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快与慢中习惯
● 陈颖
在上海的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准备付账时，收银员一边点算一边问我：“要袋子吗？”看我有点茫然，就指指柜台上贴着的“限塑令”说了两个字：“环保！”看着旁边不少人提着各色的、较厚实的袋子，我明白了。到书店买书，也是如此，后来我出门前，也会在手袋里备上一个，省却几许麻烦，自觉地投入环保行动中。6月刚开始施行的法令，按以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本以为可能只有大城市、大超市会比较严格地执行，毕竟，大家都用惯了塑料袋，不但方便，带回去还可以当垃圾袋，没想到，我去的一些中等规模城市的小超市，也都不折不扣严格地执行着。令行禁止，这是久违了的中国场景。
在书店淘书时，赫然看到好多本关于抗震救灾的纪实作品、诗抄，有描述90后年轻一代积极当志愿者参与救灾的坚强一面。灾难刚过去一个多月，已经到处可见相关书籍和音乐专辑迅速面世、推广，从设计、装帧到整体制作，都算比较讲究。近期北京上海广州各地畅销书排行榜上，这类书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上海的出租车上，乘客座的椅背上装着可触式互动视屏，用手一触，吃喝游玩的信息颇为丰富，的确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不少方便。这是我在上次的行程中还不曾发现的。
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都市经验，却让我深深感受到“快”在中国的冲击。你不能不惊叹于这种“中国速度”。
十多天前，我看到又一则关于“快”的消息，中国铁路在京津城际铁路运行试验中创出了394.3公里的时速，是目前世界运营铁路的最高速度。新闻大标题“中国铁路超越世界速度”格外显眼，更让人惊叹的是，中国只用了3年就跨越了多个国家铁路30年的历程。
快，什么都要快，更不要说刚上映的热门电影、电视剧，翻版的而且是高清晰版本早已蓄势待发，在夜色中悄然面世，购者甚众。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在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求新求变求快，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全中国都有一种迫切感，大至企业机构，小至个人，上行下效也好，不正当的手段也好，求取效率，争取利益，是最终的目的所在。倒推之，目的又决定了快的手段。
可是，在对速度的极度追求之中，却又不难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却依然那么顽固而持久，它们的变化和所有那些令人兴奋、欢欣的“快”相比，则显得非常的“慢”。
坐德士去上海书城，经过“福州路文化街”，两边大大小小的店面售卖的都是字画、书法、文具、美术书籍等等，满眼文化气息。德士司机发现不知哪个乘客留了个空鞋盒在车里，气呼呼地打开车窗，一把就将鞋盒扔到路中央，发出一声闷响。司机一副坦坦然然的样子，其他德士司机和路人也都司空见惯。这一幕让我愣住了，路人毫无反应的反应更让我诧异，其人其景似乎为这条街上到处注明的文化标记带来几丝反讽。
那些天，每当我等候出租车时被冷不防冒出来的人捷足先登；又或者看到拥挤的巴士上抢挤推搡，急匆匆走出电梯、对别人帮忙按钮视若无睹、视作理所当然，这种“快”却反射了一种“慢”——那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惯性。这种惯性已然在无形中根深蒂固，扭曲应有的服务，造就礼让的缺失，缺乏感激的心态。而这种根深蒂固使得改变很难，改变很慢。
其实，无数的人们时时都处于快与慢的变奏之中，你会发现，他们对快的更迭坦然接受，对慢的改变习以为常。也许心中有不快，有抱怨，可是行动缓慢而艰难，抑或深感自身无力去改变什么，于是这种对于快与慢的习惯，似已成为一种共有的默契，人们依然能够自如的在这种流通顺畅的氛围中生活。
对快与慢的接受度进行观照，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经验，也可体现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心态与特征。面对这些，让我联想到新加坡模式。人们常说，新加坡的管理严明及规范来自于严刑峻法，新加坡的效率也在强制执行中得到某种体现。然而，太多的强制已经塑造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国民性格，如今越来越开始注重协商和疏导，有意识地在某些领域慢下来，比如禁塑，采取每月第一个星期三“自备购物袋日”的方式，习惯快速高效的人还会对“魄力不如中国”有所抱怨。而现在，中国在飞速发展之中，越来越多地开始采取强制的方式，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希望以快推慢。严格的条文法令限制得了一些东西，某些根深蒂固存在的观念、意识与想法，就要靠强制强令来推动改变了。不过，环保也好，礼让也好，牵涉的都是长期的过程，“限塑令”一朝颁布可以立刻实行，在无法用具体的条文一一设限时，自我的设限、劝导式的渐变方式恐怕才能获得本质的回归。
在追求快速高效的通道上越跑越快，人们无暇顾及那些很有必要改变却改变得很慢的部分。“快”带来的成果，人人都看得见，甚或可以分享既得利益。而在快与慢中习惯反差，容易让人因生活的常态而对各种“慢”视若无睹，这是更让人焦虑的。
（作者为义安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编辑：谢盛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