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这么多，也话大家对我作为一名政治犯，居然能混到小报编辑室这样重要的部门，把持全监的宣传工作感到吃惊吧？其实一开始我也很吃惊，记得刚到小报编辑室的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指监狱）的风气很好，我一没花钱，二没托关系，凭自己的本事也到了这样一个条件较优越的地方。我不用参加体力劳动，还能好好看书，也有时间写点东西。我一定好好干，以报答马教员（小报编辑室主管干部）的知遇之恩。”其实，光凭我的本事，根本到不了那里。监狱犯人因为刑期包袱太重，不象劳改队的犯人那样爱惹事生非，打架斗殴的现象比较少，因此初到监狱的人会认为这里的管理文明，其实内部的黑暗决不亚于劳改队。监狱犯人与管教人员长期相处，久则生情，甚至互相间以兄弟相称，警犯之间维持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新来乍到之人要突颖而出，谈何容易。我比较幸运的是，送到二监时，小报室的其中一位编辑即将刑满出狱，需要找一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接替他的工作。马教员在众多新入监的犯人中相中了我，但是仅凭这一点我还是不可能分到小报室，因为我的身份太敏感了。我最终能到小报室，最关键的一点是，送我来的砖厂狱政科钟科长与二监教育科牛科长曾在一起共过事。当天新江主动要求与种科长一起送人，他们办完事后巧遇牛科长。老同事相见，牛自然力邀他们到家小坐，闲谈之间，新江托牛科长照顾我，牛满口答应。这些事我一年以后才知道，那时牛科长已退居二线，因此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他说为了将我弄到小报编辑室，真是费了不少周折。牛科长感叹道：“你啥罪不能犯，偏偏犯个反革命罪呢？”
如果能够选择，我倒宁愿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监狱始终对政治犯另眼相待，全监几十名政治犯虽然分散在不同的中队，却在狱政科另外建有专门的档案，有一个姓秦的干事专门负责掌管这些另册罪犯的改造动态。用监狱的话来说，对反革命犯实行专人专册管理。除此之外，各中队还派人暗中监视政治犯，一举一动随时向干部汇报。我在小报室几年，虽然也有人监视我，但是一是那里的环境本身就比中队松散得多，二是小报室无论是编辑还是协助搞“三课”教育的教师，都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不会自贱到成天像一条狗一样跟着你，因此所谓的监视也基本流于形式。后来调到五中队后，对我的监视就明显加强了。但是派来监视我的人也太笨了一点，没两天就让我看穿了他们的暗探身份。政治犯不仅在行动上受到比普通刑事犯更多的限制，而且在减刑、奖励上的待遇也很不平等。法律并未对政治犯的减刑、奖励加以特别限制，但是政治犯要获得减刑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二监关押的几十名政治犯，在我写这本自述时，只有我通过走后门、行贿等不正当方式减刑一年六个月，其他的如张宗爱、魏光君、徐伟、许剑雄、孙正刚、马洪良等皆未减刑。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也曾在二监长期关押，对此应有所了解。而普通刑事犯，如一个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犯人，通常可以减4—6年开。就像我刚被判刑时，那个安慰的女审判员说的一样，10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到监狱后好好改造，过个两三年就能出来。对普通刑事犯确实如此，但对政治犯来说大多数都将坐到刑满之日才能出来。如此一来，政治犯的刑期就被相对延长了。比如有两名犯人同年同月同日入狱，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们的刑期相同，不同的是，一个是刑事犯，一个是政治犯。按照常理，两个同时入狱，而且刑期也是一样的犯人，出狱时间也应该一样。事实上却不可能，因为一个判处10年徒刑的刑事犯投入改造后，只要按照当局的要求“积极改造”，通常可以减2—3年徒刑，而政治犯无论如何“积极改造”，几乎与减刑这样的好事不沾边。如此一来，当那位同样判处10年徒刑的刑事犯出狱时，倒霉的政治犯至少还得继续在监狱里苦熬3年才能出去。除了这些制度上的歧视，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充斥着对政治犯的不平等待遇。不少奸滑的刑事犯深谙其中玄妙，加上大多数政治犯为人处事都比较老实，因此吃了他们不少苦头，监狱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即使事情闹大了，处理起来也是不痛不痒。但是没有人敢找我的麻烦，一方面我所处的位置不同，另一方面我比他们更流氓，真正弄起来，吃亏的决不会是我。对政治犯的这些平等现象，我在劳改队时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可能是当初劳改局调我们到二监的根本原因吧！据说刘青当年在二监关押时，比我们的处境还要惨，他甚至从来就没有出过禁闭室和严管队。那两个地方乃狱中之狱，没有进去过的人，不可能知道其中的惨况。
这次次牢狱生活，摧残了我的心智、身体和本来就不坚定的信念。我出去以后，可能还会选择犯罪，但决不会再从事政治活动，我从来不认为从事政治活动是犯罪。我将去杀人、放火，成为真正的罪犯，不然我这十年的牢就坐得太冤枉了。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为自己并未犯下的罪坐了十年牢，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报复这个社会。有的人宽慰我说：“亚明，总有一天会给你平反的，你还有出头之日。”不要说平反是件毫无指望的事，即使我出狱的第二天就给我平反，我也不需要。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中最宝贵的就是青春岁月，我失去的是无价的青春，难道我能被重新生一次，回到单纯、快乐的少年时代么？
我要杀、杀、杀，我的仇人统统都得下地狱。武二郞血溅鸳鸯楼，杀掉张都监全家老少二十七口，那场面让我激动，也让我向往。我是一个渴望喋血的魔鬼，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将再写一本书，书名我已想好—《都市寻猎：杀人恶魔胡亚明自述》。到时候，你一定要捧场，别忘了买一本来看。不然，我会将你也杀掉的。
当然，我只杀我的仇人和那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
写到这里，我想向那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奉献出青春，到现在仍然痴心不改、执著追求的朋友们进一言。面对一个拥有五千多万党徒，以血腥、残暴著称于世的大帮会，如果仅仅采取上书请愿，和平示威的方式，我们的下场只能是刑场和监狱。我非常赞成爱尔兰共和军和伊斯兰哈马斯的作法，必须以暗杀、爆炸、投毒等恐怖手段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不然民主、自由永无在中国实现之日。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整肃海外民运组织，让他们捐款。留在国内的有识之士，招募一批不满社会的亡命之徒，进行严格的训练后，同时在全国主要大城市进行恐怖活动，暗杀党政官员，破坏交通、供电、供气、供水设施，让全国顷刻之间牌恐慌之中。这时候海外民运组织通电全国，要求改组政府，消除恐怖，如此则民主、自由指日可待。如果能够同时将政治局成员全部逮捕或暗杀掉，则可通过一场宫庭政变实现民主。总之，这场革命必须流血和牺牲，即使中国人死掉一半，只要民主得以实现，也是值得的。
以暴制暴，以杀止杀。愿诸友以实际行动实现我们共同追求的伟大目标。毛泽东说过的许多话我都不以为然，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政权未曾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南非总统曼德拉和他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世人眼里是通过非暴力的抗议取得最后胜利的。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曼德拉曾长期担任“非洲之矛”（即非国大下属的准军事组织）的总司令，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暴炸、暗杀，在“非洲之矛”的打击下，白人政府不得不坐下来与曼德拉谈判。曼德拉高明的是，在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宣布放弃武力，从而赢得了南非“和平之父”的美誉。然而，即便是已经贵为一国之尊的曼德拉和南非执政党的非国大，直到今天仍然赫然列在美国的反恐名单上，被美国当局视为最凶险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事实上，即使是最推崇民主的美国，对武力也是狂热崇拜的。关于武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安理会的一纸决定，还没有一挺机关枪起的作用大。”我不清楚中国的民运人士为何要贩卖“非暴力”这个陈年旧货，如果是为了安全，就不应该从事这个毫无前途的事情。这不禁让我想起悲壮的“六四事件”，如果当时我们手里能控制一支军队，哪怕人数很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无辜者喋血广场。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只掌握着一个规模很小的暗杀团，恐怕当局也不敢把我们那么多同志关进监狱。只要我们的某个同志被捕了，暗杀团就行动起来，将承办案子的人员全部杀掉，一直杀到没有人敢办这件案子为止。虽然我们这位同志的性命也可能不保，但是当局从此再不敢轻易抓我们的人。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不少黑帮组织，虽然他们作案累累，但其成员却安然无恙，被捕入狱者鲜也。何故？皆因其心狠手辣，敢同警察真枪实弹地干。我听说不少警察路遇黑帮成员时则绕道而行，生怕一招不慎即送掉性命。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手段也应该更多、更先进。我们应该培养出一批电脑专家，利用互联网，将电脑病毒传入终端用户的电脑中，特别是有针对地袭击金融、交通、通讯系统，让这些系统彻底瘫痪，我们好从中渔利。
不过，一定要切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非常手段，都要保证台面上的几个人以和平面目展示在众人面前。毕竟恐怖手段是不得人心的，如果失去了人心，也就什么都失去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我在小报编辑室的情况。刚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是依靠关系进的小报室，还以为这里风气不错，重视人才呢！小报编辑室的主管马教员（教育科负责教学的干部都称教员），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为人有点迂腐，但还不失为好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自然惺惺相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思想深处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只是我们身份不同，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冲突。他为人谨慎、小心，在他的思想指导下，那份小报办得四平八稳。我到编辑室后，将自己的一些编辑思想不动声色地加了进去，报纸的风格发生了一些不易觉察的改变。当然，所谓的“宣传党的劳改方针、政策，报道改造生活中的先进典型”的办报宗旨，没有人敢擅自改变。我只是利用手中的编辑权力，对版面和栏目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那份小报一共三个犯人编辑，一个60多岁的老头是小报室的组长，相当于编辑部主任，但他主要负责行政管理，一般很少直接过问编辑稿件的事。惠黎明负责划版和刻大标题和插图，相当于美术编辑。我负责处理犯人的来稿，也就是文字编辑。马教员相当于总编，我将稿件处理好后交给他审稿，签字后就可以刻印了。从小报室的人员分工来看，我的地位最低，但是却对小报的影响最大。因为所有的来稿都要经过我的手，上什么样的稿，事实上是由我说了算。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真正做决定的往往是那些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正因为如此，我不动声色地调整了报纸的版面，我将第四版留出来，专门刊登散文、诗歌、小说等，如此一来就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一份死气沉沉的报纸就变活了，这些变化都受到了绝大多数的犯人的欢迎。我还增加了警种长鸣一栏，专门刊登批评性文章，针砭犯人中的不良现象。这些事情虽然都是由我做的，但是表面上的功劳都是马教员的，因此他内心里也很高兴。他对我只有一点不太满意，他认为我的写作风格太随意了。他是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文章讲究什么“豹头、猪肚、虎尾”，我则完全不按路数，在他看来过于天马行空了。马教员曾委婉提醒我多看点有关写作方面的书，我嘴上连连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认为那些教科书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小说家、散文大师，是不会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的。除了这些，他对我总的来说还算满意，因此我们虽然身份不同，却相处得还算和谐。我被赶出小报编辑室时，一惯不拘言笑的他也明显动了感情，他说：“胡亚明，你是我十年来遇到的最好的编辑，我很不愿意你离开，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三年兢兢业业的工作能换来这样的赞誉，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留下我，因为是狱政科直接发话要将我调离小报室，而马教员自从牛科长退休后，一直在教育科受人排挤，别说在狱政科说不起话，就是在教育科说话也没人听他的。一年以后，作为教育科惟一拥有大学文凭的干警，他竟因为工作不称职被精减出教育科，调到伙房中队去管做饭。我离开小报室后，再也找不到如我一样认真做事的编辑了，那份本来一月出两期的小报，后来改为一月一期。等马教员离开时，报纸更是时出时停，甚至有人预言它迟早将会停刊。
我在小报室时，也干了不少假公济私的事情，在自己编辑的报纸上发了不少自己的文章。在监狱这样的文化沙漠，一份油印小报就是文化的象征，它同时也是狱方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一般犯人想在上面发表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到小报编辑室的时候，我的创作欲望还很强烈，写了不少清新、淡雅的诗歌和散文。现附录几篇于后，让读者对我当时的心境有个初略的了解。
冬雨
昨夜下了一场雨
很缓很浓
离家的孩子
忘了撑一支小雨伞
冬雨湿了衣衫
凉意直透心底
风儿对我说
这季节不该离家远行
我想回家去
风雨阻断了归路
我抬眼望望
冬雨像一团雾
很缓很浓
（1993.11.18）
我当时的诗作，大多透出一股淡淡的，同时也有点无可奈何的思乡之情，这同我上学期间写的大量爱情诗比起来，境界更高了一筹，文字运用也更加娴熟。这个时期的散文，也比过去的文章更大气。有一篇题为《家》的不足二百字的短文，堪称当时的代表作。
家
我的家在美丽的浣花溪畔，清清的溪水记录一个不变的传说，诗圣杜甫曾在隔壁的老屋写下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温暖的家润育了我童年的梦想，我曾踏着祖先的足迹，跨过浣花溪，走向外面的世界，寻找我的希望。
十年人海颠簸，小船破了，水手倦了。家是我最后的避风港，我要找到回家的航向。
（1994.10.30）
这样的诗和散文，是我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不少应景之作，除了《菊香飘飘》一篇外，其他都不值一提。
菊香飘飘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在监舍的空地上种满了菊花。寒风潇潇中，一簇簇红的、白的、黄的花傲立深秋，每当我从她们身边走过，都要驻足观赏，嗅一嗅那芬芳馥郁的缕缕菊香。
深秋，草木凋落，百花息芳，菊花却迎着朔风含笑而放。千百年来，多少骚客文人写诗赋词，咏菊的孤芳、高洁，但我更敬佩菊对美的追求和甘于寂寞。宋人张孝祥说得好：“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到秋光。鲜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菊以她朴实无华的美，为寂寞的深秋增添了几分欢乐的色彩，使人们于萧索中领略到一种不同的美丽。
“凝薄雾，傲繁霜”，这是对菊傲霜精神的讴歌，也是菊对人间美丽无私的奉献的真实写照。我赞美你，含笑傲霜的菊，愿人间飘满菊的芬芳。
（1993.10.31）
几年前，我的内心仍可持着一块宁静的空间，我还有兴致写出一些闲散、淡雅的文章。残酷的牢狱生活将那位多情的少年改造成了怪僻、凶残的暴徒。八十年代末，西安出了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魏振海，不少人至今提起他的名字仍心有余悸。但是魏振海并非天生的罪犯，在学校时他也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一次与流氓斗殴时失手致人死命，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他成了人见人怕的杀人魔王。我在这里提到魏振海，完全没有替他翻案的意思，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证明“监狱是罪犯的培训所”，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旦入狱，再也不可能走上正途。
共产党不余遗力宣扬说“中国的监狱是工厂、农场、学校”，如果将这个说法改成“中国和监狱是杀人工厂、禽兽农场、犯罪学校”就准确了。可以这样说，没有监狱的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罪犯。
《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监狱这个罪恶的污坑里，没有人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人人恣意胡为，顺着情欲撒下罪恶的种子，当然只能收获败坏的果实。如果有一天我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请善良的人们记住，我本多情少年郞，我是被邪恶的力量强逼到犯罪道路的。我曾挣扎、反抗过，但是这个社会没有给我留下一席容身之地，除了杀人，我还能干什么呢？
血，红色的血，让它染红大地，涂抹出一个斩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