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伯博士）
日前，古伯博士的儿子史杜亚来信告知：今年某日是他父母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他计划为父母出一本记录他们生平的纪念册作为送给父母金婚的礼物。史杜亚热诚邀我写一篇记述我和其父母多年来作为好朋友交往的文章作为纪念册的一部分，我欣然接受了。说实话，我和古伯的感情只用好朋友来形容绝对“说浅了。”记得当年临别科州，我对古伯说：“我们是兄弟，永远的兄弟。”古伯哈哈大笑说：“我把你当儿子。”我连忙说：“不，只是兄弟。”他问：“为什么只是兄弟？”我答：“你只比我大不了十来年，当父辈还嫩了点。”他又哈哈大笑，拥着我说：“OK,父亲加兄弟！”嘿，兄弟之前还得加“父亲”！那一刻，他流露了不一般的真感情，可我，又何尝不是？
古伯博士是我20年前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工作时的老板。他是德国日耳曼血统的美国科学家，一生从事登革热研究和防治工作，成就卓著，在业界享有极高声望。我师从于他有段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有意送一些专业人员到美国进修学习，我有幸位列其中。经过短期英语培训和考试合格后，我被同意发信到CDC和耶鲁大学求学。很幸运，我很快收到赴美邀请。经有关部门研究，认定CDC既高规格又对口，而且其登革研究所所长古伯博士名望高，热情也高，较之耶鲁大学更为合适。于是我被批准作为访问学者赴CDC设在波多黎各的研究所作一年访学。
初见古伯博士，棕黄色的头发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平直端正，菱角分明的方脸加上高大魁梧的身影，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感觉。唯有他鼻子下剪得精细的胡子配上大笑时上翘的嘴角给我亲切的感觉。见面没几，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一年期间有什么打算？”我怯怯地回答：“三个月巡回学习，六个月做专题，三个月写论文。”他说：“好！什么课题？”我答：“还没定。”“先巡回学习，三个月后再定题。” 他又问：“你目前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壮着胆摆说了经济，住房，交通等实际困难。他听后，马上把办公室主任叫来，吩咐她尽可能帮我解决困难。看着他从容淡定一言九鼎的样子，我顿时感觉：有古伯这种强人的支持，所有困难都一定会被克服，忐忑的心也安定下来。
在实验室巡回学习期间，我耳闻目睹同事们大都欣赏古伯博士，一致认同他工作努力，做事认真，待人真诚，处事公平。同时我也了解到他发明了一种显微接种技术，可以把微量病毒液或病人血清，接种到蚊子体内，让其发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分离虫媒病毒的成功率，这在当时是研究登革病毒及其传媒的有效手段。有一天，古伯特意问我：“想不想看看显微接种？”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把我带进有多重隔离的实验密室亲自演示了显微接种的全套技术。目睹他灵巧的双手熟练地制作微细刺针；在显微镜下准确地把微量的液体注进冷眠状态的蚊子脖内；把已接种的蚊子摄进纱窗盒子再放进温室，转眼间蚊子苏醒过来，回复正常活动。我很惊异一个并不常在实验室的老板能有如此精确的操作。古伯告诉我：“这项技术不仅需要大量练习而且需要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做到心静手定，而一旦你掌握好了，它就是有力的实验武器。”那一刻，我灵感触动，暗暗决定要用这种技术作为我未来课题的主要手段。
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当时医学界对登革传播媒介有长期争议，主要是对致倦库蚊是否登革传媒有很大争议。如果应用显微技术把登革病毒直接注射到致倦库蚊体内，再作连续追踪和系列检测，当可解答此一疑问。心思既定，我告诉古伯：要用显微接种和免疫荧光技术进行《致倦库蚊能否成为登革传媒？》的专题研究。他欣喜异常，马上表示，一旦课题完成就赠我一套显微接种器材带回中国。望着充满期待的古伯，我明白他很高兴中国学者自愿使用他发明的技术开展科研专题，从而有机会让他的显微技术在世界发扬光大。而我则相信有古伯的具体指导和全力支持，我一定会成功！何况所定课题无论结果是阴性或阳性都可以得出结论，足可完成实验论文。（下续老板送我一辆车）
美国生涯--老板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