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偏头痛
与胡星斗同病相怜
作者: 谢盛友
我写《我们中国人得了白血病》, 胡星斗写《传统中国的偏头痛》。我自己还真的经常偏头痛, 胡星斗自己还真的经常偏头痛。
胡星斗的《传统中国的偏头痛》是一本挑战国人惯性思维的警世恒言；一席惊醒世人迷梦的肺腑之言；一个古老文明的面具与隐情；中国文化的真相，也许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
中国人不喜欢抽象论证，也不太相信奇迹，而更重视非理性的顿悟、直觉、体验和感性，重视生机勃勃的自然和生活。
中国近代以来落伍了，其实，从思维模式上来说，从几百年前甚至于上千年前就开始落后于人了。
所谓“偏头痛”，问题也。《传统中国的偏头痛》是中国问题学创始人、经济学家胡星斗探讨中国问题的学术文论集。书中，作者虚构了数十名已故的中外文化名人和当代人物言行，如鲁迅、孔子、老子、梁启超、徐志摩等，完成了对中国思维、哲学、文化、社会、谋略、文艺等九领域问题的解读与批判。这些问题的背后，竟然隐藏着种种惊人的隐情：逻辑缺失无伦次是中国思维的硬伤；人性戴上了镣铐，百家哲学走入歧途；传统文化讲究进取，只关注改造自己，而非改造世界；邪佞当道，精英淘汰，中国历史社会失衡；谋略盛行，处处都是为别人准备的陷阱；文艺向来以瞒和骗逃离现实；古代科学先天不足，有花无果；沉湎世俗，信仰失重；小农经济画地为牢，中国经济需解千年结……
文明造机巧，蒙昧亲自然 。
胡适乘“先驱”号超光速火箭，来到云梦山，欲拜见暂时在此隐居写作的蒙人庄周。入得深山大泽，见鸟兽相哺，鱼虾相濡，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人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不禁喟然叹道：“羲皇上人，‘逍遥于天地之间’，可敬可羡!”又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遂物我两忘，不知所之。直到黄昏，经童子指引，才来到一草庐之前。
胡适见一中年人仙风道骨，童颜羽衣，正在织草席，料想是庄子，趋前便拜道：“大师，后生千里来访，请受一拜!”庄子先是一愣，然后淡然说道：“吾终身不仕，你怎么又来了?”胡适猜想是先生看错人了，因此解释道：“后生乃民国时的胡适，专程来向您求教的。”庄子一听是“胡适”不是“吴斯”，遂礼请来客席地就坐。
庄妻素娥本在里屋对镜梳妆，听得院子里的对话，忙端来泉水，说道：“胡先生请多包涵，先喝一口水。刚才来了一位楚威王的使者，名叫吴斯，以重金为礼，想聘夫子去当丞相，夫子竟然不去，还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他如此迂腐、清高，还叫人家滚开!你倒地便拜，他还以为那使者又来了呢。”胡适“哦”了一声，与庄子相视一笑，似有前缘。
寒暄过后，胡适道：“大师，您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绝不亚于孔夫子。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特别是您奠定了国人心理的基础。从正面说，淡泊名利、天人合一、尊重人性、法天贵真、宽容豁达、人格独立等等；从反面说，逃避竞争、厌恶科技、混淆是非、阿Q精神等等，都以您的思想为源头。您还对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揭示。在此，我特想请您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庄子道：“好吧。任何思想和思维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空间中产生的，中华民族也有她的背景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生存、发展、斗争、思考，逐渐凝聚、升华成自己的传统、性格和思维模式。先讲讲中国的背景舞台吧，地理上有三个特点。
胡星斗，笔名胡鱼，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民生经济学家。从事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指导研究生工作。近年来活跃在各大时事论坛及专栏，先后提出了“中国问题学”、“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反腐败制度”等一系列新论点，其中对二元户籍制度的批评、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等一系列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胡星斗等提出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时, 我激动得无法入睡,半夜起来写《德国也有“劳动教养” 》
谢盛友：德国也有“劳动教养”
(本文写于2007年10月,发表于国内多家媒体)
标签： 劳教
● 谢盛友
德国国际艺术之家每年从全世界选拔12名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给予一年的奖学金，让他们到德国来深造。被选中者一般是国际上在文学、音乐、美术领域比较知名的青年艺术家。与该协会主席Goldmann 博士聊天时，获知具有德国特色的“劳动教养”。
这个国际艺术之家一个最有特色的工作是，每年定期派音乐家到德国监狱给囚犯演凑音乐，派文学家给囚犯举行文学讲座，以感染他们，让他们改邪归正。
德国的罪犯被关押在监牢里，德国司法机关也要给他们“劳动教养”，有不少德国同学硕士毕业后，就是在监狱从事“劳动教养”工作，他们或毕业于心理学专业、或教育专业、或法律专业、或神学专业，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那些囚犯进行心理辅导。
行笔到此，想到先进茅于轼、李方平、胡星斗等。这些先进不久前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公开信，指责中国劳教制度“乱象丛生”，违背宪法原则，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并要求对这一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在中国，不经法院审理、直接由公安部门执行行政拘留的做法，其实是违宪的。劳教既不符合宪法和现行法制，更与中国业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和社会权利公约格格不入。
在中国，行政拘留越来越多地用来对付弱势群体，受害者往往是那些为了维护自己权利而抗争的农民和上访人员。这种遵循领导人要求进行的快速拘留，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以简单生硬的手段维持安定和秩序，以制造和谐社会，是违反人权的。
五十年代后期，行政拘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最高法院同意，公安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执法和司法权。当时的领导人期望以此快速惩治社会上的“捣乱分子”。这样，一些小的过错无需经过费事的法院审理，而放开由公安处理。处罚的对象有见机行窃的小偷、流浪汉、妓女和骗子，他们在监督下进行一至三年、经过申报最长可达四年的“劳动教养”。
根据有关资料，三百五十多万人受过这种形式的关押。根据官方最后一次统计数字(1999年)，当时全国有310个劳教营地，31万人服刑。观察家们估计，实际数字要高得多。
后进个人思考中国保障人权三部曲：
第一步，彻底废除劳教制度。
第二步，建立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
第三步，建立健全宪法法院。宪法法院的目的有二：裁决立法有否违宪；裁决执法和司法是否违宪。
胡星斗等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我主张《彻底“消灭”农民工 》
谢盛友： 《彻底“消灭”农民工 》
(本文写于2007年10月,发表于国内多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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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