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浙江干校留校工作后，一开始分配到一部五班担任分队长，干了一期（三个月），又调到二部十一班担任第二组织干事，即青年干事，负责班内的青年工作，兼任全班的团支部书记，这个班的班主任张纯（朱平）、副主任渠玉九、第一组织干事王兆茂都是南下干部，教育干事何竹银、行政干事鲍福元、会计郑鹤舫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这时已取消分队长的职务，因为分队长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由于班内有两个组织干事都姓王，不易区别。王兆茂很胖，班内干部都称他“王大胖子”，简称“王大”。于是教育干事何竹银便给我取了一个绰号“王二码子”（源自浙江俗语：“不管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码子？”），简称“王二”。我气不过，反过来也给他取个绰号“何大炮”，因他性情比较急躁，喜欢抢着发言乱放炮。后来这几个绰号都传开了，我到了浙江行政学院教研室，室内教研人员也都叫我“王二”。其实我在家中兄弟二人，排行正好也是老二，称为“王二”倒也讲得过去。
随后，我又调到四部二十五班。这个班住在“紫竹林”庵堂的斋房。班主任徐涛，组织干事李子安，行政干事钱绿卿，我改任教育干事。不久又调到二部十三班任第二组织干事。这个班住在下天竺法镜寺的斋房。班主任郁林、组织干事孙允朴、教育干事黄紫、郑永年、行政干事钱绿卿。在那里一直干到调入校部教研室，总计在班里工作先后有三年左右。
在干校“脱产”后，过起了供给制的生活。首先领到了灰色的军装和军帽。每月还可领取由“半斤猪肉、四两黄烟”等物品折价而成的旧人民币几万元（合新人民币几元）的生活补贴。吃的是班里的大锅饭。我们班干部都是“大灶干部”。县团级干部可吃“中灶”，地厅级干部可吃“小灶”。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在生活待遇上的差别，主要的便是这一点。那时上下级干部之间是真正平等的同志关系。冬天在房间里点燃一个炭盆，班里几个干部围在炭盆旁边烤火，有时汇报情况、研究工作，有时学习文件、展开讨论，有时海阔天空、谈心扯家常，有时还搞起“撇兰”的玩意。所渭“撇兰”，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几根线条象征兰叶，线条下端由一人秘密写上出钱的数目（一般是旧人民币５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币５角、３角、２角、１角等等），其中有一根线条是“跑腿吃白食”。写好后遮住线条下端，然后各人分别在线条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最后剩下的一条便归“谜底”制造者。谜底揭晓后，各人按数掏钱。吃白食者并不轻松，他得跑腿采购。好在小店就在班部旁边，花生米和山核桃当时都是每斤旧人民币４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币四角钱），凑起来的钱可以买到两大包。炭盆上放搪瓷杯可以烧开水，泡上价格低廉的龙井新茶，边吃花生米、剥山核桃边谈天，其乐也融融。
那时星期天放假进城逛街，也花不了几个钱。早晨上城和傍晚回校都有校车免费接送，那是一辆没有座位的大卡车，可挤站七、八十人。也可走几里路到灵隐公交站乘坐公共汽车上衔，票价单程不过旧人民币１２００元（合新人民币１角２分）。上街前先向校方领取饭券和洗澡券。一张饭券价值旧人民币１１００元（合新人民币１角１分），到指定的饭店可付券再加付旧人民币２００元（合新人民币２分）吃一碗阳春面，便解决了午餐问题。凭洗澡券到指定的澡堂洗澡不用另外付钱。到电影院花旧人民币２０００元（合新人民币２角）看场电影，再到书店看书。那时书价很便宜，特别是旧书店出售的旧书。记得曾在一家旧书店看到收有全部四书五经的一本很厚的旧书，标价仅旧人民币３万元（合新人民币３元）。我觉得这些老古董没用，又嫌价贵，没有下决心买下来。后来研究理论写文章需查考四书五经时，方感后悔莫及。直到文革后花了将近４０元，买来一部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才弥补了这个遗憾。
那时浙江干校的学员对象主要是“留用人员”，也有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要在几年之内，把全省的“留用人员”，包括留用的教师都轮训一遍（当然不光是参加浙江干校的轮训，各地区干校的轮训也包括在内）。轮训的要求是改造思想、弄清历史，用学员的话来说，便是“到干校洗脑筋、放包袱”。“留用人员”一般旧思想较严重、顾虑较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有一定的疑虑。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认识，检查和批判“三敌思想”（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封建思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等）和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取得较大的教育效果。不少学员离校时反映：“干校三个月，胜读十年书。”“今后要轻装上阵，脱胎换骨做人！”如浙江干校第九期利用１９５２年暑假轮训了全省中等学校教职人员３８７８名，其中教员３０７０人，职员８０８人。据一份工作总结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学员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领会了党的政策，消除了怀疑和不满情绪，愿意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明确了新中国前途和人民教师前途的一致性，树立了主人翁思想，愿为人民教育事业而努力。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自觉交代了贪污行为，计贪污旧人民币百万元（合新人民币百元）以下的７８１人，贪污旧人民币百万至千万元（合新人民币百元至千元）的５８人，贪污旧人民币千万元（合新人民币千元）以上的１人，共８４０人，约占经手过经济的９２５人中的９０％。在批判“三敌思想”的基础上自觉交代了政治历史问题，揭露了危害人民的行为。新坦白政治历史问题的５００人，占学员总人数的１２．９％；补充坦白政治历史问题的７９７人，占总人数的２０．６％；新坦白和补充坦白人数合计１２９７人，占总人数的３３．５％。全校学员３８７８人中，已基本弄清政治面貌与政治历史情况的３６２９人，占９３．６％（其中７９９人没有问题，占２０．３％）；未弄清问题的２４９人，占６．４％。我在这期学习的交代历史阶段，看到一个老教师填写的履历表中有一段空白，又听组内的积极分子反映这位老教师近几天行动失常，思想斗争激烈。我便找这位老教师个别谈话，动员他打破顾虑，放下思想包袱，并点明要他着重考虑履历表上那段空白的历史。他听了十分紧张，回到组里便交代那段期间自己在外省当过伪法官，填履历表时有顾虑，不敢填上。象这类通过个别谈话帮助学员交代问题的事例还有不少。我在这段期间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时态度比较急躁，帮助不够耐心，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甚至与谈话对象形成“顶牛”局面，影响思想问题的及时解决。二是在对学员写鉴定意见时存在宁“左”毋右、宁严勿宽的思想，唯恐漏掉有政治历史问题拒不交代的人，往往在鉴定意见上挂一条“尾巴”，说某某问题还不够清楚，需进一步审查。这样，在该学员回原单位后，便会成为“政治历史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人”，影响单位对他的信任、使用、提拔和入党、入团。后来我参加浙江行政学院的审干工作，在审干对象的档案材料中就看到不少这类挂“尾巴”的鉴定意见，大抵是省、地、县各级干校或学习班的干部轻易写上的。如不经审干调查弄清问题、消除疑点，怕会影响他的一辈子。当然确有问题隐瞒，在审干中被查实，或者自己主动交代，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这是极少数。
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进行的“三反”运动中，浙江省级机关各单位曾将不肯坦白交代的重点审查对象送到浙江干校学习。那时的贪污分子被群众称为“老虎”。贪污旧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贪污旧人民币五千万元以上者为“中老虎”，贪污旧人民币一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在“三反”运动中，通过群众检举揭发，本人坦白交代，使这些贪污分子落入法网，便叫做“打老虎”。帮助重点审查对象坦白交代问题的学员被称为“打虎队员”。那时我在二部张纯那个班里工作，也接到“打老虎”的任务。班里分到１０来个重点审查对象。等他们刚到班里，全班便召开学员大会，由各组的“打虎队员”当众将这些“老虎”一一领走。在组内首先“批态度”，打掉“老虎”的“虎威”。接着“追问题”，各组花样百出。有“挤牙膏”式的，“挤”一点，讲一点；有搞“疲劳轰炸”的，不交代问题不准休息；有揿头皮、站板凳的。不少的组内发生“逼、供、信”甚至变相体罚等违反政策的情况。当时虽然搞出一些贪污问题，但有些是假的，不久就推翻了。事实证明，用“搞运动”、“打老虎”的办法来查处贪污案件，只能造成一种令贪污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群众气氛，却不能取代细致扎实的查帐审计、调查取证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