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
--宋健、田雪原两个月的“研究”改变中华民族的未来
作者：梁中堂
梁中堂个人网站《我的自述》http://www.liangzhongtang.cn/
梁中堂教授简历：男，1948年出生，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本来指望几年后推广全国，但是在“独生子女”派的反对下，至今只是试点。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不错的，是万不得已的。由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生育率现在也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现在“二胎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陈幕华副总理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栗秀珍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主持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陈幕华副总理是12月11日大会结束的那一天赶到成都的。她没有参加理论讨论会，而是留下各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又开了五天会。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华副总理的讲话要点，可以看出，这几乎完全是反驳我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70年代末的还没有微电脑之类的东西，计算机在国内是很神秘的玩艺。所以，人们并不了解它。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时，七机部的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不禁喜出望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工作人员向刘铮请示，刘铮也以为这些搞数学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算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我在大会发言后，李广元听出我有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所以来和我聊天。都是年轻人，聊过之后，就已经相当熟悉了。李广元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70年代中后期，任他们二院副院长的宋健去欧洲做访问学者，某研究所向他提议测算象谜一样对国外既为迷惑又很有魅力的人口问题。宋键也十分奇怪用控制论还能预测人口。他把从国外带回的一大摞资料摔给李广元。李广元从此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就开始了人口预测。
李广元问我：“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用笔算的。”我回答说。
“那多慢呀？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边一代，给个指令，要多少年的结果都能很快打出来。比如今后一百年的人口预测，要不了一个小时，就全打出来了。绝对准确。”
李广元那时有34、5岁，长得很精干，热情活跃，很快在会上就成了令人注目的人物。不几天，许多人都知道了用计算机预测人口既准确又可靠。只要收一些手续费，不论全国的或那个省的，数字往他那里一输，计算机就打印出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人口没有普查，包括各省的人口，虽然有个统计数据，但大家都知道是不一定可靠的。至于未来的人口，传统的办法就是手工或者手摇计算器计算，要个10年、20年的数据，也要算上个把月。各地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莫不希望有个让别人都信服的人口数据。所以，不少人都向李广元预约，要会后替他们计算本省市的人口数字。大会最后一次发言时，李广元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方法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1979到1980年前后是我国从上至下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尤其是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都是大多数人闻未所闻的学科，感觉神秘的不得了。加上李广元很会演说，进一步感染了会议的气氛。我清楚地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栗秀珍是如何被征服的，并且在那时已经意识到，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将由此转而依靠这批人。
其实，在会议上交流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结果的，还有西安交大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叫王月娟。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我对这一时期所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的所谓“成果”以及这些人的表现，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程度甚至超过对那些仓促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就是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些学者应对“一胎化”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些人装腔作势，以伪科学唬人和推波助澜，也许1980年中央不会有一个号召人们只生一个的“公开信”，全国也就没有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不会经受10多年来的磨难，80年代以来的我国历史就是另外的样子。至少，现今新的国家领导人不会以为“一胎化”的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制订的，也许改变生育政策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仍然遥遥无期，农民不再无限期地经受折磨，也许……。因为，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各个成员，并不具有解决预测、论证我国人口发展目标这一课题的素质。可能许多人会认为我这一段话讲得过于尖刻，但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和那些在关乎我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面前所持有的态度比较的话，我这里讲的都是相当严谨和负责任的。人们可以检索或者要求那个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组成的研究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自己提供一份科研成果目录，在1980年2月13日发表这个要求中国必须实行“一胎化”的结果前，有哪一位曾经有过同类的研究成果问世或者具有较长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历？和七机部二院大约同时以相同方法研究人口预测的是西安交大的几位搞数学和系统工程的老师，王月娟参加会议提交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的文章《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从这两拨研究人员这一时期提交的文章看，我国学术界用系统工程预测和研究人口问题都刚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0年以前没有一个能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样具有人口研究素质的学者。田雪原(1979年 4月 )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公安部门得到的。这样的数字是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很明确的。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如果是个人素质的不高，出道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意识到材料上不充分，所以，仍有一种自信，似乎也无可指责。“初生牛犊不怕虎”，此之谓也。但是，这些人在发表其所谓研究成果的手段和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毫无职业道德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能不小看他们。譬如，坚持实行“一胎化”为最佳政策，就必须回答由此导致的“老化”和负担指数上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人口生育政策引起的，它讨论的问题当然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胎化”的这一代年轻人老年时的人口老化程度和社会负担问题。但是，首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报告和文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本世纪内不致发生‘人口老化’，到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内，这一问题也不严重”。我们知道，当时讨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针对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总计4亿多人口的这一代人的生育行为，老化之类的社会问题也应是他们晚年的事。而这一部分人进入65岁的人口统计范围，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之后。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的老化状况来搪塞，就是偷换概念，就是所答非所问，同时还是对没有人口学知识的民众的误导和欺骗。为什么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下个世纪最初二十年老化问题“不严重”？根本原因就是从50年代开始的30多年的高出生率。我们由此作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的论据，反而是该感谢过去的高出生率。还有，这个小组称对各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作了100年的测算，但在论述‘“一胎化”导致2020年以后的老化指数将可能最高时就不提了。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到1985年降低到并且一直保持为一（简称“一胎化”方案），2000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九。二零一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二，二零二二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六。”为什么举例分析到二零二七年嘎然而止了？我们知道，人口统计上讲的老化指数是指65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959-1962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生育人口很少。从1963年补偿性生育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连续近15年以上的高生育时期，这些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大约在2500万，1963年开始的最初5年，每年接近3000万。比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是2700多万，而1962年仅只有1500多万。2027年是包括1962年在内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少的人口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2028年是从1963年高出生年代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化年龄的统计年份。就是说，2028年开始，我国老龄化指数将迅速提升。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从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开始，到1988年，是我从事学术活动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1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当然很难发表。不过，那时人口学界还有个好风气，即写下文章相互寄送，也是一种内部交流方式。那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
因为那时我们从极“左”的禁锢中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科学沦为政治“婢女”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研究，所以又无不时时处处感到的一种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