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谁误读了黑格尔？
------ 与谢选骏先生商榷
谢家大哥选骏先生在《蔡元培等，容不下孤儿寡妇》一文中写道：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他的胡闹开辟了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进行“院系合并”的胡闹。毛泽东后来就是学习了北京大学的这种流氓作风，把一个尊师重道的半壁中国改造成为一个造反有理的盲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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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毛泽东要称赞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个泰斗就是翻云覆雨、自我膨胀的泰斗，这个楷模就是过河拆桥、投机钻营的楷模。而毛泽东这个千方百计要钻入北大的社会盲流，后来收罗的一个帮凶周恩来，则毫无原则地颂扬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实还是靠着满洲政权的科举制度爬进上流社会的，然后再反戈一击把脏水倒进了衍圣公府里面。蔡元培只知造衍圣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反，何其两面三刀、双重标准？其实蔡元培是在欺负衍圣公尚未成年，没有还击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个孤儿，却不知道保护比他更加可怜的遗腹子，反倒变本加厉地逞其北大校长、社会名流、党国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无骑士风度，哪里懂得什么文明？“科学与民主”在蔡元培这个变节的翰林院编修的嘴里，不过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手里玩弄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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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没有拿到学位却冒充博士的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可以说，蔡元培通过其私相授受教授职位的活动，把北京大学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后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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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八十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四十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这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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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完)
我不同意选骏先生的说法，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蔡元培那里出来的。如果是，可能也只是“内因”，恐怕还有更多的“外因”，对黑格尔的误读误解误会，就是“外因”之一。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
一直以来“存在即合理”被误传为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几乎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可能我们真的误读了黑格尔，我们中国人几几代代都这样认为黑格尔：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价值判断)的必要充分条件。
我尝试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理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理性。
我之所以这样翻译，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德国历史现实和黑格尔当时的现实生活。我认为，我们误读了黑格尔的本意。
德文原著的翻译在冯至(1905 -1993)之前几乎等于零。黑格尔马克思等著作的翻译，都是从英文或俄文或日文翻译过来的。贺麟(1902 -1992)是冯至的同时代人，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小逻辑》和《法哲学》是贺麟老先生翻译的(商务印书馆，1980)，上面那句话的译文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贺老的翻译是英文翻过来的，但是，一看就知道他读了德文原著，这样的翻译对于我们这些双语工作者来说，读起来就舒服很多。
严格来讲，翻译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的不同。
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在无神论那里，没有上帝把绝对真理交给人类；在有神论那里，上帝没有把绝对真理交给人类。
黑格尔是相信上帝的，他认为人是有限的、理性是有限的、科学是有限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天道”。
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具体和现实的人会死亡，但人没有能力判断无限的上帝会不会“死亡”，因为人没有能力理解上帝“活着”的状态。
但是，人能够明白人的理性和人类科学的局限性，人能够承认理性的运用有其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人的理性就无能为力了。
“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到底有没有上帝？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等这些最简单最“无聊”的问题，是人，就不会得到确定的答案和结论，因为人强迫自己的理性来回答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成全人的理性，上帝使理性不是来自虚无。
对于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态度，中国人和欧洲人有着比较不同的表现：欧洲人往往是“唯心”在外，“唯物”在内；中国人（现在的大陆人）往往是“唯物”在外，“唯心”在内。
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国传过去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须被彻底清除干净。后来又听了马克思的话，认为“宗教是鸦片”。我再说一遍，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对上帝的批判，马克思对上帝是敬畏的。
唯心论，又译作理念论，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所谓唯心主义就是敬畏上帝、信仰上帝的存在，并通过对上帝的造物(宇宙与人)的理性沉思，进而作为对上帝进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维方式。
唯物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意识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应，也就是有机物出于对物质的反应。所谓唯物主义就是把世界作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统摄支配，而进行认知的思维方式。
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是敬畏“天”的，后来才“变天”。欧洲人敬畏上帝，所以才探讨上帝，欧洲人基本上采取了唯心思维方式，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人相信上帝、唯心论思维方式比无神论、唯物论思维方式更方便、更有效、更有说服力。
在有神论里：尽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怜悯自己所造的人类，就亲自动工介入人类，将其圣洁的、长阔高深的爱奉献给人类，填补人类心灵的空虚无聊，直接“丰满”人有限的理性。
有神论、唯心论思维方式第一个方便是，既然科学是有限的，人不能证实“无神”，倒不如相信“有神”。既然已经有神了，就不用造神了。你要知道，人造神非常折腾事，也非常折腾人。
第二个有效是，既然承认人的原罪、理性有限、人是自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建立起来就比较符合人性，并非我们说的“以人为本”，更不是钟南山的“以好人为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赤裸裸地自私地满足“有限”的人的欲望。你“以人为本”，最后可能就是“以我为本”。
第三个有说服力是，既然承认人是贪婪的、自私的，建立法律制度、法治管理、新闻监督和议会政治，就容易些，因为人是要被管理和监督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在有神论那里：是上帝委任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不承认这些“方便”，你就会认为“人本善”、人全能、人万能，“人定胜天”，你就会“无法无天”。你是人，“三个代表”都能说出来了，还好意思坚持自己是“唯物”？
“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的误读误解，至少坑害了八代中国人。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学习、进行的“院系合并”，其实只是小小的折腾，几十年过后再折腾回去，算不了什么，反正五十年代折腾，九十年代反折腾，2009年开始“不折腾”就行了呗。
“存在就是合理”在文革期间发展到巅峰，被人篡改成“需要就是合理”“造反有理”。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进行的“教育改革”恐怕是误读误解了黑格尔的哲学。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开门办学”“校办工厂”中过来的。十几岁的小孩，该长知识的时候，不读书，被强迫养猪。
我左脑里还留存《决裂》电影里的“马尾巴的功能”和“手上的老茧”，右脑在阅读吸收刘永行传记，有限理性感叹：我若真的会养猪，成了养猪专业户，也行。
我从主教大教堂一路走来，到达黑格尔故居，站在黑格尔面前，我问黑格尔，我这现实存在的左右脑发生了什么？
黑格尔说，我只能告诉你，你不是刘永行。你为什么不是刘永行，我无法回答。
写于2009年1月9日，德国班贝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