 趙紫陽的升遷之后繼續支持重慶城市改革. 1983年, 重慶成為全國第一進行城市綜合改革的城市, 并獲得計划單列市的地位.

但隨著趙紫陽離開四川, 重慶的改革似乎失去了內在的動力, 改革很大程都上是靠中央在推動而不是地方領導人主動的進行. 加之當年的改革只是在國企的內部管理體制上修修補補,沒有跳出國有企業的框框從所有制的高度看問題, 所以多年以后重慶經濟還深受國有企業問題困擾, 以至到九十年代后期蒲海清擔任重慶市長時還哀嘆: “當今世界上有兩個地方搞計划經濟, 一個是朝鮮, 一個是重慶!”

　　相比之下, 在盆地另一端的成都獲得的中央政策扶持的力度要小得多. 直到1987年成都的領導才獲得參加中央經濟計划工作會議的權力. 到1989年, 成都和南京, 長春一起最終被國務院批准為計划單列市, 比重慶整整晚了六年. 成都的批准外商投資和技朮轉讓的權限也比重慶小. 隨著1992年新一輪改革開放浪潮的出現, 成都終于和其他十四個省會城市一道獲得了相當于沿海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 即使這個大大遲到而且已經貶值的政策, 中央還特別明文規定從1995年從可以開始生效. 但也正是因為成都沒有象重慶那樣強大的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經濟, 成都的非國有經濟?br /> 芄幌嘍愿?綹?斕姆⒄蠱鵠? 從1978年到1997年, 成都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均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重慶的兩項指標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重慶成為計划單列市之后, 與四川省的關系又趨于惡化. 省里的態度是既然重慶是計划單列市, 有問題就應該找中央, 而不是四川. 由于四川的財政收入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重慶, 重慶在經濟的獨立會對四川的財政收入造成沖擊. 事實上, 四川在與中央長期討價還價之后才允許重慶計划單列. 根據1984年的協議, 重慶50.5%財政收入上繳中央, 12.5%上繳四川省, 39.5%自留用于城市發展. 一年以后這個比例改為: 39.5%中央, 23.5%四川省, 自留比例不變. 重慶還要時不時在財政上支持四川的一些項目. 比如說當四川省政府決定支持成都改建一條主要道路的時候, 重慶不得
不向這個項目 “捐款” 兩億元人民幣, 以至一位重慶當地的官員憤憤不平的說: “這條路應該改名叫重慶路呀!”（傳聞而已，真有這事嗎？）

　　在經歷了數十年磕磕碰碰之后, 1997年川渝再次從行政上分離. 如果說三十年代的重慶直轄是拜日軍侵華之賜, 那么這次重慶直轄則是拜三峽工程之賜. 三峽省沒建成, 卻成就了重慶直轄市. 在地方利益主體越來越清晰的今天, 這次川渝分家恐怕是永久性的了. 四川的一位主要領導當時也在媒體上實話實說: “重慶的獨立對我們是一種解脫. 過去我們經常為項目安排在成都還是重慶而煩惱. 今后我們可以全心全意發展成都了.”

　　2000年, 中央正式出台的”西部大開發”的政策. 重慶和成都是這項政策兩個收益最大的城市. 因為在西部, 這兩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最高, 市場也相對成熟.可以起到東部和西部之間的橋梁紐帶的作用. 近几年這兩個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規模, 尤其是重慶, 明顯加速了.
　　回顧建國以來的成渝之爭, 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東西. 其實雙城情結, 世界各地都有. 比如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 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 一個國家之下的一個地區內也常出現雙城競爭, 好比加州的洛杉磯和舊金山, 德州的休斯頓和達拉斯. 但在中國的體制下, 雙城競爭和其它地方有些不同. 中國至今還是強政府, 弱市場的格局. 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政策資源和資金資源上還有相當的控制權.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過去常常放在如何影響中央政府在政策資源和資金資源的配置上. 從地方上看, 一個城市政府的資源控制權限往往和這個城市的行政級別相對應. ?br /> 厙斕男姓?侗鷙途?眉侗鶘系牟鉅焓顧?退拇ㄊ〉墓叵滌辛撕芏嗄Σ?nbsp;(其它計划單列市也經常遇到這個矛盾). 這就造成了一方面成都感覺中央給了重慶很多 “特權”, 另一方面重慶感覺成都通過省政府 “盤剝”了重慶.

　　我們可以拿美國的體制作個比較. 按美國的行政架構, 紐約市處于 “聯邦政府— 州— 縣— 市” 結構之中的第四層, 如果對應中國的架構, 應該是 “中央— 省— 地區— 縣” 中的第四級. 也就是說, 紐約市政府也就是個中國的縣處級單位, 但紐約確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和美國第一大城市. 同樣的情況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隨著中國市場化的深入, 經濟將越來越不依靠中央的財政資源來發展, 中央財政會更多的承擔社會保障一類任務. 而加入WTO以后, 用不了几年, 中國區域差別性的優惠政策也將消失. 各個城市之間越來越須要通過市場來競爭. 在計划經濟年代, 通過中央政府來分配資源, 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一方面這種方式達不到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效果, 另一方面又造成許多地方政府埋怨中央 “偏心”. 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情況下, 企業根據市場評估做出投資決策, 這個決策的成敗也由它自己負責. 打個比方說, 一家外資銀行根據它自己的市場判斷選擇成都或重慶之一開設分行(如果沒有中央政府政策限制的話), 相信沒有得到這項投資的另一個城市的政府和市民都不會埋怨這家外資銀行 “偏心”, 而是會檢討自己城市的投資環境有什么可以改進的地方.

　　最后談一談成都和重慶未來的發展方向. 成都是西南地區文化底蘊最深, 商業最發達的城市. 今后應當強化它對周圍地區的經濟輻射能力, 并逐漸行成以其為核心的城市群. 川渝分離也為四川其它城市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機遇. 成都與四川其他城市的規模之間的斷檔太大, 而四川的城市化水平又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川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特別要大力發展50萬到150萬左右市區人口規模的城市. 對于綿陽這樣的城市, 不要害怕規模擴大會帶來喧鬧和臟亂. 其實城市的整潔主要取決于城市規划和管理水平, 而不是城市大小. 而城市如果不達到一定規模, 很難形成規模效應和輻射能力. 珠海建了一個4E級的國際機場, 至今航班少得可憐, 是因為珠海的城市定位有誤, 把自己定位為休閑度假城市無可厚非, 但把人口始終保持在几十萬卻是失策. 如果珠海有四百萬人口的規模(大概深圳現在的水平), 何愁不能與廣州, 深圳三足鼎立.

　　對于重慶來說, 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 要確立西南交通樞紐的地位. 重慶要擺脫僅僅是四川盆地內的一個城市的地位, 一定要打通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高速公路和鐵路. 重慶目前已經向這個方向努力了. 去年上海市經委主任黃奇帆出任重慶主管建設的副市長, 希望他能把上海先進的融資經驗帶到重慶來. 第二, 重慶要擺脫大城市加大農村的局面, 要加快城市化進程, 形成除主城區之外的几個副中心, 并用快速交通把它們連接起來. 第三, 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 上海的經驗是先穩住國有經濟存量這一塊, 大力促進外資和民營經濟的發展, 等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到一?br /> ū壤?? 再慢慢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 這樣以經濟的增量來減緩國企轉制和消亡時帶來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