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年级原来是四个班，后来由于省委干部子女到我们学校来“寄宿”，全校一下子增加了二三百名住校生，于是每个年级里又加了一个班。为了将原来的十二年制转换成九年制，学校决定从我们年级的五个班中每班选出八到十个同学组成一个班，跳到高一年级去。当时每个班里有二三十名少先队员，光是胳膊上带一道，两道，三道的干部就有十来个。幸亏杨老师惘开一面，看在我们功课都很好的份上，让我和我的铁哥们儿小廖两个非队员也跳了班。
开学后这个新的 “四年六班”诞生了，这是我们学校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由跳班生组成的“精英集体”，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不多见的，（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是不讲走后门的，可是非常巧，我们这个班里囊括了两所大学校长，书记，系主任和许多大教授和领导干部的子女，也可能是这些家庭对子女教育抓得都比较紧的原因。不过我手下的“小兄弟们”都没有被选上，在这四五十人的班里只有一两个是工人的孩子。
我们四年六班的班主任李英林老师，是刚刚从人民大学进修完毕的省教育厅干部。那时的小学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李老师用美国现在的词来讲叫做 “Over Qualified”，可见上级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
在李老师接手我们这个有二十多个两道，再加上十多个一道和三道的精英班集体的时候，我和小廖是为数不多的几名没有入队的淘气学生。当时因为学校校舍紧张，就将四年级的六个班放到一栋从大学借来的楼里上课。那栋日本风格的平顶楼叫做东平楼，距离我家只有大约一百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附小校舍离我家有足足两华里。开学不久李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为班集体做些好事。他把教室的钥匙给了我，让我每天负责开门锁门，冬天负责生炉子，还负责班里的小图书柜。（那时我们教室后面有一个柜子，是同学们从各家拿来的图书，那个柜子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那时在家里也是淘气的孩子，什么活都不干，可我每天在教室里干得很欢，不久就让我入队了。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比开展学习雷锋还早两年。现在回想起来李老师很会因材施教也很会调动小孩子的积极性。我当时自恃功课好，自由散漫，不听老师的话也不怕老师，不让入队根本不在乎。李老师看出我这个吃软不吃硬的特点，就用积极引导的方法，让我把多余的精力转到为班里做好事上面。结果班里的活有人干了，还少了一个调皮捣蛋的，我也混了条红领巾。这就是双赢吧。我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象李老师一样。我觉得他不但是有良好的教育方法，更主要的是对每一个同学都倾注了他的爱心，所以我在近办个世纪之后还非常想念他。
小学过队日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