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光焰：评电影《别人的生活》
廖康
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 Das Leben der Anderen 用字幕告诉观众，故事始于 1984 年。熟悉西方文学的人自然会想到英国作家奥维尔 George Orwell 的政治寓言小说《 1984 》。奥维尔从共产主义的迷津中走出来以后，用小说描绘出一片可怕的未来社会的荒原：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受到老大哥的电子监控，“自由、民主”等词汇已经从所有的书和字典里摘除出去了。对人类以往生活的遥远记忆和外来的、模糊的异端概念是烧毁这荒原的星星之火。《别人的生活》用写实的手法让我们看到，东德在 1984 年已经多么接近奥维尔描绘的那个荒原了！然而，电影也向我们展示，在漫漫长夜中，人的良知可以闪出光焰，让普通人从平凡走向伟大。在集权统治下的东德，曾有 20 万人在 国家安全部 Stasi 工作，监察自己的同胞，监察 “ 别人的生活 ” 。剧作家 德莱曼 Georg Dreyman 一表人才，他真诚地相信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 本来没有受到监察，但 文化部长汉普夫 Bruno Hempf 因看上德莱曼的女友，妩媚出众的演员 茜蓝德 Christa-Maria Sieland ，而下令 监察他们。嗅觉极其灵敏的 格鲁贝茨中校 Anton Grubitz 也怀疑德莱曼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便安排他最精干的下级威斯勒上尉 Gerd Wiesler 执行此任务。
威斯勒是个不起眼的普通人：小个子、半秃顶，不苟言笑，衣服扣到领口，居家布置单调、冰冷，饭食简单，他的生命几乎完全献给社会主义工作了，就连基本的生理需要也不过找个妓女解决一下而已。他当然也看不惯风度翩翩的 剧作家 德莱曼，但是在 监察中，他非但没有看到 德莱曼有什么不忠不妥的行为，反而了解到 文化部长汉普夫 的丑恶，了解到女演员 茜蓝德对 德莱曼的真情和她不得已而委身求全的痛苦。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人不可以没有同情心，不可以没有良知，只要良知未泯，他就仍是好人，就可能做出超越其意识形态的好事。这电影主要就是展示威斯勒在看到真相后的变化和作为，他的表演丝丝入扣，那绝少表情的脸和近乎冷酷的蓝眼睛逐渐融化了，闪现出良知的光焰。他极为有限的肢体语言也将这变化，在不动声色中惟妙惟肖地体现出来。
德莱曼也有变化。他是成功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受益者，本可以平静地享受他的名声和安逸，但他同样良知未泯。他的好友，导演雅斯卡 Albert Jerska 上了黑名单，七年不得工作，他为 雅斯卡求情，甚至用善意的谎言来鼓励雅斯卡。但这位导演终于忍受不了横遭批判和不能从事艺术工作的痛苦而自杀了。德莱曼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勇敢地写出东德是除匈牙利以外，欧洲自杀人数最高的国家，但政府掩盖了这一事实。他与其他作家配合，用专门的打字机和特殊的红墨带打写，并设法让这篇文章在著名的西德杂志《明镜》 Der Spiegel 上发表。当然，这一切都被监察到了，故事如何演变，我留给读者自己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 威斯勒在监察过程中，从德莱曼家中拿走了一本 布莱希特 Br e cht 的著作，电影中还有他仔细阅读的特写镜头。布莱希特有关舞台艺术的间离效果理论对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威斯勒监察别人的生活也许就像看戏一样，有更多欣赏冲突的喜悦，而少些体验冲突的烦恼，更易于在间隔中看到美。当然，他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更大，因为他不仅欣赏美，还要维护美，保护善。
以前，我看到假丑恶一时得势时，曾写过一首小诗：
有时 ……“ 真 ” 是一个幼稚的姑娘， “ 美 ” 是多情动人的女郎； 但温良敦厚的大哥 “ 善 ” 哟， 却不知怎样使她们欢畅。 于是来了花花公子 “ 恶 ” ， 披着 “ 假 ” 的衣衫，揣着 “ 丑 ” 的心肠； 把 “ 真 ” 和 美 ” 诱惑到身边， 剩下 “ 善 ” 一个人在街上彷徨。
昨晚看了 《别人的生活》后，很受触动，觉得这首诗可以改写一下，表现真相唤醒良知时可能产生的善行：
“ 真 ” 是一个执著的姑娘， “ 美 ” 是多情动人的女郎； 但她们的大哥 “ 善 ” 摔倒了， 无法带 “ 真 ” 和 “ 美 ” 起舞欢畅。 昏暗的舞厅中来了花花公子 “ 恶 ” ， 披着 “ 假 ” 的衣衫，揣着 “ 丑 ” 的心肠； 虽然他将 “ 美 ” 蛮横地占有， 但 “ 真 ” 扶起 “ 善 ” 把头颅高昂。
《别人的生活》生动地让我看到，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只要良知尚存，人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也让我想到，无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还是普通干部，甚至一般的行政人员，都可以，而且都做出过正确的选择。不要用 “ 身不由己 ” 来为自己开脱；无论你身在江湖之中，还是庙堂之上，你总是有选择的。而且你的选择可以改变事件的演变。赵紫阳不惜丢乌纱帽，做出了人道的选择。虽然少享受了十几年的权威，却让世界听到了共产党内不同的声音，赢得了万世英名。邬书林，这么好一个名字，可见他父母曾对他寄予什么样的希望，但他却选择扮演穷凶极恶地推行 “ 因人禁书 ” 这样一个角色，因而被钉在当代的耻辱柱上。正面和反面的先例很多，为那些还没有面临选择的人提供了榜样。看过这影片的人，更应该知道世界人民的喜恶。
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指在威逼下不得已所做的事情。在电影里 茜蓝德被迫出卖了男友，但 很少有人会指责她，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都做烈士 。然而，当我们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时候，做什么，怎么做，是积极地为虎作伥，还是尽可能地抵制暴政，那就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二十年前，我有个好友，声称在社科院工作，但我所有其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都和他不在一个部门。有一次，他拿来个录音让我帮助破译，我听出来他们说的是：
-- I love your breasts where they are.- - What do you mean?- - I mean, if they are on someone else, I may not love them so much.
我再三问他从哪里得来的如此隐私的录音，他终于告诉我实情，原来他做的工作与 威斯勒一样，他在监察与外国人有染的同胞。所幸他也深以为耻，经常消极怠工，后来终于得到机会出走了。他宁可做最普通的体力活儿，自食其力，也不肯再干那害人并侮辱他自身人格的工作，尽管那可以给他带来很多特权。为此，我深深敬佩他。相反， 1984 那年，一位颇享盛名的教授无论如何也不准我和一位美国老师教 奥维尔的小说 《 1984 》 。其实，即便教了，也不会给领导带来任何麻烦，因为领导们甚至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为此，我对那位教授的尊敬便打了折扣，有那么多人回忆往事，我只字未写，因为我无法回避那一笔。
电影快结束时有句意味深长的台词。柏林墙倒塌后， 德莱曼两年来没有作品问世，由话剧作者变为观众。前文化部长汉普夫不无讽刺地对他说： “ 现在没有英雄了，你也没得好写了！ ” 苏联解体后，美国日裔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 “ 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 后来还扩展成书，详论黑格尔所定义的历史 -- 人类为争取自由及平等政治权利的过程 -- 胜利结束后，普通人过上平常的日子，没有专制，也没有英雄，一切都落入平庸。真是这样吗？ 德莱曼从汉普夫那里得知自己曾受到 监察 ，在追查自审那段生活时，他看到黑夜中曾经有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在闪亮。而且这个人始终默默地承受着他那个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让德莱曼在平凡中看到高贵，他知道该写什么了。
《别人的生活》以两句看似极其普通的对话结尾。无论 威斯勒 的回答是有心，还是无意，那一语双关对看电影的人都是明白无误的：
书店伙计问： “ 你要礼品包装吗？ ”威斯勒回答： “ 不，这是给我的。 ”
定格。主人公淡出银幕，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观众面对的虽然不是作者、导演或演员，但还是情不自禁以掌声表达谢意。这更是人们对黑暗中那一缕良知的光焰由衷的欣赏。
2007 年 3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