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圆领汗衫在香港的奇遇(2)

在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中成长。“豆渣包子”稚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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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样打扮才得体?随乡入俗,打扮得港气一些吧,不行!再港气也轰动不了香港,人家摩天大厦,立体交叉腻味了,我想起去年在桂林,参加喜剧电影座谈会的情景。我坐着豪华的游轮游漓江、阳溯,感到新鲜惬意。可是外国人和港客不这样,他们雇着“刘三姐”的小小竹排,戴着斗笠,打双赤脚伸进漓江水里,感到新奇有趣。也难怪电影《黄土地》在大陆不叫座,却轰动了香港,人家对于那漠漠的黄土,原始的信天游,古老的婚礼,麻木的感情,对于落后、闭塞、愚昧感到新奇。

我们的感觉跟人家翻一个个,我们拼命崇洋,人家爱土,在中国,古老的戏剧发生“危机”了,人家可来劲,那外国的女大学生戴着眼镜穿龙袍照相,扮演杨贵妃醉酒呢。

我决定以土取胜,还是穿我的三十个夏天一贯制的白圆领汗衫好:得体,自在,凉快。时值最热的酷暑,天热无君子嘛。

在深圳下车,在海关的候检室等待过关,一看前后左右,全是一色港式打扮,唯有我特别打眼,鸡里头插只鸭。

听人家说,过海关是怪吓人的,尽管你没有走私贩私,私带古玩字画、黄金白银,还是两脚打战。而我,一看我这白圆领汗衫,人家一扬手我就过去了,大概我不象个不法分子,刚才脸红了一阵,这会浮起得意的微笑。

过了九曲弯回的罗湖桥,便是另一种光景。我们的海关人员注意的是物,而那边穿着英国制服的海关人员却注意着人,他们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你会不会是冒充一个什么关系混过来的,而且会赖在那里不肯回来。因而,我这身打扮就仿佛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的白圆领汗衫,我意识到不祥之兆即将到来。

我坐在拥护封闭的候检室等待着,整个房子里的人保持了安静,注意地听着从候检室侧的一排小屋里发出传呼,然后挨个地被召到那小屋子里听候盘问、“审讯”,好容易轮到了我,走进号子里去。

看来,那是一个海关的官员,他拿出一张英文的表格叫我填写,并且问我:“你能说英语吗?”

我说:“我习惯说国语。”看来他也是个中国人,怎么领了香港总督的薪水,就忘了中国话呢?我有点生气。

他又问:“你能说广东话吗?”

“说普通话吧!”我憋着一口气。

看来,他没有犟过我,只好说:“那么,请原谅我用不流畅的国语,跟你对话吧。”

对话很简单,你到香港干什么,亲属姓什么,叫什么,住哪里,电话号码是什么。

其实,我在表格上都填写好了的,通行证也标明了我的合法身份。可他仍然这么问,仿佛那些文件是检来的。

问完了,我又出外等着。我知道,这是向我去的地方通电话,看我的对话是否实在,而且叫我的亲戚担保,我能按期回去,不至超过期限在香港逗留。

我感到受了辱似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受过比这更大的侮辱,但那种时候我咽下来了,也不得不咽下来。因为, 那是受我的同志的辱,而现在,我们不是同志。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整个的上午过去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烟,又在打肚皮官司。这个时候,有提篮的女人来了,篮子里盛着面包、纸盒汽水。

我问:“多少钱一盒?”

“沙门。”她只会说广东话,加上手式,我懂得是三块港币。

我问:“人民币行吗?”

“也行。”她说:“也是沙门!”

“哼!我轻轻地哼了一下,负气地去打开自来水龙头。我宁可喝从大陆送来的生水灌一肚子,也不愿我们的货币在这儿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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