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象得坚强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了不少research, 姐姐也发了好几篇相关的文章过来。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是最常见也是治愈率最高的一种。及时的治疗和规律地检查,大多患者可以象正常人一样生活,25年的死亡率大概是8%。25 年呐,我可以看到小尾巴大学毕业,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看到他的婚礼。 少数患者见转移到淋巴,肺部,甚至骨癌。医学界甚至有对完全切除甲状腺的争议,认为这样反而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几个risk factor 看下来,我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我没有落在那一头。同时,两次手术如果隔得太近,肿胀和“受惊”的腺体组织不能使手术结果满意。我已经在上一次手术中被切除了一个甲状旁腺,这是身体控制钾的总部。好多姐妹流产就是钾的问题。我不想再冒险了,尽管我的医生给了我所有的报告,我还是希望我的外科医生和肿瘤科的医生能有更好的沟通。我们甚至查了丹麦的相关治疗,得知是和北美一样的程序。我一位来自欧洲的同事(以前是在欧洲的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话 , 让我坚定了去丹麦治疗的决心:“Healthcare is business here, you get the real TREATMENT in Europe”。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依据,为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早一天,不,早一分钟,把我的小尾巴抱在怀里。
我的决定:老公按计划去丹麦,我尽快处理完加拿大的琐事回国,去丹麦做剩下的治疗。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先说服了老公,然后是妈妈,她承诺如果我需要,她可以回国甚至跟我去丹麦。送走了老公,我开始着手卖家里的一切东西。我们的condo是我们俩还是学生的时候买下的,一直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幸运,我硕士毕业后很快找到工作(很冷的专业),想要宝宝了很快就怀孕了。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俩个人一件件选的,还有小尾巴从小到大玩的玩具,穿的衣服。不舍得,曾经幻想过小老二穿着哥哥的衣服的样子,现在,所有的回忆和幻想,只有舍弃了。
不幸的是,金融危机下,房子卖不出去。小小的一个家:三个人在三个大洲,时差是6+6个小时。我吃早饭的时候老公在吃午饭,小尾巴在吃晚饭。下班后和撑着不睡的老公聊几句,期待小尾巴起床,看小人在那边玩,现在他不哭了,可以和我打完招呼就玩,长高了,不说英语了,每天爷爷奶奶都会告诉我小尾巴的新本事。欣慰的同时,心脏也在紧缩:I just a listener, I am not there.看着越来越空的房间,焦急地期待回去的心情,我开始失眠了。吃了处方药也不管用,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开始长痘,体重下降。老公看着我一天天憔悴下去,后悔得不行。有一天,奶奶当笑话讲给我听,小尾巴看到和我年纪相仿的姨妈就叫“妈妈”,心里象被重锤打了一下,连嘴里都有了隐隐的血腥味,“去TMD!”我不管不顾地把机票订了,房子就扔给AGENT吧,卖不掉的家具也不管了。心情好了,老公也飞回来帮忙处理。终于在和小尾巴分开11个星期以后,我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巴巴儿,妈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