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
三年后，我回到总部，和西妮卡同属 ‘中央直属机关’，又面临10年前的同样问题：要不要参加‘影子内阁’。仗着已是老工作人员，这回，我连一次都没有去敷衍。不料半年后，一场风暴平地而起。原来，芬兰有法律，国家机关的任何永久位置，在聘人做了半年后，要再次向社会开放，公平竟争，没人争得过，才签正式合同。我拿的正是大学永久位置，却混混沌沌，更本不知道有这规矩，一门心思在考虑怎么改革很多明显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的老教授已退休，移到美国去做教授了，因为在那时，芬兰最高退休年龄是65岁。我那贵族教授健康的很，每周打网球，腰板笔直，思维敏捷，步伐犹如年轻人，但也不得不退休，去了美国另打天下。接任的女教授也是医学遗传界的泰斗，但她正在美国身兼数职，要一年多后才能回来。老教授的第一批弟子，已成长为各学科的带头人，有些已有副教授或教授头衔，但从大学的官僚眼光来看，应该先安排比他们年纪大的。于是我们得了一位代理主任，离退休还有一年。他少一事好一事，睁一眼闭一眼，坐在这个他不熟悉的位子上，舒舒服服地等退休。当头的一无能，下面必定翻天，象西妮卡这样的厉害脚色，那能等闲视之，我已听了她不少抱怨代理主任的话，也难怪她，科室确是前所未有的混乱。
一天，代理主任约我谈话，我很高兴，他终于想到了我。我认真准备材料，要向他显示接管工作半年来的成绩。一进门，还没坐稳，他劈头就问 『你能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吗？』我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看我坐在那里，不说也不动，只好自己说起来：大家对你意见很大，你不负责任，云云。我说，请拿出证据。他说，西妮卡说....... 。我这才知道，她在主任面前告了我不少状。我当然要辩解，说明她所说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有事实影子，但那是我的改革措施，不是不负责任，我给他指出，什么什么不合理，作为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人，你觉得应该改吗? 那主任说，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大家没有意见。谈话不了了之。
但是，我的正式合同也被悬在半空。我打听到了，原来外面有人要争我这个位子。既然当头的如此无能，我只好自己打‘保卫战’了。此时，那批和西妮卡一起喝咖啡的人，见到我讪讪的，打招呼都不自然 。保卫战打到六月中，还没结果，我觉得自己已经 做了所有能做的，结果就交给上帝吧，于是自管自休假去了。三周后回来，秘书来找我，那讪讪的样子没有了。她拿出合同的副本，说，我不在时，她代我在永久合同上签了名，因为六月底一定要通报大学，我当然连声谢她咯。后来知道，代理主任不敢贸然踢掉我，但也不敢得罪另一个更厉害的，最后他让一批少壮派学科带头人开会决定。会议上，意见一边倒，要把我留下，并认为西妮卡也 是位好工作人员，没有恶意，只是两人性格不合、观点不同而已。
影子内阁成员的态度很象我在国内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在文革初期, 我因贴大字报被批，同班同学们见到我讪讪的，打招呼都不自然。当然，在中国，事情没有到此了结。后来风声紧了，连招呼都不打了，坏一点的，跑到指导员面前添油加醋，落井下石，最后没事了，那最早跑来和你套热呼的正是那下石最重的。
芬兰人，中国人，人性何尝不是一样的！芬兰人的人性不比中国人好，乃是制度比中国好。好在没有政治搅和在学术里；好在教授们能申请到经费，不是靠势力，乃是靠学术实力；好在制度民主，任何雇员都有工会作后盾，保障权利。
