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罗贯中的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言。这句话之后，罗先生举了周朝末年到春秋战国直到东汉末年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论断，“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之后《三国演义》洋洋洒洒几百万字，都来演绎这段“东汉分为三国，三国统一归晋”的这段历史。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对中国历史很精辟的总结。从周末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建立皇权统治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推翻皇权统治的这段漫长的中国历史（后来袁世凯做的那83天皇帝就先不算了），都是在分分合合中度过的。
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分与合，都只是对某个时期政治情况的描述，并没有揭示造成分与合的原因。要想了解造成分与合的深层次原因，得做相当的研究工作。第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只是对某一段历史的事后的经验性总结，很难从中得到什么真正的经验教训来预防。虽然每个新王朝建立以后，都要修一部前朝的历史，以此来总结前朝兴盛的经验和灭亡的教训，希望自己避免同样的命运。但是每个王朝都没有真正做到过。难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诅咒？难道它只能在每个政权分裂的时候用来做心理上的安慰？第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适用于从周末春秋战国到清末的皇朝政权。但是，它对于绕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时期就不适用，或者说至少不完全适用。它对于清朝以后中华民国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用程度有待研究（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化的复杂影响），更有待实践和时间来验证。
更进一步，这里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模式（或者说趋势）是不是一件好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这种模式带来了想要得东西了吗？或者说，这是我们想要的过去吗？这种模式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或者说，它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吗？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大陆的统一政权在将来也要分开，这是我们想要的将来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又怎么样从这种分分合合的模式到我们的目标呢？
第一个关于“过去”的问题应该好回答。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他们都知道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伴随着无数的流血与杀戮，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无数次对道德规则和中华文明的践踏和毁坏。几乎每一个新政权都是以暴力的手段取得统治地位，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局部有所进步却在关键地方换汤不换药的新的系统，直到被下一个政权所取代。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决不愿中国从任何的层面上陷入分裂的地步，而希望中国永远的稳定和强大，自己的生活永远的富足和幸福。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愿望。问题是，愿望不等同于现实。几乎任何时候的老百姓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过去无数残酷无情的事实却总是将这些愿望无情的粉碎，将这些愿望变成一个似乎永远遥不可及的梦。那么，现在的现实呢？现在有没有可能将这些愿望变成现实呢？
要回答这类现实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去往往是非常有帮助。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我们无比珍贵的财富，这决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每到关键时候，她就显示出无比的力量和价值。对于上面的问题，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的趋势，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政治体制的分析，也将从深层次的角度揭开分与合的奥秘。
对于这方面的分析，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的《品三国》的第49集《天下大势》中有过精彩的讲述。易先生将“西周封建”、“秦灭六国”和“辛亥革命”列为中华文明史中三个划时代的事件。这里简单介绍易先生的分析，具体的细节请去读他的书或者听他的讲演。西周封建时期，采用的是分封制，其政权体系由天下、国、家组成，其贵族统治者由天子、国君、大夫和士组成，这些统治者按嫡长制确定，而且都是世袭的。秦灭六国后，采用的是官僚任命制，所有的国和家合而为一，其统治者由皇帝和他任命的官僚组成，官僚是任命的，不再世袭。
易先生介绍完这些，就去讲他的三国去了。（想想易先生也不容易，在讲《东汉风云人物》的时候现场演示了“避席”这个东汉末年的礼仪，出于讲解的需要，有个跪在讲台上的动作，便承受到不少压力，以至于在正式的视频中这段被剪切掉，以至于在《拷问易中天》这个采访节目中易先生都不愿讨论这个话题）。这里却可以更进一步来分析。为什么秦的系统比以前好？关键是取消了以前官员的世袭制，代之以任命制。为什么从秦到清的王朝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官员世袭制的取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什么秦和秦以后的皇朝摆脱不了分分合合的命运？因为它们都保留了皇帝的集权制和皇帝的世袭制。集权制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使得皇帝无法受到制约和监督。最高权力的世袭就无法保证选出的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无法保证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而社会矛盾在长达几十年到数百年累积后的集中爆发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曾经强大的王朝。
为什么辛亥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在中华历史上取消了皇帝的世袭制，代之以选举制；取消了皇帝的集权制，将权力分解为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辛亥革命后，帝制彻底从中国政治舞台消失，这点可以从袁世凯的倒台看出来。皇权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消失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思想却远远没有消失。段祺瑞政府不愿恢复《临时约法》，蒋介石政府中选举成了形式，1949年以后再相当长的时间里高级领导是终身制。从孙中山以后的政府都没有在制度上真正体现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现在的政权实现了在一个执政党的框架里最高领导人的合理更替，中共第三四代领导权力的平滑过渡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毫无疑问在权力交接上取消世袭制上历史的巨大进步。不过，在权力监督和制约上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顺着这个思路推下去，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全民选举和从制度的层面上实现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那时，国家的权力将由全民选出的国家元首来接手。而这个国家元首将跨越党派和社会阶层；那时，国家的权力将彼此监督与制约，而不会集中到一个人或团体手里。
以上是从历史趋势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从现代社会的特点来考虑问题，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要求是分工与合作。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人甚至团体都无法精通所有的领域，这就要求分工与合作。从两个人的家庭、几百个人的企业到整个社会政治系统都要分工与合作。在政治系统的分工，就是要将权力分解，让他们互相监督和制约；而其合作，就是让分开的权力能够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够为人们带来自由、幸福和快乐，为国家带来长久的繁荣与强盛。换句话说，分，不是随便胡乱分，其着眼点是分开后能够合在一起，分的目的是合；要做到合在一起能有效，就必须分，合的手段是分。实际上，现在的种种问题都体现在分和合两个方面，都可以从这个分与合的框架来分析、解释和解决。所以，天下大势，合即是分，分即是合。
现在有了分与合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在分的时候考虑合，反之亦然。但是，在具体作事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原则往往是很不够的，需要有更加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方法来指导。第一个方法，就是科学。成功往往来自于对科学规律的把握和实践，违反科学的规律则注定要失败。问题是，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学的规律在实践中往往不能很明显的发掘出来。这时就要用到第二个方法-民主。遇到争议性强的问题，要在遵循科学的程序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解决争议。即使这样，仍然会出问题。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以100%的投票率通过了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结果直接导致前苏联进入战争的深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个原则，是信息的公开、公正和公平，也就是媒体和广大群众的监督。这样将促进决策的透明化。但是媒体总是去追逐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群众也只是关心当前热点话题。“狗咬人不是新闻，人要狗才是新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被狗咬的人该怎么样保障自己的权益，这就要用到第四个原则-司法的监督。司法是弱势群体保障自己应得权益的锐利武器，是政治框架内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最后屏障。这四个原则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分与合的完美统一，实现这个系统的最终价值，那就是全体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快乐。
而要真正实现这些目标，要纵向顺应历史的潮流，横向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一步一步地加以实现。而这，需要很多代的中国人不停的努力。这些话题，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涵盖的了。（读者如果感兴趣，敬请关注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