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随想曲
野草 1营7连
四周围白茫茫的一片，咫尺之间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冷，像是浑身一丝不挂的站在雪地里的感觉一样，湿冷包裹着我。这是在哪里？是在圈河里。我来干吗？想起了，前几天在圈河的树棵子里下了几个钢丝套要套野兔子，连里哥几个等着要吃红焖兔肉呢。
我艰难地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行走，太费劲太累了。雪很厚上面有一层一寸多厚的硬雪壳，下面的雪像白沙糖一样松软，踩在上面使不上劲。我用力想挥动手臂，扭动腰肢带动我的双腿，一步一步往前走…
冷，越来越冷。周围雪雾一片，连脚下的脚印都要仔细地辨认。脚踝以下似乎已经没有了知觉，脚趾也像是麻木了，腿好像也动不了。我感觉喘不上气来，一阵恐怖笼罩着我，我可不愿意像双鸭山知青崔老二那样。
一个月前，连里半夜拉练搞军事演习。听到窗外嗷嗷的刮着的“大烟泡”崔老二赖着不起床，指导员站在他的床边督促和命令他：“快起来，这是演习。要是真的苏修打过来，你小子这付怂样，老子就有资格枪毙了你。”老二斜着给了指导员一个白眼说他肚子疼，指导员当然不信。因为这小子太屁，平常就吊儿郎当的。老二一会又说头疼，越说越没人信，看着实在扛不住了才磨蹭着穿好衣服打上背包。指导员让他一个人去追赶大部队，并说如果他不跟大队回来就处分他。就这样下夜两点，崔老二一个人顺着北下坡到圈河里找大队去了。“大烟泡”停了，天也亮了。直到各班要去牛舍刨粪时才发现崔老二不在，指导员骂到：“这个瘪犊子，不定撩哪旮打睡觉呢，看回来我怎么处置他。”人们马上就把老二忘了，没再有人提起他。第二天的下午，一个赶牛车去山边拉烧柴的“老屯迷糊”，在林子里发现了抱着山丁子树已经冻僵的老二。后来听说是吓死的，胆吓破了。指导员开会时说：“人家刘胡兰死了，毛主席给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老二算什么？怎么给他题词，生的苛掺、死的埋汰。”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可别冻死在这里……
哎不对呀，我早就返城了，回北京了。怎么又回东北了呢？没错，那年探亲回家，我跟爸妈说：“人家都回城了，连里都快没人了，你们也不管我，也不想想办法让我回城。”我爸又倔又丧的说：“我一个工人又没路子又没本事的，你自己想辙吧。”母亲在街道厂子干活，好歹认识个街道的干部，托人弄跄的给我打听消息，回来跟我说：“咱家孩子多，办困退没有条件。人家说可以办病退，你得回兵团开来医院的证明，我去找街道的人给你办办。”
回到兵团，立马去了团部医院找大夫开证明。可那孙子就是不给办，让我先检查身体。检查完身体对我说我是甲级二等的身体，不当飞行员都可惜了，病退证明不给开。他妈的X连的德子比我身体还壮呢，给开了风湿性心脏病的证明。他前脚刚走我后脚进门章程就变了，那个大夫的脸怎么说翻就翻呀。出门我追上了德子一问，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德子给他上了两条大中华、两瓶西凤酒。我心说了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惯他这毛病，我爸爸都没抽过中华烟，喝过西凤酒。转头第二天，我又踏进卫生院的大门。那孙子一看又是我，像老熟人似的笑着对我说：“又来了，这回知道章程了吧？”“当然明白。”说着我撩开棉袄，露出里面插着的两把磨的锃亮的杀猪刀。“少废话，今儿就今儿。办，咱们俩好夹一好，你那点事我也不说了。不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还真他妈痛快、简单，肺结核证明连透视的X光片都准备齐了。我估计那孙子屎都拉裤兜子里了，那手抖的像中了风一样。
对没错，我早就回北京了。怎么又回东北了呢？是在做梦吗？没错是做梦。我刚回北京的时候经常做梦，又回到了东北。不是因为手续不完整，就是办的病退证明让北京市劳动局查出来是伪造的，让回去重新办理…
这阵真热，回到北京都有点不适应。北京的天气好像没有春天，扒了棉袄就是衬衣。街坊三儿说请我喝啤酒，正好我渴得快不行了。要了两个凉菜，三儿给我倒上了酒。一口菜没动，一杯酒就下肚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跟没喝一样，还是又热又渴，干脆拿瓶“吹”吧。庆魁正好过来，三儿和我招呼庆魁过来喝点。庆魁连忙摆手说：“哥几个先别忙着喝了，先帮我推推车吧。”庆魁也是东北兵团的，是四师的。回来后和我分到了一个街道厂子，厂子解散买断工龄一年工龄才给一千五，一共给了一万五，就把我们打发回家了。庆魁花了三千，在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破松花江小面。在家门口开了个卖桶装水的小铺，白天用车拉水，晚上去拉点黑活。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也真是不容易。推着破车天气热的人都喘不过气来，车上拉着一车子桶装水，又有点小坡更觉得吃力。“怎么回事，怎么推不着呀？”“我也不知道，这破车一打火就嘎嘎的响，打不着。”“你下来，我看看。”破车的毛病真不少，马达齿打滑，高压线也不实。油路也不畅，拆了油管泵了半天，也没见到油。我突然想到了应该看看有没有油。“庆魁你看看油箱有油吗？”“肯定有昨晚上我刚加满的，花了60 多那。”庆魁去看油箱，就听他像死了老子娘一样的嚎叫起来“操他妈哪个王八蛋把我车的油偷了。”…
好像下雨了，没有带雨伞，雨水把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凉又不舒服。这是哪呀？这不是营部往连里去的大拐弯吗？怎么又回连了。嗷，社保局把档案退给了我，因为要回兵团办工龄证明，否则不给延续社会保险，将来退休费都没着落。团里的人说：“你先回连等着吧，我们办好了会通知你。”坐着广林开的“尤特”心情郁地闷往连里走。铅灰色低矮的雨云，罩在已经收完麦子的大地上，地头是一堆堆积草车甩下的麦秸，地里升腾起一层淡淡的雾气。还是原来的样子，还耕种着麦子大豆，真是物是人非呀。那几排知青宿舍还在，在朦朦的细雨中显得苍老破旧。墙壁上模模糊糊的是白一块红一块的口号和粘贴的随风飘动的标语。一些人从宿舍里出出进进，还有人端着洗脸盆站在宿舍的门口往外倒洗脸水。依旧是满地的泥泞，和北京比起来这里还是落后不少，恍如另外一个世界…
小炕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打扑克，是天津路子。我过去经常和天津知青一起玩，比北京知青玩的敲三家有意思，得动脑子算牌。你要是听他们出牌时的插科打诨就更哏了。“姐俩脱裤子”“那么着”“对扒（8）”，“杨柳细”“嘛意思”“腰（1）哇”。每个人面前是一堆散香烟，我真想拿一棵抽，可那是人家的赌资。油灯忽明忽暗…渐渐地好像变成了篝火，风也越来越大，我感觉身上越来越冷。火焰是那么的动人，身后好像是阴森的墨绿色的泡子，上面还漂着浮萍。风从上面吹过，水皮上一片褶皱。哥几个都只穿着裤衩，抱着膀子围着火堆蹲着，吃着煮土豆和南瓜。手伸向火焰抚摸着跳动的火舌，却丝毫没有烫手的感觉，脸却被篝火烤的灼热。背后一阵阵寒风袭来，真应了东北的一句顺口溜：“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到了东北起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沤麻是在八月，起麻是在九月中下旬。每年阳历“十、一”前后我们这里就要下头场雪，泡子就要封冻了。可见这时下水起麻是个什么罪过。那也没有办法，也得下水起麻。还行，水里的温度不比岸上冷多少。可不知怎么回事，一下水我的身体就被捆扎的麻排吸到了下面。上面是沉重的麻排，麻排上面还压着草筏子。怎么也推不动，不行了我快喘不上气来了。我想喊叫，可在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吐出一串串泡泡。手脚没有一个抓挠的地方，肺就要憋炸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根细麻绳，拼命地拽着它，一点不假那就是救命的稻草。尽管它很细，我还是抓住了它，往上挣扎。水呛到了肺里，我拼命的咳嗽，身体在往上升，看到了一丝的光亮。我终于冲出了水面，吸了一口气，呛到肺里的水被咳了出来…
天亮了起来，太阳也好像出来了，摸模糊糊躲在一层淡淡的云雾之中。好像一个戴白帽子的人在眼前晃动，像是医院的护士，穿着白色的衣服。我的嘴像是被东西堵着，耳朵里像是有人在吹着尖利的笛子，周围嘈杂一片。隐约的听见一个声音在很远的地方说：“护士长，你过来一下。”一束强光在我的眼前晃动。“你们把尿垫给换一下，给他插尿管。可以叫家属进来看一下，可能意识还不太清醒。”这是谁在讲话，我这是在医院里？刚才不是在连队吗？又是在做梦，怎么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我这是在医院里，没错。我病了，是的，有点想起来了，我有高血压病，后来又有糖尿病。虽然，眼皮子有些抬不动，但我还是想努力的看看四下张望。床边的金属杆上挂着各种的药瓶和药水袋子，四五条管子通到我的手上和脚上，“咕嗒、咕嗒”的响声是呼吸机，看来我的病情是相当的严重。记忆中我因为糖尿病酸中毒曾经昏迷过一次，治了一段时间，医生要我做透析，可费用太高了。我找了个中医的偏方吃了一段时间，似乎有一些效果，也再没有去医院检查。是不是病情又严重了，想到这点我的心开始往下坠空虚的没有底，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急促而微弱。
“强子、强子、”好像娟儿在叫我，是她。一张略微浮肿的脸，眼泡子又红又肿真难看，头发像一蓬干草杂乱无章。“你可以叫他，看他有反应没有。你们应该早一些住院，现在情况很危险，刚给他上了呼吸机。”这是刚才那个护士长的声音。“强子、强子、听见了吗？你告诉我哪难受呀。”真是废话，不难受我能躺这里吗。“大夫，他好像还没有反应。”真是的你没看见我嘴里插着管子，扣着氧气罩，手又被绑着，能有什么反映？“刚才眼睛对光有反映，手在抓输液管。目前是合并症，肺部感染有大量积痰。给他抽了痰，体温是三十九度多。你看他一下，时间不要长，然后到办公室大夫给你介绍情况。”“今天晚上我可以在这里陪床吗？”“不行，重症监护室不允许陪床，探视只能一次十分钟，怕外界感染。不过你们家属不能离开，可以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候，重症患者可能随时有情况要处理，大夫要让家属在处置书上签字。”护士长的一番话，让我想起美国的警匪大片里联邦侦探抓住疑犯时，总要一口气宣读告之义务一样。娟儿的身影离开了我，大概是去办公室找主治医去了。“叫一下二床病人的家属进来。”还是那个护士长的声音。不久我听到一串金属高根鞋咯咯的声响走了过来，一个女人的脸在我眼前一晃，随后是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钻进了我的鼻子。“不是那床，是这床。”女人转到了那边，护士长在给她介绍情况：“现在还昏迷，血压不稳定心率也不太稳定，肺部有感染。你是他女儿吗？”“不是，他是我老公。”女人有点不自在。“你看一下单子，重症监护室每天三千，美国进口的镇痛药每瓶八百，白蛋白每支三百，心脏特护药每支六百，进口消炎药八百，可能要随时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置，你现在先签一下字。探视时间周三、周六下午3-4点，一次只能一个人，不能超过10分钟。家属24小时在外面等候，可能随时叫你们。”护士长又是一通“广而告之”。女人每听到护士长报一个价，就说一句没问题。当护士长告诉她有些药不能报销时，她还是那句话没问题。签完字，女人对护士长说：“只要能治好他，就用最好的药，我们不怕花钱。”口气是如此的坚定不移。护士长疑惑的问到：“你爱人是大老板吧？”女人骄傲地说：“我老公是土地局的局长。”
我的天，在这里住一天要三千块，十天就是三万，还不算用药费和手术处置费。我知道我和娟儿一共就有两万多存款，是我们打结婚到现在积攒下来的，剩下值点钱的就是我爸单位在他临死前分的房子。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住着我们一家三口和老妈，嫁出去的妹妹和在外面住的弟弟、弟媳妇还眼巴巴的盼着将来能分点房款呢。那两万存款是给孩子上学预备的，好歹也要让孩子把“大本”续下来，让祖坟上冒冒青烟。别像我们当年那样“挂羊头卖狗肉”，当个没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那句话怎么说的“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嘛。”还得防备着八十多的老娘，万一有个山高水低也要用钱。虽然有弟弟妹妹，但我是老大，这个起码的责任总不能推脱吧。可眼下我的病，眼瞅着这点钱就要填进去，今后娟儿和孩子怎么办呢？真急人，心乱如麻上下乱跳，胸口又闷又堵。护士们在我身边又忙碌着，手臂上像一下子用绳子勒住了样，尖锐的耳鸣使人头脑发昏…
好累呀，夜色漆黑，好像是午夜两、三点了。我蜷缩在邻居东子的出租车里，手脚怎么放也不舒服。因为怕费油，天再冷也舍不得着车开暖风。我和东子替换着开，晚上我出车，挣点钱给家里贴补点。这个时候也就是能在车站、歌厅、洗浴中心门口爬活，我知道这个歌厅的活多，因为这里
伟立比我小两岁，我是晚上一年学，小学又蹲了一班。所以，上小学三年级的时侯，我们就成了同学。伟立是大院的孩子，我们家住他们大院的旁边。小时候我们院外的孩子老和大院的孩子打架，我们之间也没有来往。“文革”的时候，伟立他爸被抓起来了，他妈喝了敌敌畏自杀了。有一次，他在院外被人劫，要抢他的将校尼的帽子。正好我路过看见，同学被抢当然要帮忙了。我的脑袋被砖头闷了一下，我用板带也花了他们好几个。这样，我们成了哥们。虽然是小学毕业，但我们也自己组织“红卫兵”。我是头，因为我们家是三代老贫农。当红卫兵首先是要出身好，像伟立那样的根本不能加入红卫兵。他老跟着我，总想加入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我让他当红外围，参加我们的活动，别人看见他和我们在一起也就不敢欺负他了。我们在学校的教室里，用课桌椅搭成堡垒。里面先铺稻草席子，上面再铺上体育课用的棕垫，最上面铺的是串联学生用过的棉被，在上面翻跟头摔跤软和极了。我和伟立经常不回家，在堡垒里睡觉。夜里出动，用我们自己做的猫匣子放在垃圾站抓野猫。然后，在学校里炖猫肉吃。都说猫肉是酸的不好吃，根本不是那回子事，学校看门的老王头炖的猫肉香极了。
伟立的手机响了，这么晚了还有人给他打电话，肯定不是老婆而是情儿，从伟立躲躲闪闪的口气中就可以猜想得到。“今儿不行，太晚了。”“我快到家了，要不我再约你。”“别介呀，我没忘…”“别、别、别…”“那我看看…”“行了，别…那我过去。”车在快到伟立家的地方又掉头，转向了东三环。
我们下乡的时候，伟立家里人都不知道，他自己把户口本拿了出来，那兴奋劲就别提了。我们俩一块到派出所销的户口，每人花了两分钱，到现在都记得特清楚。后来连里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伟立找来一些过去的中学课本，每天晚上点着小油灯复习功课，一心想上大学。可连里走了三批了，伟立还是没有戏。他拼命的干活表现自己，拉沙子装车最多。刨粪别人一气抡镐三十下，他非要抡一百下，最后镐头都举不起来。下洼地水里割麦子，他拉着痢疾还要下地，屎都拉在裤子里，最后高烧39度还嚷着“我轻伤不下火线。”他的努力最终使他这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入了团，得到了连里的表扬。可是，依然没有被推荐上大学。哥几个也没少为他卖力气拉票，他也为此破费了两个月的工资。没能上成大学是多方面的原因，出身、家庭是最重要的原因，其次与各级领导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因素。连里一个哈尔滨女知青，在众多非议中上了学。后来，才知道她给连长、指导员家猛上货，重要的是她和团里的一个股长关系非同一般。那个女知青离开兵团三个月后，被录取的学校给退了回来，原因是怀孕了，已经六个月了。她再也没有回连队，被转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那年她二十三岁。至于那个股长，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了。
车在三环外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停了下来，伟立客气的道谢。从兜里拿出一叠百元大钞，从中抻出两张塞给我。我当然拒绝，哥们之间这算什么呀。伟立从车窗的缝中还是把钱塞了进来，蹒跚着走进小区。一边挥手，一边说到：“给我打电话，有事尽管说。”不知他是真喝多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和我联系，没有给我留下他的电话和住址，就这样又一次的消失了。
我走在通往连里的土路上，两旁边是一片片绿色的麦浪。我被一群人簇拥着，周围好多面目陌生的当地人在交头接耳的问：“这是谁呀？”“听说是原来的知青，现在当领导了，回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听到当地人的议论，我神气的双手叉腰，抬头极目远眺。“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能不能上纲要？过黄河啊？”底下一片应和之声。来到连里知青宿舍前，看着破旧的知青宿舍，我心里感慨万分。我对跟随的人讲：“要下大力气改变知青的生活待遇，不要再让他们喝地表水了，要防止大骨节病和克山病。不要再烧火炕了，改成地热、电热水循环。门窗改成德国进口塑钢三层真空玻璃的，又保暖、又耐用，房顶用二十厚的彩板。”连长、指导员点头哈腰，连连称诺。用小本记着我的指示…。
伟立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还穿着那件上山伐木时的破黄棉袄，到处都露着破棉絮，一根麻绳系在腰上。头上还戴着那顶耷拉着帽耳的狗皮帽子。“强子、强子。”他攥着我的手一个劲的摇。我纳闷的问：“你不是回城上学，在什么部里工作吗？怎么跑回来了？”“咳，别提了。部里长工资，一查我的档案里缺好多材料，让我回兵团补办手续。我都等半年了，再不给办，单位就让我辞职了。”这种遭遇和我一样。我和身边的人讲：“我能证明，马上抓紧给他办，送他回北京。”伟立激动地对周围的人讲：“这是我铁哥们，当年在学校就是红卫兵的头，我是他的兵。现在我有事，他肯定帮忙。”周围群众一听这话，都拥上来和我握手向我反映问题。我身边几个身材高大，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急忙上来阻拦。我顾不得人们把我挤的气都喘不上来，对保镖说：“不要拦着老百姓，我们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并让工作人员给每个老百姓发一个装着厚厚一叠钱的信封。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忽然看到了当年连里的“一枝花”李雅琴。
记得男生宿舍的后边就是水房，下工后女生都到水房排队打水，一帮坏小子经常爬在后窗上张望，并不时的对女生们品头品足。从头发到脸庞，从胸脯到腰身，再从屁股一直到大腿和脚，撩拨得一群正值青春躁动期的知青们火急火燎的。他们给女生们起了一大堆的外号，以致多年以后说起女生的名字，谁也对不上号。可一说外号，马上就能勾起他们鲜活的回忆。什么“一枝花”“古典美”“瘦腿”“大奶奶”“三扭”“大辣椒”，几乎连里稍有姿色的女生都有外号。“一枝花”是众多知青的“梦中情人”，我也不例外属于在这支队伍之中的一员。铲地的时候，骄阳似火。“一枝花”穿着粉底小碎花的的确凉衬衫，一对饱满的乳房随着挥动的锄板在上下的跳动。我斜目以视，直教人心酥体麻。望着娇滴滴的汗珠挂在粉白的脸颊上，就像是清早荷花瓣上的露珠儿，禁不住要用嘴上去吸吮。
我走上前去握住了“一枝花”伸过来的手，大拇指轻柔地在她细嫩的手背上摩擦，又轻轻的握紧。一股女人的体温传导到我的全身…。“强子、强子。”她轻柔的呼唤声，令我昏昏欲睡，真想枕着她那对大胸脯美美的睡个痛快。“别睡了，醒醒吧，都三天了。”她摇着我的手在呼唤。我是在睡觉吗？睁开眼睛，眼前却是雾气茫茫，“一枝花”像雾一样的渐渐飘散…。身边是娟子，刚才她说我睡了三天了。啊，还是医院。所有的一切都是梦，我还躺在医院里才是现实。人们说梦是反的，现在想来不错。你没有什么，缺少什么，梦里就会有什么。而现实社会中你所有的，梦中又会缺少，包括痛苦和不幸。我感觉到，我的心在渐渐向远方飘去。
“大夫，他好像有知觉了。他刚才捏我的手，眼睛也好像有点睁开了。”娟子攥着我的手，我想说话可嘴里塞着东西。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捏了一下我媳妇的手，“他听见了，他手在动。”“你是张强生的家属吗？”“是”“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爱人。”“那好，签一下字然后去交一下费。”“我们预付款交了。”“已经快用完了，还得补交。”“什么？两万块钱三天就快用完了。”“你别在这里嚷，到办公室大夫跟你讲。”
真他妈倒霉，“破屋偏逢连阴雨，漏船又被打头风。”怕什么来什么，好没有摊上这么个病。人家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腐败病，是吃出来的。社会上流行顺口溜讲“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职务不够高、工资不够高、血糖高。”可我也就多吃了几口红烧肉，几碗卤煮火烧，愣得了这么个病，我冤不冤呀。这让我想起中学我们班的吴胖子，前年听说是得糖尿病死的。他是国字头进出口公司的处长，几乎天天宴会大席，吃香的喝辣的。人家讲话“吃鲍鱼就像啃脚后跟的皴是的，吃鱼翅就像嚼粉丝一样。”逢年过节进贡送的茅台、五粮液、中华烟都能摆一屋子，门都推不开。人家那病真是吃出来的，货真价实。那些个好东西实实在在进了人家的肚子里，香了嘴，臭了屁股。孩子在澳洲留学，家里置了三处房产，汽车开着。他那才叫死而无憾呢。可我得个这病还是假冒伪劣的。家里存那点钱三天就造光了，自己房子没着落，孩子的学费也花光了，这个病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真是治不好，倒不如喀噔一下死逑算了，少受罪少连累别人。
一想到死，心里就空落落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在抖，在收紧，脑子里空白一片。我才五十出头，在这世界上我还没有活够那。北京奥运会、中国飞船登月、孩子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当爷爷，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哪。还想有自己的一套大房子，三室两厅两卫的那种。我和娟子到南城去看过一处楼盘，人家都说南城风水不好，别他妈扯淡了，对我说来便宜就行。绢子和我还真看上了一套房子，小板楼南北通透，光封闭的阳台就有十平米。绢子一边看一边还设计着，什么地方放沙发，什么地方放电视柜，装修要什么风格，厕所厨房用什么样的瓷砖。要说绢子的审美绝对没问题，有眼光、有思想、有品位，这点我不行。可最后一算帐傻眼了，连买房带装修一共要六十万。我从69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快四十年了，就是不吃不喝把钱全攒起来也不到二十万。售楼小姐一看，连忙说“没关系可以向银行按揭”。到售楼处一问又傻了，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银行只给五年的贷款，一个月光还贷就要一万多。我心想有一万的月收入我干什么不行，真象彩铃里讲的“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盖两个厕所，一个大便一个小便。”省得天天排队上公厕闻味儿。看来这辈子住上属于自己的房，是个实现不了的梦了。看完楼市回来的路上，绢子的脸色像下了霜的茄子一样难看。一路无语，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坐在公交车上，两眼茫茫地望着窗外。这一脸沮丧的表情，像针扎我的心，刀剜我的肉一般。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看过房子，绢子最恨的就是满街发售楼小广告的。五尺高的男子汉老爷们，我也知道臊的慌，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老娘们面前说不出一句硬气的话，那个窝囊劲就别提了。可真是我怂吗？水里捞麦子的时侯，咱一干就是十几天，腿上的皮都泡敷囊了，我挺过来了。上山扛木头，多粗的木头咱也没犯过怵。打山火的时候，几天几夜不合眼，追着火头跑，衣服裤子被蒺藜刮碎了露着腚，咱从来也没抱过屈。扛二百斤的麻袋，走三节跳咱没有含糊过。就是回到北京，在街道厂子干活，咱也是不偷奸不耍滑，脏活累活都能干，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下岗不是因为咱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咱岁数大了，街道厂子关张了。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哪个单位用五十多岁的人呀？那招聘广告上都是要三十五岁以下的。更别说我现在这一身病，拖累着一家人。
又想到了死，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死也是一种解脱、一种应负的责任、一份对亲人的爱的奉献。对这个病的结果我心里明镜似的，吴胖子得的是和我一样的病。他那么大的势份，又全部的公费医疗，最好的药吃着，不也没有扛过去吗？对于我来说与其徒劳地在这里耗钱，不如来个痛快的自我了断。可我现在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甚至连咳痰的力气都没有。脚上插着好几根输液的管子，我试着想用脚将它们踹掉，可脚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一样。现在的我从医学角度来讲已经形同死人，唯一还在活动的就是思想了。
记得一次兵团的哥几个聚会，几个号称有点学问的在神侃。从地球侃到太阳，又从太阳侃到宇宙。什么大爆炸、黑洞一通神聊。人生、哲学、宗教，从天上又聊到地上，我坐那傻听。不过有些我记得印象挺深，他们讲人是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大爆炸后抛在宇宙中的尘埃组成。宇宙中包含了构成生命所需要的所有元素。他们说最终地球上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重新回到宇宙中，还原成为为最原始的元素。正所谓天主教所说的“尘归尘，土归土。”佛教中的“轮回”对生命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应对了“物质不灭”的定律。我们人类所认识的宇宙已经存在了180亿年，太阳、地球也已经存在了5、60亿年，人的生命与它们相比，就想加速器中的粒子一样转瞬既逝。听到这些，我的心灵受到启发，在对待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上，思想也变的很释然。早死早托生，在这个时候能想起这些话，对自己也算一个安慰。
绢子回来了，她依旧拉着我的手，叫着我。大夫在旁边对她说：“要不要做最后的抢救，切不切气管？要做的话就签个字。”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切什么气管呀，怪遭罪的。我拼命拨愣着脑袋，表示不同意，可他们好像没有感觉到我的反映。最后，绢子没有同意，我觉得这就对了。绢子和大夫都神情紧张的注视着监视仪，护士们在我身边忙着准备各种仪器。忽然，我觉得四周变的异常的宁静，空气都变的凝重了起来。我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轻松，没有了身压重物呼吸困难的感觉，轻盈而自在甚至可以像空气一样漂浮在空中。没错，我确实像空气一样的漂浮了起来。我也看见了那个监视仪，那个唯一显示着我生命迹象的仪器。大夫指着上面的一组数据对绢子说：“心跳刚才是70下，现在是54下。血压刚才是70/45 ，现在是60/40，血氧含量刚才是85现在是70，生命体症正在消失。”我看见了病床上躺着的那个人，脑袋肿大脸上扣着呼吸罩子，固定呼吸罩的带子深深地嵌在青紫色的脸上，赤裸的上身粘着好多的测试的线头，鼓涨的肚子随着呼吸机的节奏颤动，真难看。绢子让大夫把呼吸机撤掉，并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撤掉呼吸机后没有两分钟，监视仪上的各项数据都归了零。大夫看了一下表对绢子说道：“死亡时间两点二十二分。”绢子一下哭出了声来，大夫忙把绢子拉出了病房。护士们依然有条不紊的忙碌着，摘除挂在病人身上的管子、仪器的测试线，往病人的嘴里、耳朵里、鼻子里塞棉球。
我突然明白了，那个躺着的人是我，我死了。是我的灵魂在注视着一切。所以，没有了冷和热温度的感觉，轻和重质量的感觉，也没有了时间的感觉。这情景就像美国电影中有关灵魂的场景一样。不过，却没有长着翅膀的天使，或是牛头马面的黑白无常。灵魂可以借助着空气的流动飘动。当推着我身体的车子去太平间的时候，我随着人们行走形成的气流紧紧的尾随着他们，离开了ICU(重症监护室)。我一瞧原来外面还有好多人在等着那，有三儿、我弟、我妹、弟媳妇、妹夫。嘿，哥们庆魁也来了。我弟我妹还真掉了泪，我弟媳妇假模三道的用手绢揉眼睛，我看得真真的一滴泪都没有。我弟媳妇和我弟走在后面，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什么，我飘过去跟后面偷听。弟媳妇说：“真没想到，你哥怎么快就走了。”我弟说：“咳，这也好，省得多受罪。”“不过到是省得把房子卖了，要不然咱一分钱也分不到。”我这气呀，都他妈这时候了，还惦记我爸留下的房子呢。“你他妈少说两句吧，就知道钱。”我弟白了弟媳妇一眼。看看还得是亲兄弟，这时候不能光想着钱。庆魁这时跟我媳妇说：“嫂子，这是两千块钱你先拿着。”“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挺不容易的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还有钱那。”“不是，嫂子你听我说，这里有一千块是强子借给我的，人死帐不能死，我得还上。还有一千块是兵团哥几个听说强子病了，给凑的药费。虽然不多，但你得收下，这是哥几个的心。”绢子哽咽着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里心这酸那，一千块钱搁现在算个屁呀，一件体恤，一客鲍翅。可在这里，是哥几个的念想，是情意，真是我的好哥们。我想起一首歌叫“十三不亲”，里面有段歌词怎么唱的…算了，没记住。还是那句话“啥也别说了。”
一股上升的清气将我托起，我身不由己的向上飞去，越来越快，越来越高，繁华的北京城瞬间变成了昏黄一片。突然，太阳的光芒从地球的背后射了出来。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推力，将我射向太空的深处。据说这是太阳风，是太阳喷射出的高能粒子，我以光的速度远离地球。啊，别了亲人，别了地球…。
注：ICU——重症监护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