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制的践踏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并没有想到彭德怀有人身权利，他的自由和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1966年，他主持党中央工作，向北京一些大学派出工作组，当工作组狠揪反动学生的时候，他不断地下达着批判、斗争反动学生的指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些学生拥有宪法赋予的思想自由神圣权利。后来，中南海也开始了造反行动，刘少奇自己被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批判斗争，他甚至也被打了，他的电话线被卡断了，他的屋子外面一夜间起了一座高墙，将他围在其中。此时此刻，他才想起了他是国家主席，他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这是他的一个进步。但是，他的醒悟太晚了。从他对别人权利的漠视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主席对宪法如此陌生。当公民遭受超越法律的迫害和打击时，国家主席没有感觉到这是违反宪法的，甚至支持着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法律成为一张废纸。法律成了遮羞布的时候，刘少奇们又怎么能希望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呢？从国家主席对法律的淡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法制意识。这正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革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是无法无天的。
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法治途径来解决政治纠纷，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程序、国家的法制程序来解决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经过人大的法定步骤剥夺刘少奇的国家主席。他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打倒政敌，搞得天下大乱。对法制的践踏使整个社会变得无法无天。文革中，对运动对象，可以任意地斗争，可以任意地抄家，可以任意地凌辱仍至杀戮。一个国家法制不全，不按法办事，结果连地位很高的人也朝不保夕，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人的权利被践踏在地，剥夺得干干净净。
三、国民素质低下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国民的素质，既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有自私、狭隘、落后、愚昧、残忍的另一面。这种落后的国民性，是造神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暴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是文革畅通无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愚昧必然盲从。文革时期人们迷信毛泽东和他的小红书，以为一读小红书就可以战无不胜。文革中全国人民要早请示晚汇报，吃饭睡觉，都要对着神像念念有词，人们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打语录战，斗私批修不过夜，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人自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虔诚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闻的封闭使人们失去了辨别真伪、辨别善恶的能力。如果把中国人换成美国国民或英国国民，他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件的指引下，会不会也会像我们那样掀起文革的巨澜呢？很有可能他们不会那么盲从，不会那么凶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国民的素质没有得到较大的提高呢？
一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积淀实在太深厚，文化无意识实在太根深蒂固。多少年来，人们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做顺民。而顺民和暴民往往是相通的。遇到狼的时候像羊，遇到羊的时候则又像狼。在别人的压迫下像是顺民，在压迫别人时就成为暴民。
二是农民在解放以后，没有成为公民，他们在合作社化后，第二次失去了自己谋生的土地，他们除了在这块土地上求生外，别无求生之路。离开了土地，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将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烟票……工人的命运在于工厂，如果离开单位，他就无路可走。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经济的不独立，人生的依附性使中国人无法独立地思考，无法独立地成为一个公民。
三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培育了恶劣的国民品格。大量的事实表明，反右运动中说真话的人很可能成为右派，大跃进年代说真话的好人很可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越左、越跟着风跑的人很可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很可能升官发财。不断的阶级斗争造就了一帮又一帮坏料，也无形之中培育一种跟风、斗人的行为模式。人们似乎都懂得，跟着批跟着斗，就有可能步步高升，至少可以保个自身平安。而说真话做真事，很可能不得安宁。国民素质渗透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它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在起着无形的作用。优秀的国民素质促进国家的创造、推动国家的建设。而低劣的国民素质则制造着混乱，扩大着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