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他们在监视着你，他们在威胁着你，他们可能让你失去工作，他们可能让你消失，12月11日请听专题报道20年前东欧共产国际各国的状况”。一个男播音员用带着磁性的低沉而宽厚的充满了神秘感的嗓音报道着这个广告，加上报道中这些毫不陌生的举动，使我马上就对这个节目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众多的人们讲述着89年前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状况和他们的经历的故事中，有一个当年12岁的西德女孩子和一个东德少年的友谊的故事非常的生动，听后使我感慨不已，还有一点黯然。为了那政治的原因而将一个国家分成两个世界而产生的巨大差距而嘘息，为了两个儿童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却是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命运而感叹，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终结的诧异理由而遗憾。
我这里就翻译出来，让大家听听她的故事。也使经历过类似的生活的人们重新刷新记忆，更能使没有经历过的人们了解和体会一下这些全球一些国家曾有的或还有国家在继续的共同的生活和经验。
在死亡带那边的笔友
BBC 世界服务听众，富克凯塞生长在西柏林。回到那个年代，她碰巧认识了一个铁幕屏障另一边的男孩。这是她的故事。
我是在离柏林墙很近的西柏林长大的。1986年我12岁，一天我刚好在墙的边上玩看到对面有一个男孩看着我并跟我打招呼。
在瞭望塔的下面，隔着过死亡带，我们相互交换了名字和地址并且我们成了笔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没有一点风，但是我还是反复的告诉他我的地址直到他明白，因为叫个不停的狗老是打断我们。
我们保持了三年的笔友关系，我的新朋友，杰斯，和我交换了二十多封信。他的最早的一封信从来没有收到过。那封信一定是被邮政局的检查员给打开并且压下了。 6个星期没有回信，他就又发了另一封。
在这封信里，杰斯告诉我关于他的生活的每一天而我也告诉他我的。
杰斯的家很不幸就靠在边界，在所谓的“安全区”里。这里的居民被严格的监视着，每天面对着有很多的限制并且在“安全区”外面的东德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允许是不能进去探访的。从西边的探亲者或探访者更是完全被禁止的。
在东德的时间里，他住的地方一栋栋房子很灰暗和阴沉，而且很少有什么青少年的娱乐活动。他告诉我他渴望获得木匠学徒身份，而这是要由政府来集中分配的。他落选了，没能实现他想当木匠而学徒的理想。
我告诉他我和朋友家人一起旅游的事情。信中主要是用描述和叙述的手法多些，没有什么哲理上的内容。我是他唯一的一个西德的朋友。杰斯想知道西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告诉他当然我是很小心的，没有任何吹牛，不想让他因为他的境遇感觉到很失落。
这些对我了解东德的生活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有经常去探访的家庭亲戚和朋友。我的东德的表哥和我一样大。即使我们的东德亲戚和我们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至少是都能得到好的教育，和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
从表哥那知道，杰斯所处的境地大不相同，他一定是成长在一个非常艰难俭朴的家庭，读书不是很普遍的事。
我住在西柏林，杰斯住在勃兰登堡的泰爾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柏林破壞最嚴重的部分之一。两点之间现在也就是10分钟的开车的距离，而那个时候是两个世界。
两点之间的空旷地带是荒废了的铁道院落，立了墙之后，全部的火车服务全都给切断了，成了一个偌大的丛林和儿童的游乐场。我在那玩时遇到的杰斯和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东德西柏林的边界的特殊的角落是如此荒凉，刚好有一个铁栅栏。
但是死亡带正象令人恐惧的描述的那样：从东德这边看它由铁丝网所组成，凶猛的德国牧羊犬引导的经常出巡的车，战壕，瞭望塔坐落在开阔的延伸的主道上，塔和塔之间复盖在射程范围内，然后又是另一层的铁丝网的围栏，最后就是墙。埋藏在死亡线上的地雷不是致命的地雷，但是一但点燃一个，会引起塔里的士兵的注意，他们都被命令开枪杀死任何的向西柏林的逃亡者。
一天，杰斯让我大声的喊出我的名字和地址，当时并没有感觉害怕。在瞭望塔里的边界士兵站起来，我甚至不确切他们事实上引起了注意。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能枪杀在死亡带外面的人，有些依然是禁止喧哗。
1989，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天，杰斯来看我了。那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刻。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安静。我能够感觉到他因为我的家和周围的富裕感到了压力。我非常的失望他不想我去看他。他因为他家的贫寒和贫困地区的环境感到很尴尬。
在年底之前他来探视我了两次，我们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合子，里面装满了圣诞节的礼物，他既高兴又很因此而感到局促不安。那里面装着有我们经常寄给东德的亲戚的巧克力，咖啡，和曲奇饼干等。
然后他说他不想我去探访他的家并且永远不要再写信给他或打电话给他。
多么的讽刺：我们的友谊在政治上分离时维持了三年，却最终被破坏了因为感知到了社会经济上的不同。
1990年新年前夕，我的家庭和我的东德亲戚一起庆祝，那是第一次他们都可以来访问我们。那是一个非常高兴和兴奋的时刻。在一起我们走在了勃兰登堡的大门下并且都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