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邵燕祥是我仰慕的一位当代诗人兼作家。他从40年代起写杂文，50年代写诗，60年代和70年代被噤声，进入80年代以后，又开始写下大量的杂文。“狗屁文章”是我对邵老文章的尊称，出自于他的一篇调侃杂文：
陆文夫兄曾经笑谈，他的夫人把朋友们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统名之为“狗屁文章”，有时告诉文夫，“××又有一篇狗屁文章”云云，这成了她的一个习用词汇；想来，未必泛指所有的文学作品（小说通常就不算“文章”），但至少是她的朋友们的随笔杂文之类，荣膺了这么一个称号吧。“狗屁文章”是否包括文夫的作品呢？我想该也包括的，一视同仁，这才表明陆太太的心态正常，在看待某些文字产品的时候，具有难得的平常心。
我和文夫没有热线联系，说得好听，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了，不过总归也忝居朋友之列，我所写的自然也属于“狗屁文章”。
……
作者以一句妙语结束：“还是聊以自慰：窃以为，‘狗屁文章’，毕竟胜于‘马屁文章’”。
今天我读到邵老的这篇《走出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陰影》，更证实了，他的文章不是“马屁文章”，更令我倍加仰慕。现在就来谈几点读后感想。
文章一开头，就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创建人毛泽东联系起来。中共政权是毛泽东一手创立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党内外没有人不承认。然而，把毛泽东的全部法宝摊开来看，看出的只是他的“不把人当人”的逻辑。
据说，毛的亲人们都没有好下场，叫做“舍亲取义”，可见他没有把亲人当人。江青说过，“我是主席的一条狗”，大致如此。毛的战友们更不用说了，从最疏远的刘志丹到最亲密的林彪周恩来，没有一个被当人看过，要不然不会都死于非命。
剩下的中国人呢，邵在《走出》中说，“在一波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于運動卷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 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接近真實的數字，一說是三千六百萬，一說是三千七百五十萬），再經過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虐殺，到一九八九年仍以這個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實行武裝鎮壓，一批批手無寸鐵的中國人倒在血泊。”
作者以近20年来不断上升的群体事件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級黨政實權干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如果不从源头上根本颠倒，这些人将同毛泽东一样，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和行使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制造冤案，八方树敌，与民为仇。
文章令人信服地列举了大量事实，从各个方面来剖析毛的基本“人观”。在战争时期，毛不惜牺牲士兵的生命来达到战略目的。在和平时期，毛不在意死掉一半中国人口来打核大战。文革时，一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全国抛入武斗的血海。甚至在死后十多年，他的不把人当人的执政理念，还造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用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在他的灵魂深处，是一个皇权专制主义的王国。除了皇帝自己是人，其余的都是奴仆，贱民，不是人。
《走出》一文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发现，这就是，“新中国”是依照“党国”模式建立的，不仅依照蒋介石的“党国”，甚至是孙中山的“党国”。当然，比前面两个有过之无不及。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了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建立了党国模式，但还没有实践就去世了。蒋介石则毫不忌讳地称中华民国为“党国”，到了1948 年匆忙行宪之时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建立的国家，虽然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只有顺从共产党的才是人民。“豈止反動派、階級敵人如此，被稱作‘人民’ 的，實際上也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你就喪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內的資格，歸入另冊。”
有一些当前政局的乱麻，源头其实不在当前，而在历史。不解决历史是非，当前的乱麻是永远解不开的。改革开放，只不过解开了极少数历史积案，黑白正反被稍稍颠倒了一下，部分丛生的社会矛盾就迎刃而解。但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没有拨到毛的根子上，更没有拨到孙的根子上，所以毛本人还受崇拜，毛的一套逻辑，还在盛行。
如果有人想要中国进步，想要中国变成文明社会，不把毛的那一套“不把人当人”的逻辑，甚至孙的那套“党国”逻辑连根拔起，彻底抛掉，那么，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重复历史。
2008-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